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敏感也最关键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汉语学术界对此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甚至于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而本文则认为,所谓先秦儒学及其本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究其实,则不过在于一个“道”字;而且这个“道”,就是古已有之的所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一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二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三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12]《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十,《移府学诸生》;卷十九,《宋城县夫子庙记》。
[13]《礼记•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