提要
笔者通过实践,对先秦青铜器上铸造的阴纹铭文的制作方法进行初步论证。
关健词:曾侯乙编钟、青铜器铭文、 陶范法、 失蜡法、 漏铅法
—、问题的提出
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科技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65件编钟上所铸两千八百二十八字的铭文(1),其文字之优美,线条之流畅,深为海内外专家所称誉(图一)。
这些编钟以及上面铸造的铭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人们普遍认识是陶范铸造。但实际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创作的铸铜专家所言:“以今日之技术,用陶模法制作可与殷周青铜器之优品相比美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2)。历代至今仿制的青铜文物,稍微好一点的几乎全是采用熔模铸造。铸造业内人士都知道,翻模铸造的铸件表面光洁度,尺寸的精密度和复杂的程度较之熔模精密铸造均远逊之,也从未将任何一种翻模铸造归纳到精密铸造范畴之内。遗憾的是,陶范铸造恰是翻模铸造中的一种。同样如此,那些铸作成形的青铜器铭文,笔划精细流畅、字迹清晰、字口锐利的阴纹铭文是如何制作成形的,也随之成为了一个谜。这些看似对制作工艺要求不高的铸造铭文,两千年来却困惑着所有作伪者,即使是千方百计他们也难以逾越这一道槛,因此只有采用錾刻、腐蚀,甚至万般无奈拙劣到不惜将真铭残片镶铸伪器上作假无计可施的地步(3)。于是青铜器铭文迄今仍是鑑定古铜器真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之一。
查阅有关资料,谈及铭文字面的研究颇多,至于这些铭文是如何制作的则涉及甚少,往往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不过从只言片语中也不难获知,归纳起来不外两种方法:1、模印法,2、浮雕法。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可以这么说,时至今日尚未见用陶范法将符合先秦铭文之特征的铭文铸出一个字来。顺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找出这些铭文制作的方法,并能在实践中成功地复制出符合先秦铭文之特点的铭文来,所有先秦阴纹铭文铜器的铸造方法依此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陶范法铭文制作分析
我国的先民在固体物质上文字的创作,素有阴刻的传承,因为直接刻划而成,方便明了。如早先的陶刻文、甲骨文,后来的石刻文、木刻文等,在先秦时代基本都是直接加工阴刻成文。当然我们也不能漏掉青铜器上的铸造铭文,由于那时没有钢刀(4),因而无法在坚硬皮实的青铜上錾刻铭文,当时也只能铸文。它也是阴文,字迹清晰,笔划流畅圆润,从硬笔书法的艺术角度和造字的精密度上讲,都远远超出上述几种阴刻文。如果铭文是由陶范翻铸的话,最简便的方法应如陶刻文一样直接在陶范上阴刻,其结果铸出的铭文应该是阳文。先秦铸造铭文的始出与湮灭,辗转一千多年,我国聪慧的工匠们都不约而同一反传承,弃简就繁地摒弃简单明了的阴刻技法,而采用复杂繁琐似乎可行的模印阳文或浮雕阳文,然后再翻铸阴纹铭文的制作方法,有似牵强不合情理,这并非不是一个疑问。 我们先谈模印法,所谓模印法,就是将阴刻的字模压印在泥范上的一种制作阳文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不少人通过对铜器铭文精细观察注意到“通常铭文的深度大约在0.5-1毫米左右”(5),“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6),甚至“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7)。颇有熔模铸造所独具的倒拔模的特点。也就是说,字模的字口呈直角,甚至大于直角,形似燕尾槽,没有拔模斜度,其唯一结果是,印起,模印成形的泥质阳文镶在印文中一起带出,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鉴于字模刻文深度超过0.5毫米,字口的宽度须达1毫米以上形成的坡度才能利于起印,模印阳文完整。又因为要修整拔模斜度,刻的所有笔划必须走几刀才能完成,从而致使字迹生硬不流畅,铸出的铭文宽度也要超过1毫米。在实验中我们还发现,压印出的阳文不清楚,其原因是封闭在字模与泥范间的空气产生的负压阻止了泥的进入,造成了字迹的模糊。只能用手拍打字模,在瞬间强压下将泥挤入空气排出,但也只能是相对比较清楚将字迹模印出来,原由是拔印时产生的黏度拉力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精度损耗,而后泥范在干燥过程中产生的无法控制的自由收缩还会进一步加大铭文精度的流失。这些都是熔模铸造总体精度要显著优于陶范铸造的原因所在。模印压泥深度约在0.5-1公分左右。鉴于字模只能拍打压印,它一次只能小范围模印单个字至多数字,要想随器形就字路同时模印出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者,模印压泥深度不易掌握,假如第一个字模在压泥0.5公分就能够较清楚完整地模印出字迹来,第二个字模在同样深度并不一定能,这与字模刻文的粗细深浅、笔划的多少、以及手的力度轻重都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且还不能出错,如果最后一个字印废的话,前面所有印好的字都得推倒重来。还有,模印压泥时挤出的边泥也不好修饰处理。必须说明的是,即便铭文字范是压印成形的,压印形成的凹下框痕,经过翻铸后也该是相对应的突出于器表的凸上框痕,不应仍是凹下框痕,如秦公簋铭文(8)。当然,模印效果最好的方法,是将字模朝上用泥直接压印,但压泥紧,泥与字模粘连强度随之增强。我们曾试图在字模表面抹油减低粘连强度,效果并不明显,要想从刻有成组细而深的阴文模板上将压印的泥片完整无损地揭起,同样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这些现象都与发现的绝大多数青铜铭文特点相去甚远,且工艺繁杂,效果甚差。所有这些都表明模印法不适用先秦铭文的产生。
我们再看浮雕法,所谓的浮雕法,就是在有铭文的位置上,预留一片薄薄凸起的泥层,然后在上浮雕阳文字范。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是否可行,以曾侯乙编钟铭文为范本,囿于泥质湿时滞涩和干时疏松的物理属性,我们的实验证明,就是费尽心机百般设法仍也无法对应精确地浮雕出编钟所载那怕是最简单的“乙”字铭文来,编钟铭文的可操作精密度已远远超出泥范材质本身质量可承受能力。还有在编钟位置较偏僻处,如侧鼓处,我们发现有些铭文字拙,较随意,这也是在规范浮雕中不应出现的现象。另外,我们还知道一些长篇铭文中划有精细整齐的长方形网状格线,一格一字,井然有序,它仍是阴纹,如大克鼎铭文(9),尚若是陶范翻铸,难道这些格线也有必要在范上浮雕而不直接阴刻,且不说这些格线能否浮雕得这样精致自然。其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周早期王室用作成周铃(图二)(摘自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3428" TARGET=_blank>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3428)上的阳纹铭文就己经如实反映出当时用陶范直接铸器和其铭文的真实制作水平状况。归纳其结果所能得出的唯一合理解释是,编钟铭文只能阴刻,就字迹流畅圆润而言,应是在细腻的无纹理的较软质载体上用磨尖的硬笔,较轻松自如地运笔书写,明显有别于在硬材上走刀硬刻,如曾侯乙编磬上的石刻文(图三)。
其实早在宋代的赵希鹄已注意到这些问题,《洞天清云禄集》载“三代用阴识,谓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汉以来或用阳识,其字凸,间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镌碑字。盖阴识难铸,阳识易成,阳识决非三代之物也。”到汉代以后,因先秦铸造工艺失传,一段时期里只能范铸,由于在范上阳文难作,阴刻易成,只能铸出阳铭,伪作者为仿古铭,刀刻字如石刻文,不难辨识。
综上种种分析和实验,通向陶范铸造阴纹铭文的假说都一一难以现实。种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凸现出熔模精密铸造的特点,那么我们熟悉的蜡模铸造是否可行呢?
三、失蜡法铭文制作分析
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统治阶级好古,崇尚古铜器的嗜好,我国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仿造和伪造古铜器的生产,如元代官设手工业作坊中有“出蜡局提举司”。这说明,至少在元代以前古铜器的仿造和伪造方面已经使用了失蜡法。
那么使用失蜡法铸造的铭文效果又是如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宋仿商“政和”鼎,其造型、纹饰极精,但铭文字口浅,字体模糊,整体看来形似而无神(10)。故宫藏元大德年间仿西周豆,盖内铭文不工整,模糊(11)。
从上可知,失蜡法虽然可以形似地铸造出铭文来,但从神似上仍难逃过一般玩家的法眼。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
我们知道,可熔性物质在固化过程中,都会率先凝结成一层皮,皮的组织结构致密度和强度都要大于内部的肉。就好比人的皮肤一样,如果皮不破坏,它能够密封地均匀分散承受外部的一定压力,即使在肉质较软的情况下,整体压缩,也不会出现局部受压严重的现象。但是皮破,在肉质较软的情况下,皮破肉翻处的局部,它的抗压承受能力将会受到极大损坏。蜡模铸铭的情况正是如此。蜡质软,组织结构松散,刻铭是在蜡模成形后破皮见肉,其翻起的多余蜡肉成破碎片、粉状。铸型在结壳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脱水收缩力,字口破皮处自然也就被压缩得模糊不清,换句话说,蜡模在受压状况下,对铭文精度的控制是有限的,从而致使铸出的铭文模糊,用手平摸铭文约有凹陷感。这也是千百年来困惑那些作伪者,铭文必须经过再次加工,錾刻或腐蚀才能清晰成形的主要原因。复制曾侯乙编钟证明,所有编钟的铭文都是在钟铸成后素面錾刻,才得以清晰示人(12)。其实要区分铸铭和刻铭并不难,铸铭是一次成形,皮是完整的,铭文里、外与铸器色泽一致。錾刻铭是在器物铸成后,破皮伤肉,在色泽上和耐腐蚀上都同原封皮色存在着很大差异,腐蚀铭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古铜器铭文不可能由陶范法产生,失蜡法铸出的铭文又模糊不清,那么这些实实在在的铸造铭文摆在我们面前,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制作的呢?对此我们开拓思路,认为古代铸造广泛使用的范材泥料由于材质细腻、可塑性优良、耐火度高等诸多优点,在当时情况下是无条件可选择的,但作为熔模的材料,只要是不借用任何外力作用的一般普通明火就能很方便熔化、流动的物质都可以用作熔模材料,而符合这一条件的物质在先秦时期是有的,并已进行手工业化生产很容易获得并能重复使用,它就是低熔点易熔金属铅和锡,在当时情况下是可以有条件选取的。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看法,青铜器铭文是“漏铅法”铸作。
四、“漏铅法”铭文制作分析与实践证明
所谓“漏铅法”,就是一种以软质、低熔点金属铅、锡为熔模料的综合型易熔金属熔模铸造法(13)。主要拟以铅金属为主。大致方法:用泥范分部位铸铅质熔模、组焊成形、雕花刻纹、糊泥制范、漏铅浇注这几道工序逐步完成。铅质软,用指甲即可在上划痕,青铜刀具在上走刀运笔当可游刃有余;可焊性能优良,自身就是用作鑞焊的焊料;致密度高,也就是肉结实,可以很轻松地承受泥范结壳脱水时产生的压力,使之范泥紧贴铅模.铭文精度不会受到象蜡模那样的损耗,复印效果甚佳,也就是铅模在受压状况下能够对铭文精度进行完全控制,铸出器的铭文精度可达到与铅铭不差的程度;熔点低、比重大、流动性好、在熔模漏出时不会受到滞留,熔模干净等等。该方法能够使我们的祖先在当时极其简陋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有机综合拓展地使用全部现有金属制作工艺,化繁为简地、使之不可能成为可能地生产出众多迄今仍令人望物兴叹的青铜艺术瑰宝来,先秦时代虽贫瘠但完备的土壤经过我们先民勤劳智慧地耕耘,促使了漏铅法生根、开花、结果,它所依托技术的可行性和实物的可能性在考古发现中均有案可查,一些关于古代铸造方面的难解之谜,例如编钟上“成倒刺状”翘起的龙纹(14)、陶范上“细致到能在一毫米内并列六、七条线的微雕花纹”(15)、模型无法取出的半圆合瓦形带十八个钟枚圆孔的倒拔模钟范(16)、以及铜器上的铜焊痕迹是如何得来的等等,也大都可在漏铅法中得到切实合理的解释(17),仅以对铭文精度的可行控制而言,陶范法完全无法控制铭文精度的大量流失,失蜡法对铭文精度只能进行有限控制,而漏铅法则能够行之有效地对铭文精度进行全面完整控制,具有种种陶范铸造乃至失蜡铸造所不可比拟的诸多优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检验漏铅法的可操作性和铭文特点的一致性,我们特在仿古条件下采用漏铅法的基本工艺试铸铭文样品一块,为了保证作品的原创性,我们对试铸件未作任何修饰,使之原汁原味特征明显。
准备工作,剪切13.5公分长,4公分宽,厚2毫米铅板一块,磨尖的普通大号铁钉一枚,硬度不会超过青铜。当然,笔锋可以根据不同需要磨成斜口、平口等,锋尖的角度也可大可小,字路也应有所不同,我们只是随意磨尖,未作过多讲究。操作,虽然笔者手拙,第一次以铁钉为笔在铅板上写铭,但尚能较流利,轻松自如地写出“曾侯乙、铅模、李作”七个字来(图四),其中“乙”字因为手生出现走笔斜滑现象,又重新复写。运笔适宜深度为0.5毫米,最深持笔运动深度可达1毫米。由于走笔的挤压,切开的多余铅肉向两边朝上呈锐角完整分开,若走偏锋,铅肉则向一边翘起,有字口小、底大的感觉。用手平摸,有明显的磨错感。字口宽度约在0.5毫米左右。铭写完后,漏铅浇注,最后成功铸制铭文铸件一块(图四)。
虽然我们是业余者,目前尚无条件接触有关铜器铭文,有限的感性认识仅只来自二手资料,但这更能使我们的研究如实客观,让有条件接触铜器铭文的有识之士比照分析。现将采用漏铅法铸作的铭文特征谨述如次:
1、铭文字口、字底与铸件皮色一致,完全符合铸造铭文特点。
2、铭文所有笔划皆较流利、舒展,一笔走完,没有出现滞笔现象,具有硬笔书法中运笔的写意。
3、铭文字口宽度与字底深度平均为0.5毫米,字底、字壁平滑如一,字迹清晰分明,明显有别于錾刻字。
4、铭文字口成锐角向上凸起,用手平摸,有明显磨错感,与铅模写铭手感全然一致,标志铸造精度极高。
5、铭文笔划交叉点,有明显交叉重叠走笔通道阻隔压痕(图五)。也就是说,如果第一笔是横写,第二笔竖写交叉经过翻起的铅肉形成的凹沟会隔断横写的字槽,可明显分辨出笔划的先后顺序。
我们的实验表明,在仿古条件下,只有漏铅法完全具备制作先秦铭文的唯一可能,尤其是上述第四、五特征,据笔者所知,是人们谈及铭文特征中所忽视(可能注意到因无法解释而有意回避,或其它原因)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也是陶范铸铭和失蜡铸铭所不可能具备的,漏铅法独有特征,其中第五特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周晚期青铜器师酉簋铭文中(图六)(摘自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864" TARGET=_blank>http://www.dpm.org.cn/China/phoweb/asp/moreimg.asp?objid=864)就得以明显的反映,完全符合先秦铭文之已知所有特征。由于漏铅法是一种造型精度极高的能够对铭文精度进行完全控制的无损耗熔模精密铸造,使之铸出的成品与铅体熔模别无二致,实际我们的这一证明,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们都可很方便的自行重复验证,只要有铅板一块,用尖状硬笔在上写铭,您将发现稍加修饰,会十分便捷地复制出与之相对照的古代铭文来,其具体特征亦了然一致。不仅如此,我们的实验还证明了漏铅法的可行性、铸造纹饰的高清晰性和漏铅法先秦时期存在的确实性。
如果我们不迷信陶范铸造,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仔细读研那一篇篇先秦铸造铭文,它不就是古人留于我们的“铅书铜卷”,阴纹铭文铜器的始出,标志着“漏铅法”的诞生!
摄影:湖北省博物馆 郝勤建
注释:
(1)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483。
(2)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东京?东方书店,1990年,页305。
(3)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538~542。
(4)见注3,页542。
(5)见注2,页304。
(6)见注3,页538。 (7)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二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页137。
(8)见注7,图十八乙,秦公簋铭文。 (9)李艳:〈专家解读大孟鼎、大克鼎>,《文物天地》,2004年第四期,页74,大克鼎铭文。
(10)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辩伪浅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页6,图七。
(11)见注10,页10,图一一。
(12)承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先生面告。
(13)李志伟;〈曾侯乙编钟铸造方法之我见---兼论先秦青铜铸造工艺>,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12月,页109。
(14)见注1,页477。
(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页57。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侯马陶范艺术》,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15,图版22。 (17)见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