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题的文献是大量的和丰富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作者本人的知识水平和外文水平的局限，本文只是对能够收集到的一部分中文、英文和日文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纳，相信尚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未能纳入进来。因此，本文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概述，目的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以地域和专题两条线索加以综述和研究。

一、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一）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美国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经济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迅速展开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1959年，在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A.艾克斯坦等人的推动下，福特基金会特拨专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下设了中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全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工作。第一任主席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担任。其他主要负责人有W.加林森、A.伯格森、A.艾克斯坦、刘大中、蒋硕杰。该委员会还吸收了大量美籍华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叶孔嘉、郑竹园、陈遒润、赵冈、吴元黎、侯继明、唐宗明、马逢华等。美国的大学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主要阵地。到60年代中期，各著名大学均开设了中国经济课程。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50多所高等学府相继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6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初步形成气候。进入80年代，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飞快发展。他们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成果奠定了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主要成果有：帕金斯的《中国的农业发展：1936～1968年》、赵冈的《中国建筑工业》、郑竹园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机械工业》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T.罗斯基的《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帕金斯主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当代经济》、德恩伯格主编的《中国的发展经验：比较透视》、刘大中与叶孔嘉合著的《中国大陆经济、 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 ～1959年》、吴元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钢铁工业》等。

美国对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大致分为实证、激进和保守三大流派。实证派居多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们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工农业产值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等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国际水平。同时，中国还发展了为数不多却很主要的工业部门。对中国的经济体制的评价是：在改革之前，他们认为，传统的管理体制在动员大量劳动力、将资源集中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提高积累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这种体制在解决通货膨胀、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等诸方面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对改革的评价是：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远远超过其他改革最成功的国家，而且实际上已接近东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改革使中国的生产率，特别是农业生产率有所提高。根据他们的测算，1976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有一半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激进派人数不多，他们对改革之前的经济持不加批评的肯定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集体化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大大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他们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建立的制度、组织表示赞赏。保守派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一向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前15年的经济发展远低于中国官方宣布的数字。同时，增长主要来自高积累，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的。1949年以后中国的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他们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那种体制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变得无效和浪费。但他们又普遍承认1978年以后因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农业的巨大成就。

（二）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概况

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这个时期日本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并于1951年5 月创刊《现代中国学会报》。1953年2月改名为《现代中国》。1953年6月，另一个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亚洲政治经济学会成立。该学会编辑了《中国政治经济综览》和《现代中国研究丛书》。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1960年，石川滋发表了《中国资本蓄积机构》一书对中国发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疑问。他还通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论述了社会主义在摆脱经济落后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了比其他个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稳妥的道路。1958年12月，日本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研"），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刊行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种系列丛书。1960年4 月设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970-75）、《新中国资料集成》全五卷（1963-71），《中国大跃进政策--资料及解说》全二卷（1973-74）等，成为日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主要参考资料。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日本学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一部分新干部重蹈旧官僚的覆辙，导致人民的不满。红卫兵破坏的是辛亥革命未能动摇的东西。他们还对文革中出现的老、中、青"三结合"和"两条腿走路"等路线给予高度评价。但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文革是毛刘为首的两个最高权权力集团的对立扩大到全党以致全国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是在实践过程中因某些因素的作用，使最初的理念发生了质变的结果。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发生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实地调查研究的作品增多。1986年，石田浩考察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农村内部结构的影响，在东北、华北、华南和华中等二十余处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农村变化之分析》（《现代中国》第61号，1987）等多篇论著。石田认为，解放前中国农村并不存在"村落共同体"，农民从属于封建的家族集团，即"生活共同体"，这种集团基本延续至今。此外与中国合作进行了小城镇研究，并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小城镇研究》。中兼和津次在《旧满洲地方农业生产结构--中国地域研究初步》（《一桥论丛》第87卷5号，1982年）中提出，由于中国幅原辽阔， 将中国做为一个地域处理并不合理。将中国划分为若干地域，分别研究其解放前后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领域大为拓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再探讨》，指出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存在着"非现代化因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等等。

（三）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概况
前苏联对中国问题（包括经济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中苏断交之前，苏联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的研究机构，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中国研究所。在大学也设有研究中国的中心，如在列宁格勒大学、塔什干大学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大学等。但就他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整体水平而言，是刻板的和没有想象力的。从1949年到70年代中期，苏联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50年代，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描述；六十年代研究工作与研究成果急剧减少；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又呈上升之势。苏联在50年代对中国研究的特点是："一再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描绘为一幅太美丽的图画，而略去了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经济管理中不以为然的错误估计。"（注：阿基莫夫：《中国经济研究的基本趋势及其在苏联文献中的论述》，载苏联《经济科学》，1975年第1期。 ）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许多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大大削减，使得苏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水平相对于研究中国其他方面问题而成为最落后的部分。6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新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被培养出来，许多研究机构中也设置了研究中国农业、工业、运输、一般社会经济问题、公共福利和人口统计等方面的组织。他们在涉及研究新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课题主要有：中国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如穆罗姆采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问题》（注：穆罗姆采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经济发展与人口压力和不断增长的军事集结之间的关系，农业的落后状况以及人民福利的低下水平等。到了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注：可参见下列文献：弗·达尼洛夫："一件东西不能有两个主人"（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变化问题），真理报，1994年4月20 日：尤·萨弗佐夫："简单的中国真理"（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劳动报，1994年2月26日； 阿·克鲁什斯基："伟大长城的窗口"（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真理报，1994年3月2日；鲍·巴拉霍达："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真理报，1994年4月20日； 鲍尤江："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远东问题，1995年1月；阿·布坚科："四个教训"，真理报，1995年8月30日； 列·姆·雷相科娃："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公开政治，1996年第9～10期； 尼·雷日科夫："在社会主义走廊里的市场"，真理报，1995年10月5日； 弗·亚·波尔加科夫："中国经济改革的构想：形成与演化"，远东问题，1996年第6期、1997 年第1期； 尤·弗·齐加诺夫："中国经济：成就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7年第5期； 叶·波波夫："谈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5月7日；阿·雷科夫："邓小平之谜"，真理报，1998年2月20日。）总的来看，他们对近2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持肯定态度。

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机构无疑当属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该所始建于1966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俄罗斯最具实力的中国学中心。该所的大多数研究室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从事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社会经济研究室、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历史研究室等。远东所聚集了200多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 是俄罗斯从事中国研究人数最多的机构。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几十年来，远东研究所对中国经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课题主要有这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经济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包括重点分析中国的经济政策，研究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特点。全面讨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经济史方面主要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之中。从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现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莫斯科，1972）、 《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1949～1975》（莫斯科，1978）、《近代与现代中国》（莫斯科，1981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莫斯科，1989）、《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法的方面（经济与科技进步）》（莫斯科，1990）等。

二、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专门研究

日本中国经济史学者三本 毅（旭川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政策历史。其研究成果比较多，先后出版了《新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国恢复时期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政策史》。这里主要介绍他的《中国经济政策史》（注：三本 毅：《中国经济政策史》（日文版）。）。三本首先依据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原则、方针及成果，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划分为恢复时期（也称新民主主义完结期）、过渡时期（也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66～1975年的文革时期，以及1976年以后的四个现代化时期（也称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恢复时期制定政策的大原则是统一、恢复和民主改革。在这个大原则下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的原则主要体现在1954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三面红旗"，而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八字"方针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强调"自力更生"，集中反映在1975年的宪法中；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经济政策的重心在于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经济高速发展，集中体现在1978年与1982年的宪法中。
日本学者本桥 渥研究了中国过渡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1993年他出版《现代中国经济论--过渡时期经济与文革经济批判》（注：本桥 渥：《现代中国经济论--过渡时期经济与文革经济批判》（日文版），1993年。）一书，全书分两大部分十章。第一部分是过渡时期经济的几个问题，包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征的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逐渐消亡，中国工业化政策的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国民所得的成长率与工农业生产的成长率。最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第二部分是文化大革命经济的批判，包括文革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分析了文革发生的经济条件、文革与中国经济的动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化的方针，以及新工业体系的建设。他对批判刘少奇的经济理论作了探讨，比如刘少奇提出的"资本主义剥削有功论"、"新民主主义固定化论"、"阶级斗争消亡论"和"三自一包论"等。他研究了毛泽东经济理论形成的轨迹及其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分析了文革后期的经济政策，包括现代化路线的展开以及对文革路线的否定等。

日本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夕百夕 和研究了中国式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问题。他出版了《现代中国经济论--中国型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注：夕百夕 和：《现代中国经济论--中国型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日文版）。）。全书共分9章， 第一章分析中国式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的基础，包括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等；第二章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特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第三章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分析了华国峰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第四章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第五章中国式社会经济体制与经济计划，分析了"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与发展战略、目标与实绩；第六章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展；第七章是中国式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包括"八五"计划的制定等；第八章是中国式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新动向；第九章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加速化的成果与问题。

日本学者中兼和津次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农工关系，1992年他出版了《中国经济论--农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注：中兼和津次：《中国经济论--农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日文版），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在这本书中从国家与农民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中国。他首先分析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动；接着分析了中国的资本积累与农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通过不等价交换造成的农工间价值转移及其计算、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费用，分析了转移的原因，转移的方式，如粮食与劳工的转移等；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性与制度效率，使用了农业生产指数、投入指数和生产性指数等分析技术；接着研究了中国集体化与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中国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发展，包括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制度变化，分析了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和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最后研究了80年代的中国农业，包括农业成长与构造的变化、农业徘徊的原因等。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彭尼·凯恩研究了《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注：彭尼. 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本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了最新的饥荒经济理论来分析问题，特别是采用和发展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尔. 森的饥荒分析框架，即食品权利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中国1959 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发生和发展，政府的对策， 特别是饥荒造成的惨重损失。他估计了当时饥荒的范围和程度，持续的时间，其中饥荒期死亡人数的研究较为引人瞩目。他列举了不同学者如科尔、艾尔德、莫舍及李成瑞对当时死亡人数的估计，在此基础是，他认为计算饥荒期的过量死亡人数的上限是可能的，这个上限大致在2 600万人。 他详细分析了饥荒对城乡人口死亡率、不同年龄的死亡率，不同性别人口的死亡率、各地人口的死亡率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的影响。同时书中以大量的材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这场大灾难对中国人口结构，尤其是婚姻状况、生育率变化、人口流动等多方面的影响。此外，本书还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因旱涝灾害造成的饥馑，提供了1980年至1981年河北、湖北旱灾的一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