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赋税，主要有二项，一是税粮，一是科差。
在我国封建社会，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因此，粮食是封建国家用赋税形式向编户齐民征收的主要物资。元代的税粮，就是指以征集粮食为主的税收；其项目在南北有所不同，北方是丁税和地税，南方则是夏、秋二税。
元代税粮制度是很复杂的，不仅南北异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此外，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存在不少错误，也增加了了解这项制度的困难。本文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索，特别着重于对《元史·食货志·税粮》(这是关于元代税粮制度最基本的史料)的记载作必要的考辨和补充。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解剖，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元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状况。

一 北方的税粮制度

元代北方的税粮制度，分为丁、地税两种。《元史·食货志》叙述北方税粮之法，大体如下：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
[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
[至元]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
上面几段记载，带给我们一连串问题。归结起来，集中到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民户到底负担什么税?另一个是，丁、地税的税额到底是多少?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民户负担什么税?
元代户籍问题十分复杂。封建国家按不同的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将全体居民划分为若干种户，统称诸色户计。各种户对封建国家承担的封建义务各有不同，例如，军、站户主要服军、站役，盐户主要缴纳额盐，其他赋役就可以得到宽免或优待。儒户宣扬孔、孟之道，各种宗教职业户宣扬天命论，对维护统治秩序有用，在赋役方面也得到优待。因此，户、地税对各种户来说是很不相同的。从《元史·食货志》的叙述来看，有几种情况：
(1)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都是“验地”，也就是按占有的地亩数，缴纳地税。
(2)军、站户占有土地在四顷以内可以免税，四顷以上要按超出的数额缴纳地税。
(3)官吏、商贾“验丁”，即按每户成丁人数缴纳丁税。元代法定的成丁年龄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可能是十五岁①。
以上几种情况，交代的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占居民大多数的民户应该缴纳什么税，记载却是含糊不清的。太宗丙申年(1236)的规定，既说“验民户成丁之数”收税，则应是民户负担丁税。可是接着又说：“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则民户纳的应为地税(以牛具计数，是按地征税的变种)。上面两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下文还有一段：“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这两句话常被人们引用作为元代北方税粮的原则。但只要认真一想，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少”和“多”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又怎么办?像这样奇怪的没有统一标准的税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行得通。
《元史·食货志》是根据元代政书《经世大典》节录而成的。《经世大典》早已散佚②，无法窥见原文。我们只能根据元代其他记载，对北方民户的税粮负担问题，作一些探索。
元末，危素曾不止一次谈到南、北赋役原则的差别。他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又说：“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③南方赋役是按土田征收摊派的，北方赋役则是按户口征收摊派的。这是元代南、北赋役根本差异之所在(当然，这里是指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户说的)。
元秦定帝泰定元年张珪等人的奏议，说的也是一样：
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④。
北方原来只征丁税(前面危素所说的“取诸户口”，实际上就是指的丁税)，中期以后，虽有变化，亦仅限于两淮、河南括勘所得田土。正因为民户已征丁税，而括勘田土又征地税，故张珪等称之为“重并税粮”，主张“除之”。
除了上面几条材料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旁证。太宗丙申年诏令全文已不可见，但保留下来的文字中有一句话，说是“依仿唐租庸调之法”⑤。唐代租庸调，正是按丁征收的。
既然北方民户负担的是丁税，那末，为什么《元史·食货志》的记载，会如此混乱呢?原来，元代北方各种户的丁地税负担各不相同，早已造成了很大混乱，以致当时有很多人已不很了然了。请看元代前期的官僚胡祗通的叙述：
近为民户张忠买到军户王赞地二顷五十亩，又令张忠重纳重税事。……地一也，而曰军地、民地；税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盖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责实，因人以推取，义例甚明。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自立此格例以来，未有并当重当者也。
近年以来，破坏格例。既纳丁粮，囚买得税之地，而并当地税。或地税之家，买得丁粮之地，而并纳丁粮。如此重并，府、司屡申，终不开除，反致取招问罪。不惟案牍繁乱，名实混淆，军民重并，使国家号令不一，前后失信。……
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随人变，非人随地变也。今日随地推收，先自先(当作食)言。合曰丁粮、地粮，随人推收，则不待解说而事自明白，政自归一。民卖与军地，除四顷之外，纳地税；军卖与民地，不问多寡，止纳丁粮。岂不简易⑥。
胡祗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地方官，他这篇文字很重要，帮助我们弄清了如下问题：(1)根据元朝政府规定的格例，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军户地在四顷以上纳地税，四顷之内免，民户只纳丁粮。这和上面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说明所谓“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是不正确的。(2)由于只纳丁粮的民户和只纳地税的军户(还有其他户)之间相互买卖土地，因而在征收税粮时出现了混乱和纠纷，往往同一户并纳二者。元世祖忽必烈时如此，到了后来，一定更加混乱。(3)由于格例遭到破坏，“案牍紊乱，名实混淆”，以登录案牍为主要内容的《经世大典》，肯定也是混乱的。明初《元史》的编者，都是一些南方的文人，还有一些理学家，他们对元代制度(特别是北方)本来就不很清楚，对《经世大典》的文字任意删削，于是就在《元史·食货志》中留下了许多矛盾牴牾之处。
为什么元代北方民户税粮采取按丁征取的办法?原因很简单。在连年战乱以后，北方农业劳动人手大大减少了，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普遍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每个劳动力耕地往往达百亩之多⑦。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所以统治者采取按丁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丁、地税的税额是多少?
先说地税。《元史·食货志》没有说太宗丙申年(1236)的地税数额是多少。据有的记载说，丙申年规定，“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⑧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改为白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到了至元十七年(1280)，干脆连水田和旱地的区别也取消了，地税每亩三升。元朝政府逐步取消了地税的等级差别，主要是因为在地广人稀、广种薄收的情况下，划分土地等级，意义不大，不如采取一个平均数，较为简便易行。
再说丁税。丁税在北方税粮中所占比重较地税大得多。《元史·食货志》的有关记载好些是不清楚或过于简略的，需要加以说明，有的还要订正。
《元史·食货志》说：“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但均未言具体时间。据《元史·太宗纪》：“(元年)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则确立以户征税原则，在太宗元年(1229)⑨。户科二石，亦应在此时．又太宗五年(1233)诏令，沿河置立河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辛卯(三年)、壬辰(四年)年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⑩。“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即增一倍。可知户税由二石增为四石，应即太宗五年之事。当时南宋派到北方的使节，也提道：“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⑾
太宗六年(1234)，蒙古政权在北方括户口。太宗八年(1236)，在括户基础上，“始定天下赋税”⑿。《元史·食货志》说，这一年“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可见，从这一年起，按户征税粮变成了按丁征取。
但是，《元史·食货志》这一段记载，却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原来每户粟四石，现在改成每丁粟一石。如果每户平均四丁，那末丙申年前后税额相当。但是，每户平均四丁的现象，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根据这次括户的统计，平均每户五口强⒀，除去老幼和妇女，绝不可能每户平均四丁，只可能有两丁左右。这样，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蒙古统治者减轻了剥削，另一是记载有错误。前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蒙古统治者在控制中原后，千方百计进行搜刮，哪里有自动减轻剥削之理．因此，只可能是《元史·食货志》的记载有问题。估计，“每丁岁科粟一石”应是“粟二石”之误。因为：后来忽必烈时代丁税就是粟二石[详见下文]；再者，以每户二丁计，一丁二石，正好与原来一户四石相当。
又，“驱丁五升”，亦疑有误。元代赋税通常以驱口为良人的一半。丙申年的规定不应相去如此之远。此外，当时北方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如果对驱丁(奴隶)征税如此之低，势必大大影响蒙古政权的财政收入。估计，“五升”应为“五斗”。
丙申年规定中的“新户”，系指蒙古灭金后由河南迁到河北各地的民户而言。他们颠沛流离，生活很不安定。蒙古政权为了诱使他们定居下来，所以在赋役方面暂时有所放宽。太宗十年(1238)六月二日的“圣旨”中提到的民户，也有新户、旧户之分。建立站赤时，“旧户二百一十七户四分着马一匹，新户四百三十四户八分着马一匹；旧户一百九十六户二分着牛一头，新户三百三十八户四分着牛一头。”⒁新户的负担为旧户的一半。由承担站赤牛马的情况，可以推知“新户丁驱半之”的记载是正确的。
《元史·食货志》中关于至元十七年户部诸例的叙述中，提到“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也是有问题的。估计亦应为二石之误。我们的根据是：
(1)文中说：“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既云减半科户，则其丁税自应为全科户之半。由减半科户的税额可以推知全科户丁税应为二石。
(2)文中列举新收交参户每年递增丁税数，除第二年脱漏(疑应作一石)，自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递增二斗五升。据此数推算，则第六年人丁税时，应为二石。
(3)文中云：“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而据《元史·桑哥传》：“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协济户“半赋”为一石，则全赋为二石无疑。
(4)延祐七年(1320)的中书省咨文，其中说：“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线有。”⒂包银、丝线属于科差。这篇咨文明确指出了丁税为两石，和上面的分析完全一致。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蒙古政权先以户定税，每户税粮开始为二石，不久增为四石。太宗丙申年起，改为以丁定税，税额为每丁粟二石，驱丁、新户一半。
在讨论北方税粮制度时，还必须讨论一下窎户的问题。《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三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政府专门为之颁布诏令，说明窎户的数量是不少的。
窎户的涵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窎户亦称窎居人户，指的是离家到他乡生活的民户。上引至元三年诏书中所谓“附籍之郡”，指窎户的本贯，即户籍所在地；“种田之所”，即窎户现在生活劳动的地方。在当时，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之为侨寓、客户等。山东益都元代《駞山重建昊天宫碑》的碑阴，有“管宁海州窎户崔千户”一名⒃。这个崔千户管理的就是本贯宁海州、现窎居益都的人户。
武宗至大三年(1301)的一个赈济灾民的文书中说：“亦有窎居人户正名下曾申告灾伤赈济，其各管头目人等，代替申报，各州县并不照勘取问，便行移文元籍官司倚除。”元朝政府认为这样不妥，决定“今后……窎居者亦依上例，令各户亲赴见住地面官司陈告，体复保勘是实，各用勘合关牒，行移原籍官司，以凭查勘移除”⒄。以这份文书和《元史·食货志》中有关窎户的记载相对照，就很容易理解。“见住地面”即《元史·食货志》中的“种田之所”，“原籍官司”即“附籍之郡”。而“各管头目人等”即上述《昊天宫碑》中的崔千户之类．这份文书说明，一直到元代中期，仍有窎户之称，而且继续采取另行设官管理的办法。
《元史·食货志·税粮》中说，“其(窎户)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误会窎户既纳丁税又纳地税。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窎户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户计，规定应纳丁税的户计(如民户)，因为户籍在本贯，所以丁税在原籍交纳；规定纳地税的户计(如军、站户等)所种土地在见住地面，所以地税要“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上举赈济灾民的文书规定窎户受灾，由见住地面官府行移原籍官府倚除，正好说明窎户一般均是纳丁税的民户，他们要在原籍缴纳税粮。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元代北方的正额税粮，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决不以定额为止。《元史·食货志·税粮》说：“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则每石税粮须加纳七升。这也是官方的法定数。据胡祗通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而且都要“精细干圆”；到仓库交粮时，“人功车牛，往反月余，所费不浅”。不仅如此，许多仓库“并无厫房”，于是又强行“借之与民”，“秋成征还加倍”。经过这样层层剥削的结果，“是国家常税本该一石，新旧并征，计以加耗，而并纳三石矣”⒅。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刘秉忠也曾提出“仓库加耗甚重”，要求统一度量衡，以免上下其手⒆。正额之外的附加名目往往超过正额，这是封建赋税制度的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在研究封建赋税制度以及劳动人民负担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二 江南税粮制度

元代江南税粮之法，与北方大不相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日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北方的税粮，包括丁税和地税；南方的税粮，则专指土地税而言。
江南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秋税征粮，夏税一般是按秋税所征粮额分摊实物或钱。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秋税开始。
秋税每亩土地征收多少?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元史·食货志》对此没有记载。有的同志以为“江南田赋，也是每亩三升，与中原同”。并进一步推论：“宋代田赋，每亩远在三升以上，今元代改为每亩三升，总是要比宋代轻得多。”⒇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我们试举数例：
徽州路共一州五县。其中歙县田分四色，上田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休宁县上田秋苗米二斗四升七合四勺八抄。祁门县地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上田秋苗米二斗一升六合一勺。黟县田分五色，与祁门同，上田秋苗米九升七合二勺九抄。绩溪上田秋苗米三斗五合六勺二抄。婺源地分六色，上田秋苗米一斗八升九合五勺八抄[21]。
镇江田分四等：上、中、下、不及等。上等秋苗米每亩四升五合或五升，不及等秋苗米一升[22]。
婺州兰溪“州凡十乡，南乡之田亩税二升有畸，北乡倍之”[23]。
常熟田土“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起科”[24]。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1)元代江南并不存在统一的田赋税额。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同一地区内也有若干土地等级，承担数量不等的秋粮。(2)有的地区秋粮税额在三升之下，但也有不少地区，远在三升之上，甚至有高达十倍者。因此，所谓江南每亩三升之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元代官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25]。这是符合江南实际情况的。宋代江南各地田土税就很复杂，“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赋税，以诏力役”[26]，也就是说，元沿袭了南宋的制度，并没有制定新的办法。各地税粮和宋代一样，是很不一致的，有的低到一、二升，有的高至二、三斗。
其次，关于江南夏税的问题。
《元史·食货志·税粮》云：“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
按，成宗元贞二年征科江南夏税的决定，见于《元典章》卷二十四《户部十·租税》。为了讨论方便，抄录如下：
元贞二年九月十八日奏过事一件节该：江南百姓每的差税，亡宋时秋、夏税两遍纳有。夏税木绵、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斟酌教送有来，秋税止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着亡宋例纳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西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时分纳的如今纳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两广这几年被苹贼作耗，百姓失散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交纳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关于夏税，有三点需要考辨。
(1)江西有无夏税?据陈垣先生校改，上面所引《元典章》文书中，“江西”系“江南”之误。有的同志由此立论道：“不征夏税者应指所有用现行斗斛纳粮之处，并不专指江西各地。”[27]其实，陈垣同志这条校改是否可信，很值得怀疑。第一，《元典章》文书中明言元贞二年起浙东、湖广、福建三地起征夏税；《元史·成宗纪二》亦云：“征浙东、福建、湖广夏税。”两者完全一致。江西并不在起征之列。如将“江西”改成“江南”，那末，“浙东、湖广、福建”都应包括在“江南”之内，这样，全文前后显然是讲不通的。第二，有一份材料可以和《元典章》文书相印证，那便是方回的《绍兴路嵊县尹佘公遗爱碑》[28]。碑文说：“元贞二年丙申秋下车。越归职方二十一年矣，未科夏税。上司科夏税，自明年丁酉春始。公建言：□(都)省咨，元行初江西以省斛，较文思院斛，民多纳米叁斗奇，故免夏税。”都省即中书省，“都省咨”应即《元典章》所载奏章。据此可知确为江西无疑。也就是说，江西在元贞二年增加夏税的命令中，仍属于免征之列．此外，两广也免征。除了原来已纳夏税的江东、浙西外，这一次在浙东、福建、湖广三地增征夏税。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省斛和文思院斛的比例大小问题。《元史·食货志·税粮》说：“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所谓“宋斗斛”就是文思院斛，它的一石相当于省斛七斗。元代江南多数地区都是用文思院斛征收税粮的，例如，《大德昌国州志·田赋志》所载秋粮额，有文思院斛数，有省斛数，其折合就是这个比例计算的。《至正金陵新志·赋税》也说：“米用文思院斛，当今七斗。”但也有些记载，如《至顺镇江志》说，文思院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一石折合省斛六斗多。前面所引元贞二年征收秋粮文书中所说“此亡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以及方回文中所说“多纳米叁斗奇”，显然是后一种折算比例。看来，这两种折算比例都是存在的，分别在不同地区使用。从上面所引一些元代方志记载来看，江东(金陵，即南京)、浙西(镇江)、浙东(昌国州)输纳税粮都以文思院数折合省斛数，但折合比例略有不同。只有江西多数地区则不加折算，按文思院斛原额用省斛征，这样，实际上已多征了三分之一，所以才获免夏税。
(2)夏税按什么标准征收?征收哪些东西?
对这个问题可以分两类地区进行讨论。一类是原来就征收夏税的地区，即江东、浙西。夏税大体上是按南宋原有办法征收的，一般是按土地等级摊派实物，如《至顺镇江志·赋税》载，镇江“上等、中等者田则夏有绵，……地则夏有丝、绵、大小麦”。有的地区还征布[29]。也有些地区实物折合成钱，如徽州因为“丝、绵实非土产”，经过批准，“每岁丝、绵折纳轻赍宝钞”[30]。
另一类是元贞二年起征夏税的地区，即浙东、福建、湖广。元朝政府规定，也是“依亡宋体例交纳”。为了确定各地的夏税额，元朝政府还下令“追寻亡宋旧有科征夏税版籍志书一切文凭，除文思院斛抵数准纳省斛及已科夏税外，但有未科去处，自元贞三年为始照依旧例比数定夺科征，务要均平。[31]
但是，在根据宋代记载定夺夏税时，到处都存在实物与货币的折价问题。宋代的物价与元代物价不同，折算起来，到底以什么为据，大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以浙东绍兴路为例，方回《嵊县尹佘公遗爱碑》[32]中说：
上司科夏税自明季丁酉春始。公建言：……绢壹匹该米叁斗奇，准时价中统钞可两贯奇。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界会壹贯准铜钱贰伯伍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叁贯。向者钦奉先皇帝圣旨：亡宋铜钱叁贯准中统钞壹贯。今钦奉圣旨浙东等处夏税依亡宋例交纳，则绢每匹合准中统钞壹贯尔。……省割下，酌公请，越夏绢壹匹准中统钞两贯，它郡率三贯。
宋代征夏税曾以实物(绢)折会子(纸钞)，当时的实物(绢)、会子、铜钱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即绢一匹＝十八界会子十二贯＝铜钱三贯。元初，又规定铜钱三贯等于中统钞一贯，亦即绢一匹等于中统钞一贯。但是到了元贞二年，这个比例关系随着物价的上涨遭到了破坏，绢一匹时价中统钞二贯多。要重征夏税时，就发生了问题。这个官员主张按元初的比例征收，元朝政府当然不肯吃亏。结果是，对这个官员所在的绍兴地区作了点照顾，夏税绢一匹折合钞二贯，其他地区折合钞三贯。这正好说明，在大多数地区，实际上元代所征夏税比宋代要重。
在有些地区，还实行按秋粮定夏税的办法。如浙东庆元路所属昌国州，“至大德元年(元贞三年改)，始以民苗为数，每石征中统钞三两，以为夏税焉”[33]。这种办法似乎是按秋税粮额决定夏税额的，它与宋代夏税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当时昌国州官价米一升钞六分半，一斗应为六钱五分。三贯合米四斗六升强。秋粮每石征夏税钱三贯，则夏税约相当于秋粮的一半。
(3)关于湖广门摊和夏税关系问题。《元史·食货志·税粮》说：
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
大德二年，宣慰张国纪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
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
按，中原所谓“门摊”，系指征税时按户摊派之意。如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五月中书省奏准宣抚司条款中云[34]：
今年照勘定合科差发总额，府科与州，验民户多寡，土产难易，以十分为率，作大门摊均科讫。
《元典章》卷廿二把“门摊”列于“杂课”一门，其中所载至元廿九年(1292)湖广行省札付中说：“每户一年滚纳门摊课程一两二钱”，“验各家实有地亩均科，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显然，湖广门摊也是按户摊派之意，摊派时按各户实有地亩数“均科”。征收门摊是作为“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的代价，换言之，就是一种酒醋税。因此，它与夏税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此后的一些记载也完全证明这一点。大德五年(1301)九月，“江陵、常德、澧州(均属湖广)皆旱，并免其门摊酒醋课。”大德六年(1302)三月，“以旱、溢为灾，诏赦天下，……江淮以南夏税、诸路乡村人户散办门摊课程并蠲免之”[35]。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浙水，民饥。诏赈粮三月，酒醋门摊课程悉免一年。”[36]又，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讨论私酒处理办法时，曾引用湖广行省常德路的申文：“酒醋课程，散人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中书户部同意这种“认纳门摊，许令酿造饮用”的办法[37]。可见，门摊就是酒醋课，这是不成问题的。而且，门摊并不限于湖广，江浙也有。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上所引“(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在此以后，门摊仍然存在。如前所述，湖广夏税，应该是元成宗元贞二年决定、次年起征的，此后夏税与门摊并存。
上面所讲的是江南夏税的一般情况，还需要指出的是：(1)元代江南两税不断加重。元朝政府在延祐七年(1320)下令：“凡科粮一斗上添答二升”，即增加百分之二十[38]。(2)和北方一样，缴纳税粮时，要加以鼠耗分例，“江南民田税石，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39]，以镇江为例，“秋租正米十一万七千余石，鼠耗米为五千三百余石”。实际上，要缴纳税粮的各种额外支出，名目繁多，决不限于鼠耗分例七升。如湖南郴州，“受纳秋粮，石加五斗”[40]。(3)缴纳两税时，豪强地主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他们欠下的份额就由官府强行转加到农民头上，如浙西平江(苏州)，交税粮时，“初限皆细民，其输粮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仅纳二、三，却用细民多输者足之”[41]。因此，南方一般农民的税粮负担，比法定的数额要大得多。“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42]税粮“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饥寒迫身”，残酷的赋税剥削，把广大劳动人民逼得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或者死亡，或者逃亡，更多的则走上了反抗的道路[43]。

三 官田税粮

上面所说南、北税粮制度，都是就民田而言的。现在我们来讨论元代官田的税粮制度。
《元史·食货志·税粮》云：
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
凡官田夏税皆不科。
按，江北、两淮荒田召募开耕之法，见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诏令，其中规定：“若有前来开耕人户，先于荒闲地土内验本人实有人丁，酌量标拨，每丁不过百亩”；“三年外依例收税”[44]。《元史·世祖纪十》记此事，亦云“免税三年”，则应是第四年起科。但大德四年(1300)十月诏令：“江北系官荒田，许给人耕种者，原拟第三年收税；或恐贫民力有不及，并展一年，永为定例。”[45]《元史·成宗纪三》同。则似在至元二十二年后，已将“三年外依例收税”改为第三年起科，但后来又改了回去。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招募农民开垦耕种江南官府“荒芜田土”[46]。二十五年(1288)正月规定，耕种江南公田荒闲田地，“第一年不要地税，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三停内交纳二停。种的百姓每根底不交当别个杂泛差役”[47]。其收税之法比起江北、两淮来，有所不同。
官田的所有者是封建国家，租佃者便成了国家的佃户。因此，官田的地税，不同于民田的地税，实际上是一种地租。
除了荒闲田土之外，还有另一类官田，在《食货志·税粮》中却被忽略了。那便是两浙特别是浙西一带的官田，多数是比较好的土地。它们是宋、元两代通过没收罪人的资产和向民间强行收购等方式得来的。例如有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六郡强行收买民田三万五千余顷，后来虽曾退还民间，但到元代仍被收为官田[48]。元成宗没收浙西豪门朱清、张碹的田土，每年税粮即达十余万石[49]。这一类官田的总额虽不可知，但仅镇江一地即达九千余顷，为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强[50]；而平江、松江等地官田数更远在镇江之上。由此也足以推知官田为数之巨了。
两浙官田，有的由地方官府管理，有的由元朝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如江浙财赋都总管府、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等管理。官田土地有的直接租给农民，有的由官僚豪强承佃，再转租给农民。例如松江大地主瞿霆发家，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51]，足见其包佃官田达七千余顷之多。
这类官田的税粮就是地租，通常都照入官前租额起科，为土地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其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52]浙西官田有的每亩“岁纳税额须石半”[53]；浙东上虞官田最高“亩岁输谷二石二斗”[54]。所以当时有人说：“公租视民所输且二十倍”[55]，确非虚语。和民田的情况一样，官田税粮交纳时，同样也加上许多额外的费用，例如镇江官田，“亩纳五斗之上，及至秋成，催租勾扰，赴仓送纳，又有船脚、加耗、仓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纳正米五斗”[56]。
还要指出的是，有的官田也要交夏税，镇江、湖州等地区江淮财赋总管府所辖官田就收征丝、绵、大麦、小麦等物作夏税[57]。这也许是根据各类土地的出产物不同而征收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但《元史·食货志·税粮》所说：“凡官田夏税皆不科”，则肯定是不确切的。
官田租额很高，“输纳之重，民所不堪”[58]；而且“不问凶荒水旱岁”，都要如额征收[59]。当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籽粒，输官不敷，拖及无纳”时，官府便将其“父子妻女，累累禁系，枷扒拷打，抑逼追征，十户九空”；使他们只好“将家业变卖无资产者卖子鬻妻。或弃生就死者有之，抛家失业者有之”。因此，浙西农民，“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作!”[60]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至于官僚地主包佃的官田，也交纳地税，但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瓜分地租收入。在这些包佃人控制下的佃户，要受双重剥削，其遭遇之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四 附论：代役田

《元史·食货志·税粮》最后谈到助役粮问题：
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赖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按，助役粮又名义役，始自宋代。元代部分地区仍然施行。见于元朝政府法令，则自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始。《元史·英宗纪二》：
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可见“泰定之初”说法不确。原来民间义役之法，各地有所不同。有的是“分户九等，各出助田若干，……每岁以三、两户应充里正、主首，即收义粟与之”[61]。有的是“眠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钱七千五百缗为子本，推执事者五人操其奇赢，以供百役之费，而存其母常勿绝”[62]。助役法颁布后，不少地区都采取按比例抽田入官的办法，有的地方“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于官，为受役者之助”[63]。有的地方达到“田亩什抽一以助役”[64]。
原来民间所行义役，无论田产或是钱，都掌握在地主豪强手里，他们可以从义役田的地租或义役钱的利息中得到很大好处。助役法推行之后，助役田由官府掌握，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官吏。
助役田主要为了解决差役问题。里正、主首是元代差役的重要项目，元朝政府用差役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助役田就是元朝政府从经济上加强其基层政权的一项措施。但助役田上的收入除交纳二税之外，按规定应专门用作津贴差役之用，并非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因此，将它列入税粮名下是不恰当的。

注释：
① 当兵以十五岁为成丁，见《元史·兵志一》。工匠“拾伍岁已上为大口。”见《通制条格》卷一三，《录令》。
② 部分篇目和各篇序录保存了下来。
③ 《休宁县尹唐君竅田记》，《危太朴文集》卷二。《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文续集》卷九。
④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⑤ 《经世大典序录·赋典·赋税》，《国朝文类》卷四○。
⑥ 《丁粮地粮详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⑦ 《匹夫岁费》，《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⑧⑿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七。
⑨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太宗六年(1234)，蒙古统治集团曾围绕着是否“以丁为户”展开激烈争论，疑应为太宗元年事。
⑩ 《大元仓库记》。
⑾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按，徐霆至燕京，应在太宗七、八年之间。
⒀ “七年乙未，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⒁ 《大元马政记》，《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
⒂ 《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钱粮》。又见《典章新集·户部差发》。
⒃ 《益都金石记》卷四。
⒄ 《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计》。
⒅ 《论仓粮》，《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⒆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⒇[27] 《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
[21]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元岁征之式》。
[22][48][56][60]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23] 胡翰：《吴季可墓志铭》，《胡仲子文集》卷九。
[24] 《嘉靖常熟县志》卷二，《乡都志》。
[25] 《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租税》。
[26] 苏伯衡：《覈田记》，《苏平仲文集》卷六。
[28] 《越中金石记》卷七。
[29] 《吴兴续志》，《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门引。
[30]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元岁征之式》。杨翮：《送李复之郡曹调宁国序》，《佩玉斋类稿》卷六。
[31] 元贞二年九月科征夏税文书，见《元典章》卷二十四，《户部十》。
[32] 《越中金石记》卷七。
[33]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叙赋·田粮》。
[34] 《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差发》。
[35] 《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36]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37] 《元典章新集·户部·酒课》。《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
[38] 《元史·英宗纪一》。《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租税》。
[39] 《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仓库》。
[40] 黄溍：《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一。
[41] 郑元祐：《前平江路总管道童公去思碑》，《侨吴集》卷一一。
[42] 王冕：《悲苦行》，《竹斋诗集》卷二。
[43] 朱德润：《平江路问弭盗策》，《存复斋续集》。
[44][45][46]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荒田》。
[47]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种佃》。
[49] 王艮：《议免增科田粮案》，《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田赋志上》。
[50] 《至顺镇江志》卷二，《田土》。
[51] 杨瑀：《山居新话》。
[52] 吴澄：《题进贤县学增租碑阴》，《吴文正公文集》卷二八。
[53] 朱德润：《官买田》，《存复斋文集》卷一○。
[54] 贡师泰：《上虞县竅田记》，《玩斋集》卷七。
[55] 邓文原：《刑部尚书高公行状》，《巴西文集》。
[57]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吴兴续志》，《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字门》。
[58] 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吴礼部集》卷一九。
[59] 朱德润：《官买田》。
[61] 陆文圭：《陆庄简公家传》，《墙东类稿》卷一四。
[62] 黄溍：《鄞县义役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
[63] 黄溍：《礼部尚书干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
[64] 郑元祐：《长洲县达鲁花赤元童公遗爱碑》，《侨吴集》卷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