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的第一线曙光出现时，古老的中国正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起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政治变革。但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才结束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历史学是历史和历史认识的文字载体。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诚然有些人是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但也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就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思想来说，未必都和“资产阶级”对得上号。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下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长期隔绝，对台湾省史学界的状况我了解很少。本文没有包括台湾地区的有关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

　　曾经产生过司马迁等一大批杰出史学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这种危机，是与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清代考据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但乾嘉学者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如果说在承平时期这种考证还能吸引人们兴趣的话，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扩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可能再有所发展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身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发挥今文经“公羊三世说”，提出人类“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1〕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并且撰写了对传统经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康有为的历史观点带有近代气息，但他的学说主要是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科学认识。由于他的一些论点带有很大的主观武断性，这就不免削弱了它们在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和康有为热衷于“托古改制”不同，他的弟子梁启超对推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贡献要大得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变法的失败和与孙中山的结识，又使他的思想一度变得比康有为激进得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 不但在当时学术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抹煞的理论价值。可惜梁启超并没有改变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经常动摇于新旧思想之间。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对立的加深和明朗化，他的史学思想很快就发生倒退。到了20年代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时，他已经失去了先前那种理论锐气，甚至对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也发生怀疑了。

　　与梁启超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对传统史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对传统史学颇多指摘，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培铸入之。”他还提出撰写通史要有“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和“鼓舞民气、启导方来”的明确目的性〔4〕。章太炎关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对史学界有重要影响。但他未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渐入颓唐，他的史学思想也同样变得倒退了。

　　与梁启超、章太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桴鼓相应，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人开始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书中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商业专史。上述这几部著作自然有许多缺陷和错误，但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很可珍贵的。

　　对于新史学的酝酿来说，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些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读物，例如《民报》发表的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和汪东的《法国革命史论》等。这些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在本文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之一。

　　　　　　二、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中间，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王国维。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等。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为王国维开拓新学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对甲骨文和金文，对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他曾经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5 〕王国维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6〕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 确实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与罗振玉有密切关系。罗振玉对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释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绩。在罗、王的带动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称：“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7〕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 青铜器的研究此时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骨董圈子，开始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建立两周重要器铭的断代体系，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在王国维之后，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学者应该说是胡适。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胡适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主张“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同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诠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后者“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 ）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稍后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与当时一些主张复古的“国故”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胡适把整理国故比喻为“打鬼”、“捉妖”，这又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有很大片面性。胡适鼓吹研究历史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是在考证史料的层面上，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假设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根据。至于说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这个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也是不科学的。胡适对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察觉，所以他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所谓“艺术的”，亦即“大胆的想象力”〔8 〕。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与史实的叙述和解释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前者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后者则是全凭史家大胆想象的一种“艺术”，这恰恰说明胡适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来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实证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堪称王国维之后一代宗师的学者是陈寅恪和陈垣，陈寅恪自幼深谙我国古代典籍，后来长期出国留学，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具备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和中亚、南亚古代文字的阅读能力。他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9〕。 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陈寅恪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而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方面贡献尤大。他不仅精于史实的考证，还很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特别是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目录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是校勘学的典范之作，书中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为校勘学的条理化作了系统的总结。在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陈垣也有出色的成绩。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著作。

　　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还应该提到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最初受康有为和崔述著作的影响，对古书古史产生了怀疑。后来接受了胡适所提倡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治学方法，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古史。1923年，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把这个观点称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0〕。他的意见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驳诘。顾颉刚在答辩中进一步提出，要推翻不可信的古史，必须：（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1〕。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写了一篇介绍自己研究古史心得的长序。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12〕。其中顾颉刚本人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刘节的《〈洪范〉疏证》，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文，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1934年，顾颉刚还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

　　疑古辨伪并不始于顾颉刚。但顾颉刚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不仅要辨“伪书的伪史”，而且要辨“真书的伪史”，这就把辨伪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是有功绩的。顾颉刚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材料来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是可取的。但他考辨古史的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张荫麟所批评的不加限制地使用“默证”〔13〕。他认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14〕。这实际上是把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并且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轻易抹煞了。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主编《新潮》杂志，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5〕这是把近代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最明确的宣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而开展的。应该指出，傅斯年反对沿袭前人陈说和滥用间接的材料，主张“直接研究材料”，从材料中研究新的问题，这个意见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这个认识也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的，但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不但取消了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而且很容易把史料工作引上烦琐考证的歧途。傅斯年对近代历史学内容的界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影响了一批学者排斥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在他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安阳殷虚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傅斯年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是有重大贡献的。

　　傅斯年为了摆脱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固定模式，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其实历史编纂学也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编者的历史观点和掌握史料、处理史料的水平。就普及历史知识而言，通史和断代史有专题研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1923年，吕思勉出版《白话本国史》，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作者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在20年代初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邓之诚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华二千年史》，也是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萧一山在20年代出版的《清代通史》上中卷，是第一部用新式体裁撰写的断代史，取材丰富，自成体系，对太平天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抗日战争以前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专著，还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孟森《清朝前纪》，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等。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和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稍后出版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都是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叙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那“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日子里，远在异国的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职责。“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6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 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中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 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的尝试。由于郭沫若对古代典籍有很好的素养，加上他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使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耳目为之一新。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许多人都以一睹为快。尽管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方法论的运用或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它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珍视。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考释》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界也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差不多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论战的延伸，参加者的政治背景和理论倾向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人和改组派，还有并无党派背景的学者。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由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从1931年到1933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三卷四册。其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

　　近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实践。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力地批判了否认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论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一、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二、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如何理解；三、中国封建社会什么时候形成和瓦解。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他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和剥削方式等方面论述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与传统的周代封建说立论不同，为以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西周封建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吕振羽意见大致相同的还有翦伯赞和邓云特（邓拓）。邓拓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中国封建生产方式长期延续而不易瓦解的根本原因〔17〕。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否认中国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崩坏了。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观点屡有变化，一会儿说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一会儿说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一会儿又说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三国到五代是“发达的庄园时期”，宋以后才是“先资本主义时期”。到1935年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干脆撇开了社会形态的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神权时代（殷商）、贵族统治时代（西周至春秋）、王权时代（战国至清末）和民国时代。陶希圣的反共政治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的一些社会分期主张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但在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许多作者，政治倾向与陶希圣本人并不一样。实事求是地说，《食货》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展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除了陶希圣之外，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的还有胡秋原、李季、陈邦国等人。和陶希圣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王宜昌也主张近代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这些人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一些论著也不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往往是搬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词句，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他们参加社会史论战，正如胡秋原后来所承认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为了“非共反共”〔18〕。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不但要遭到一些有偏见的史学家的反对和排斥，还要经受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假冒和歪曲。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身迫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社会史论战中初试锋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观值得重视。就连顾颉刚也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9〕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并且在史学界拥有一大批同情者。除了有关社会史论战的论著之外，抗日战争前出版的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崛起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各个流派的一些理论著作也陆续介绍到中国。其中较有影响的译本有：何炳松译的鲁滨逊《新史学》，向达译的班兹《史学》，陈韬译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李思纯译的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史学原论》等。王造时、谢诒徵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也在1936年出版。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或历史研究法的介绍。例如何炳松在其《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声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这些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一度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它们并没有像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学派。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表明，任何一种新颖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且在历史实际的检验面前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使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效应，终归不免成为凋谢的花朵。

　　　　　　四、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时，中国史学家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了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在与马相伯联名发表的宣言中，列举历史事实，驳斥日本散布的“满蒙本非中国领土”的谰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学者编写多卷本的《东北史纲》，意在阐明东三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只出版傅斯年所撰的第一卷），《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多期有关边疆史的专号。顾颉刚还主持编印通俗读物，在士兵和民众中宣传抗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积极撰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且直接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范文澜、何干之、华岗、吕振羽、翦伯赞、嵇文甫等，也都参加了抗日的实际工作。

　　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陈寅恪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以往论者一般认为隋唐制度主要继承西魏北周，陈寅恪在前一书中指出北魏、北齐通过不同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传统华夏文化的各个因素，从而成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在后一书中，他提出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唐初各项重大政策的核心；从武则天开始，关中本位政策逐渐被破坏，至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的基本矛盾转为内廷宦官勾结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尽管在治隋唐史的学者中间有不同意见，但至今对史学界仍有重大影响。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虽以考据的形式出现，实则深寓提倡民族气节、抨击奴颜事敌的民族败类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出版的实证史学的重要专著还有：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先秦史》，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王伊同《五朝门第》，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和《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太平天国杂记》，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以实证方法撰写的史学论文，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比抗战前有显著提高。在古代史的许多领域，新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学者，如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齐思和之于先秦史，孙毓棠、劳邨之于秦汉史，周一良、贺昌群之于魏晋南北朝史，岑仲勉之于隋唐史，邓广铭、张荫麟、陈乐素、聂崇岐之于宋史，陈述、傅乐焕、冯家昇、韩儒林、翁独健之于辽金元史，吴晗、王崇武、李晋华之于明史，郑天挺之于清史，全汉昇、杨联昇之于社会经济史，白寿彝之于民族史，谭其骧、史念海之于历史地理等。这期间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与实证性的学术论著不同，这些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历史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投降派辩护，引起的争议最大。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出版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作了自我批判，肯定商代已进入奴隶社会，修改了他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意见。吕振羽和翦伯赞充实了西周封建论的体系和论点。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古典形态，具有“早熟”和“改良”的特点。与实证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郭沫若、侯外庐和杜国庠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由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侯外庐认为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这个观点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较先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人迎合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鼓吹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只有靠外力才得以“克服”。抗战初期，吕振羽、华岗、吴泽等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批判了抗日阵营中“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他所写的有关宋代和明代的一系列论文，也都隐含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和腐朽统治的革命义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因而它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到严禁。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却起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胡绳在抗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冯友兰的“贞元三书”。他肯定冯、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们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1940年，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和加强法西斯统治时，林同济、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编辑大公报副刊《战国》。他们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认为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为专制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张目。胡绳等对“战国策”派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进行了批判。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而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说，明朝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覆灭的，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内忧”，给日寇“外患”造成了机会。陶希圣在《读〈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更毫不隐讳地说，该书的出版就是要人们“皆以此书之论点以察往事而厉今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政治意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热情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发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央则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胡适这时宣传“理未易明，善未易察”，鼓吹“发明一个字的古义”和“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重要，劝导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这位曾经对近代中国史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终于下定决心充当“过河卒子”，使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牺牲品。而许多正直的史学家，通过现实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已准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时期一方面积极参加思想战线的斗争，另一方面撰写了一批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科学性的史学论著，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翦伯赞《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杜守素《先秦诸子思想》，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等。吴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杂文，其中部分篇章收入《历史的镜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