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文又称鄂尔浑突厥文，也称突厥如尼文（因其外形上像古代北欧使用的如尼文）。它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纥（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
从1893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1]。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如尼学（Runology）”。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期间（1894-1899）拉德罗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册题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2] 。1896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接着是他于1916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 Turcica》的长篇论文。1922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世界突厥学家们使用的主要是此书的1924年Schaeder的德文译文和1930年Ross翻译的英文译文）[3]。
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吐鲁番古名）王国时期（约850-1250年）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 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突厥叶尼塞文献Eniseyskaya pis’mennost’ Tyurkov , 1952》。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高潮。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
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捷克-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对阙特勤碑及其附属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他是第二突厥汗国第三代可汗毗伽可汗之弟，也是汗国的军事统帅）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4]：捷克方面有L. 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 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pedition des Jahres 1958 , 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 , 32 , 1960）、《论古代突厥人的像貌》（Wie sahen die alten Tuerken aus? , 同上刊 ，40 ，1968）、《试论作为东突厥人宗教观念表现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Balbals, Steinbabas und andere Steinfiguren als Aeusserungen der religioesen Vorstellungen der Ost-Tuerken , Prag , 1970）；蒙古方面有N. Ser-Odzhav 的下列论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Arc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v MN R , 载《蒙古考古学论文集》（Mongol’skiy archeologicheskiy sbornik , Moskva 1962）、《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 Izuchenie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v MNR , 载 Rintchen收集、编辑、出版的法文书：《蒙古发现的岩画和碑文》（Les dessi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eles en Mongolie, recueillis par Rintchen , Ulaanbatar , 1968 ）。
1962年有著名突厥学家E. Tryjarski参加、由波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蒙古考查队对古代突厥碑文进行了专门的考查和现场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的论著：《蒙古现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现状及保护问题》（The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Old Turkic relics in Mongolia and the need for their conservation , UAJb , 38 , 1966）、《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遗迹》（On the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 East and West 21 , 1971）、《关于鄂尔浑突厥文物》（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s of the Orkhon Turks , Turk Kulturu El-Kitabi , II , Istanbul 1972）等。
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先后发现51个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Bugut）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省布古特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另一面刻写的是印度婆罗米文。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是：Bumin , Muhan , Taspar , Niwar ,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552-553）、木杆可汗（553-572）、佗钵可汗（572-581）、尔伏可汗（581-587）。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团）”[5]。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世纪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尽管可能只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既所谓“胡人”）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雀林碑》的研究，分别题作《（蒙古）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 iz vostochnoy gobi》（载匈牙利出版的《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Budapest ，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载《东方国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此外，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发表了题作《铁尔痕碑Terkhinskaya Nadpis’》（载《苏联突厥学报Sovetskaya Tyurkologiya 》，1980第3期）和英文《铁尔痕碑（Terkhin Inscription）》（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Hung. t. XXXVI》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亚特Taryat碑》（或称《铁尔痕Terkhin碑》）。克氏又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用英文（载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研究刊布了也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回纥牟羽可汗铁兹碑》(The Tez Inscription of Uighur Bögü Qaghan)和俄文《在蒙古西北部发现的回纥牟羽可汗碑》（载《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文献和文物Tsentral’naya Aziya—novye pamyatniki pis’mennosti i iskusstva》。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碑》等[6]。
这里我还想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 G. Clauson)关于《翁金碑》、《阙利啜碑》的研究， 美国（现已回土耳其）特肯(T. Tekin)教授的研究，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巴赞(L. 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 Giraud)先生对《暾欲谷碑》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 Ramstedt)教授遗留下的关于《暾欲谷碑》的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 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 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kanligi ,简称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简称 TICA：）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 《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7]。
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的蒙-汉文碑刻的研究报告。
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学家正在酝酿出版古代突厥碑铭汇集的问题，但愿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能早日实现。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新疆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说9种突厥语（维、哈、柯、乌、塔、撒、裕等语言以及土瓦语[阿尔泰地区一部分蒙古族说的语言]、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在世界突厥语的种数上居第二位（仅次于俄国），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包括古代突厥如尼学）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最后我还想就如何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如维吾尔或哈萨克语等）（这里也包括对突厥比较语言学和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8]。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文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W. Radloff）、葛玛丽（A. von Gabain）、缪勒（F. W. K. Mueller）、邦格（W. Bang）、勒寇克( Le Coq)等著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刊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献方面的研究，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用德语写成的。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过去和现在其国内都有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居住之故），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S. Malov）、克里亚施托尔内(S. Klyashtorny)、阔尔木辛( I. Kormushin)、古泽夫( V. Guzev)、瓦西里也夫(D. Vasil’e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N. A. Baskakov）、谢尔巴克( A. Shcherbak)那样的突厥语言学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1893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V. Thomsen ）的主要奠基性著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L. Bazin）、哈米勒屯（J. Hamilton）、吉饶( R. Giraud)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片山章雄等新一代突厥学家（老一代如羽田亨、小野川秀美、山田信夫、护雅夫等人的著作且不说），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至少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其语言属突厥语系）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重要的有关著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语译本，而且本国学者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Talat Tekin , O. Sertkaya等人的著作也是要阅读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近年来土耳其学者除继续进行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ic）、历史学的研究外，也开始了对碑文的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方面的研究[9]。所以为了达到能达到阅读土文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文的观点，只是想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民族青年同志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有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民族同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著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勤于钻研，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我国的突厥学研究繁荣昌盛！

[1] 他的解读古代突厥文可以和19世纪上半期法国学者尚伯林( J-F. Champollion)解读古埃及文相媲美。
[2] 1987年德国Osnabrueck市的一位旧书出版商曾出版过两卷本的该书重印本，可惜当时我囊中羞涩，未能及时购买。听说该书现在也已绝版。
[3] 关于第一阶段的研究情况，详见拙文《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载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2001，北京及《古代突厥文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周年》，载《民族研究信息，第四期，2003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3。
[4] 因我不懂捷克文和波兰文，用这两种语文发表的论著在此省略。
[5] 最近日本吉田丰教授认为应读为“建一大的法石”（见该氏的《布古特碑文》，载森安孝夫等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999，大坂。
[6] 这里我略去了在前苏联阿尔泰、叶尼塞地区、中亚塔拉斯地区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及其研究，也略去了北高加索、东南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发现的类如尼文(Runi-like)刻文的发现和研究情况。
[7] 关于近年在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可参看土耳其学者O. Sertkaya 《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突厥文碑文考古学和语文学研究概述》(Kol Tigin’in olumunun 1250.yil donumu dolayisi ile Mongolistan Halk Cumhuriyeti’ndeki Kokturk harfli metinler uzerinde calismalara toplu bir bakis)一文 , 载该氏论文集， Gokturk tarihinin meseleleri, 1995 , Ankara.
[8] 由我翻译成汉文的德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的经典著作《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即将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
[9] 这方面最新的著作有Leyla Subasi Uzun的《鄂尔浑碑铭文章语言学结构》( Orhon Yazitlarinin Metindilbilimsel Yapisi) , Ankara ,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