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经济史论坛”2001年开始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背景之一，就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白银资本》中译本的出版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吹捧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王家范先生的文章是持批评态度的，对《白银资本》作了比较详细的剖析。我们在讨论前曾印发给部分与会学者参考。现在我们在这里重新刊发，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在讨论的推动下，我认真拜读了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及相继推出的诸家评论。此前还曾阅读过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


　　　　　　　　　　　　　　阅读心理镜像

阅读弗兰克的书，确实感受到了因强烈的攻击性而带来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话，我感觉中的弗兰克，自尊心极强，个性张扬，属于多血质一类的人物。他思维敏锐而情意外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就不曾想过需要控制自己。


他像我们生活中时或遇到的那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难以分辨这种异乎情常的坚韧，是执著还是执拗。他攻强于守，犹如冲击力、爆发力俱强的足球前锋，不管能不能打进球门，必须使自己始终处在不断射门的亢奋状态。他更像海底生物，时刻张开富攻击性的思维触须，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坛的猎物，只要对方暴露出极细微的弱点，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迟疑地将其捕逮到手，决不姑贷。

他对中国的推崇自然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总担心他对中国历史没有足够的体验，担心不是因为先有了对中国历史全面深入的观察，更像中国是因为体系的需要才被选择为利器。


王国斌的风格正好相反，沉静委婉，从容而有耐心。他的质疑是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力求把思考的各个侧面剥笋似层层呈现于读者之前。他也质询“欧洲中心论”，却更多的是不断向自己提问，让“问题意识”反复困扰自己，给人一种沉重感。

我的感觉，他当然也在乎自己的结论，但更关心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启发性，避免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希望把方法悬念留给读者。他很像足球场上出色的前腰，专致于用头脑踢球，细心环顾双方队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突然插上射门中的，或不时使出一脚妙传，为队友进攻创造空档，其机灵令人叫绝。他亲身深入过中国历史的腹地，谙悉地形的复杂，知道名山大川在哪里，哪里又有沼泽泥淖。

或许在弗兰克看来，王国斌缺少那种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彻底决裂的勇气，没有解决的比解决的多得多。但在我想来，恰当的谨慎是必须的，至少不会因行色匆匆有误入陷阱的危险，或因过于主观而堵塞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与弗兰克一样，王国斌也坚信中国历史有过长期的辉煌，曾经有理由傲视群雄，但他更能体验和贴近行动中的“中国心”，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争议丛集的“中国何以没有发生或何以不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老话题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

我觉得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序言》的结尾，说了一段实在与弗氏之书搭不上脉的话，却很堪回味：“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请注意“绝对核心论”与“平行关系”的提法！）然而，这些却正是《转变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善意。

书中他特注重回溯，对预测未来保持极度的谨慎，只是提示我们一切都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一切同异、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更愿意接受王国斌的思考方式，从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弗兰克的经历，我只是从推荐者和著者《前言》那里稍知一二，极其有限。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反复揣摩，是什么造就了弗兰克这样强烈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动他走上摧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归之路，还是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游击生活”把他锤炼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

他那种烈火般的个性，横扫一切的狠劲，虽然其攻击的对象是西方（主要针对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却让我不时联想起现代中国“打倒孔家店”到“横扫四旧”无所畏惧的斗士们，勾起复杂难言的感情。

必须坦白承认，我只是从阅读本书中去认识弗兰克--这显然有误读的风险，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兰克经历和学术资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读，并纠正本文极可能有的理解过失。


　　　　　　　　　　“中心”偏好与“单脚走天下”

当许多中国人正在热烈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从域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弗兰克充满激情地提示我们：错了，正确的是全世界都必须“调整方向（re-orienting ，重新面向东方）”。

弗兰克申言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重新转回到“东方”。他对这项预言看得很重。我没有把握说他的全部立论完全是由这种未来－现实－历史的逆向路线而得，至少《白银资本》的主体部分恰恰是循着相反路线展开的。但我也注意到，对弗氏的预言，王国斌采取了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王国斌为本书所写《序言》确有学者风度，赞其所是，疑其所疑，批评含蓄平和，观点差异也明白无误。其中有一段说道：“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

我以为对本书的理解，最好将预言先撇在一旁，看看弗氏对历史的论证是否确实可靠。因为即便有关未来的预测可能失算，也不构成推翻弗氏“世界体系”历史陈述的充足理由。在这一点上，王国斌说得深刻：“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它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转变的中国》）

我也持这样的保守态度：历史学没有任何理由过份扩张自己的功能。历史学应该高度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中不断汲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并以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帮助。但当由历史进而预测未来时，则需要十分地克制。历史学家能够成功扮演“事后诸葛”的角色，布洛赫曾戏称为“放马后炮”，却决不能硬充善逮“未来”的猎手。

因为“未来”原是一头狡猾的猎物，瞬息多变，不要说历史学，就是专以解决现实问题自诩的经济学理论与对策不是一直处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之中，遭遇到的难堪还少吗？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年年初，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还在肯定亚洲经济现状，与金融相关的众多指标表明运行状态“一切良好”。还是库尔诺对社会运行的或然性深有体会，说得最妙：“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无非是指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有谁能担保下一轮危机必发生在此而不在彼？

弗兰克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上，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无疑选择了一个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在实证史学和分析主义占尽风光之后，疲态日益显露无遗，开拓整体主义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的呼声，这两个既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思潮，成了本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弗兰克一再批评布罗代尔，书前引语却特别青睐布洛赫，然而他们原属于一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所属的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以倡导“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薪火相传，享誉国际学界。

但是多数同仁也都意识到，如何实践整体主义的考察方法，甚至如何理解“整体历史（有的译为‘总体历史’）”和“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仍布满荆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可详参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的《新史学》）。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弗兰克颇自豪的“整体大于局部之总和”定理，用之于完全不同的人文历史学科，只具方法论启发意义，决无越俎代庖、立竿见影的能耐。我想弗兰克也知道，结构主义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尝试，至今所取得的成绩远不到可以趾高气扬的程度。他所批评的帕森斯，其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就被社会学同行嘲笑为“乌托邦”。

据我所知，“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不是“社会史”），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非常强调时空两大要素。在时间要素方面即有著名的三时段论（长、中、短三时段），其中尤以“长时段”论最富原创性。“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则是整体史观在空间运用方面的延伸。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
首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个性各各不同，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1927年，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骨子里就贯穿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

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整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论）等人的“世界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而与“欧洲中心论”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史”（详下节）。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

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姿，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

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曾郑重申明：“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这里，在“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之外，又生出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两个新概念。他在处置三者关系方面脱节相悖甚多，暂且不说。这段告白至少表明对别人指责他“中国中心论”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

阅读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的身影时隐时现：

“（1990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1994年与吉尔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11、1页）；

“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19页）；

“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168页），

“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169）；

“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

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第2章12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180页）。

在该节中弗氏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185页）。

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第435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陲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像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导论”里就明白表态：“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不知王氏是否具体有所指？弗兰克却大不以为然，决意独上偏峰，继续冒险前行。他欲以“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取代“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如此强烈，用“狂热”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但从本书看，毕竟心急慌忙，缺乏一种顾盼前后左右的稳重，行进时不免步履踉跄。

现在且不说究竟能有多少够分量的证据足以支撑他“五千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早已形成的大历史观，就是在1500－1800年的历史时段里，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如何正确表述，从上面摘出的论断来看，我想说：弗兰克似乎自己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游移于二者之间，理智上知道第一义的不可违背，情感上却执著于第二义。遮遮掩掩的“亚洲（中国）中心论”是怎么也不愿舍弃的通灵顽石。若如此认识，则全书种种论断的自相矛盾和不能连贯，也就多少可以获得通解。

　　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1800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19－20世纪只是雄狮打了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亚洲特殊论”和“亚洲起源论”？这同他所批判的“欧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不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80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马——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

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说，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11、17、26、168、266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55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

为着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别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26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 “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

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它“社会”的能力，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自己的周边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曾不断与中原王朝爆发军事冲突。尽管内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但除非他们移居内地、长期融合，即使近在咫尺（相对与西方的距离），他们的“社会”仍会一如其故，弗兰克所谓“中心”塑造另一“社会”的法道也大失水准。最典型的是元王朝灭亡后，重返大漠的蒙古族又回复到原先游牧部族分散的状态。在此之前的“金”遗民北返白山黑水，情况亦然如此。直到1949年前，南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还始终生活在“母系制”时代。

进而说，弗兰克所极力推崇的明清江南经济，是谓“同心圆”核心的核心，其幅射能力也远没有遍及中国所有内地，在第一小圈内就不灵。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至今仍为每个中国人所深切体验。近距离的“塑造”不成功，而远距离却成功地“塑造”出了“西方的兴起”，对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悖论，离开了各社会的“内因”分析，不知弗兰克“世界体系”的整体论（即所谓“共同”参与、“共同”塑造）将如何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