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生产率和修正后的劳动估计

到此为止，我对劳动生产率所做的这一讨论都是采用黄对各种不同工作所需劳动的估计数；为了简单起见，我也按照他估计劳动毛生产率的方法，没有扣除资本投入的价值（除了某些情况下的土地本身）。但黄的劳动投入数字事实上相当不可靠：实际上，在至关重要的水稻的例子中，他自己最近把他的估计改变了50%以上（黄2003）。此外，尽管估计劳动净生产率比估计劳动毛生产率更为困难——例如，它涉及到根据有限的肥料价格数据进行重建——但它最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度量标准。所以在结束劳动生产率这一主题之前，让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当我们采用不同的劳动投入估计，并尝试估计净生产率时会发生什么事。

在一篇新的文章中（2003），黄说，他以前每亩水稻10个劳动日的数字——我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接受了它——大低了。他现在提出的是15.25天，我愿意接受这个数字，尽管它看上去有点高。[1] 这个数字像他认为的那样，确实降低了江南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没有通过任何这类计算追查到底。而当我们这样作时，我们发现了两件重要的事情：1）首先，由于计算这两个区域的劳动净生产率而不是劳动毛生产率充分抵消了水稻生产率的这一降低，江南和英格兰粮食种植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变。2)其次，黄在其他场合提出，当三角洲的稻农通过与小麦轮作或转入棉纺织业生产强化他们的劳动时，劳动生产率发生了下降，而通过用这里的方式降低水稻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值，黄就消除了这种劳动生产率下降中的大部分。

多亏罗伯特·艾伦（2002），我们现在有了一个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江南农场劳动净生产率的计算机模拟。采用一种诺福克四圃轮作制，英国农场每个劳动日生产了34623卡路里。至于江南的水稻，艾伦宽松地估计为每亩地包括脱粒在内共用16.44个劳动日（一个甚至比黄的数字更高的数字）。使用这一江南劳动投入的估计值，并假定70%的稻田也种小麦，结果是每个劳动日的生产率为31,249 到 34,194卡路里：为英国水平的90.3%到 98.8%（取决于怎样估计肥料成本）。两种趋势都可以进行各种小的调整，但仍然具备基本的相似性。如果我们使用黄的每亩地15.25个劳动日的数字，或李伯重的每亩水稻产量2.5石，而不是黄的2.25石，江南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会超过英格兰的。尽管黄在这篇新作中还说，“英格兰畜牧业生产中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我预期，将大大地超过谷物，”我已经提到过(2002, 543, n. 3)这是有疑问的。

此外，照这样提高水稻的劳动投入，同时纠正黄对棉花和复种小麦的劳动密集度的估计错误，就使这三种作物的劳动密集度接近于一致，从而排除了黄为“内卷化”假设的两种主要例证之一。对于小麦和棉花，黄使用的都是卜凯的巨大的、非均质的“长江流域稻麦产区” 的数字（1937b, 314, 316），这些数字比三角洲的数字高很多。对于小麦，黄用每亩7天，而卜凯在江南的三个选点的数字是2.45、3.21 和 10.44（最后一个是无锡的，它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一个非正常地区——见上文注19）；卜凯在江苏的7个选点，包括无锡，平均值为5.2 (1937b：315)。正如李伯重所说（1998，217 n.14），姜皋(1963, 10a)对183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估计显示，每亩小麦用工2.5到3个劳动日。由于每亩水稻产量大约3倍于小麦（在卡路里和价值两方面），只要小麦需要的劳动日低于每亩5个，它每劳动日的毛收益就会与水稻相当，而这看来是常见的情形。

遗憾的是净收入更难以计算，因为在一块双季轮作的土地上，并不总能明确区分一季作物和另一季作物必须的肥料——举例来说，在水稻生长季节可能施加了更多的肥料，但必需如此，因为由于种植小麦，这块土地不再在水稻的两次收获之间休耕。我们还应该再一次记住，农民没有为增加的二茬作物小麦另外支付地租，所以用于新增小麦每天的劳动可能比那些用来种植头茬水稻的劳动收益高很多。尽管我们为了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较，从分析的角度，可能宁愿把地租分配给两季作物，但在农民各种可能的经验中，农民都把它看作一种不仅可使收入保持不变，而且能使收入增长的选择。

对于棉花，黄使用每亩21个劳动日(1990, 84)，这再次是卜凯的大“长江流域稻麦产区”的数字。然而，卜凯的昆山的数字——他仅有的三角洲的棉花数字——是16.33 (Buck 1937b, 316—7)。如果我们使用黄现在提出的水稻每亩15.25天的数字，一季水稻的劳动毛生产率就是每天221文，而使用昆山的劳动投入计算的棉花收益为每天193文：毛收入大约有10%的差距。当我们想到，如上文所说，棉田每亩地租约为稻田的60%，肥料投入的平均水平或许更低，我们得到的棉花种植每劳动日的净收入实际上比水稻的高得多。[2] 当然，卜凯的昆山的数字不应该被当作其他地方的信条，所以我们不能一步跳到棉花种植实际上比水稻种植每天能赚更多的钱这一结论；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由于黄为水稻的劳动需求选择了一个低端数字（他自己现在也否定了的数字），而为小麦和棉花都选择了来自三角洲以外地区的高端数字，他才能够证明棉花种植和小麦加入轮作表现了“内卷化”。

按照同样的逻辑，使用每亩水稻15.25天，而不是10天，也缩小了水稻种植和纺织业生产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黄假设的另一个内卷化例证。但在那一方面，黄也犯了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错误：包括上文讨论过的没能区分男性、女性和儿童劳动，和将在标题为“内卷化？”的一节中讨论的计算错误。

什么是发展？

黄极其倚重，对他1990年的著作也同样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发展只由一件事构成：“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黄2002a,158)。但为什么我们应该只关注这一种发展却并不清楚，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在一个全球所有人口密集地区都经受严重的就业不充分和失业的时刻，找到能使劳动力就业的新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如我在书中所指出，即使是在英格兰，迟至1720年，如果一个专利申请声称它可以减少劳动需求，仍然会降低它的价值；整个18世纪英国的专利权所有人中只有3.7%把节省劳动作为一个目的，同时绝大多数人提到了节约资本。[3] 在食品短缺仍然极为普遍的地方——甚至在18世纪后期，在大陆欧洲，如果不是英格兰——人们怎样尽力使总产出接近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计量标准，人们可能尝试考虑总要素生产力，如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对法国农业长期趋势的研究中所作的，[4] 尽管资料问题会使对中国这样作极为困难。人们也可以尝试思考，一个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哪些具体特点，如果有的话，是人类世界的一些特殊部分在最近两百年中向一个能源利用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不同的世界转化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这是我尝试过的事情，也是一代又一代进行欧洲内部比较的学者们努力过的事情。这种方法迫使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工业革命在哪些方面代表和不代表早期历史的一个结束。哪些种类的增长对按照其本来面目理解18世纪的经济是重要的，黄做了更为狭隘的定义的那种发展是否肯定必然早于向一个工业经济过渡的其他重要部分，这两个问题对我的论证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看来黄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都是争论的问题。

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高度目的论的方法，观察18世纪仅仅为了讨论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能源利用、极为迅速的技术变革和其他现代特性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类型的各种迹象，黄坚持他的具体定义是有极大意义的。但即使我们采取这一方针，事情也不过是更为复杂。尽管要达到今天较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肯定需要在某个时刻出现经济整体生产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单位劳动产出相应的迅速增长，但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它是否（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在工业中发生之前必须先在农业中发生，并没有一致意见。例如，研究德川时代日本的很多著作认为，那一时期日本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密集及市场导向性质，与商品购买欲实现能力的适度增长结合在一起，在创造对于工业化必不可少的相对熟练的有纪律的劳动大军（以及资本积累）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5] 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著作中有许多，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

18世纪的江南与这些区域和其他散布于全球的核心区相似的特征——正如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所证明的那样[6] ——足以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它的高度商业化的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帮助奠定了现代发展的基础。作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让我们考虑一下，黄认为与发展相对立的现代早期的劳动密集，事实上可能怎样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越是愿意承认恰亚诺夫（Chayanov）（黄正是依靠他的理论）至少对一些农户在某些时期的行为——与其说他们像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那样行事，不如说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他们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确保一笔必须的收入——的看法正确，就越是会预期这类人宁愿为家庭用途而生产，当每小时劳动收益增加时限制他们为市场的工作，接受一种或多或少保持稳定的现金收益，同时享受把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家中能够获得的更多的安全、自治和/或休闲。因而，研究一个具体的社会怎样达到完全不同的境地——其中大部分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劳动集中在市场上，劳动极为密集，在面对增长的现金刺激时，总是怀着以后购买更多商品的希望，把更多的劳动提供给市场——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1985和1990年的著作中，黄表示出自己赞成一种观点——主要根据对英国经验的一种具体解释，并在最近几年与他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有很大关系——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向一种现代经济文化的变革只有在人民通过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因而坚持英格兰圈地运动和黄所特别强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使用大规模工资劳动的“经营农场” 的重要性。[7] 但很多研究英国农业的著作——包括黄反复引用的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的著作——都对这条道路甚至对英国的重要性产生怀疑，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8] 罗伯特·艾伦，黄也引用了他的话，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布伦纳的主要观点，即英格兰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迫使佃农特别有效率：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农场样本中，他发现在每英亩负担的地租和这些土地产生的剩余（产量减去地租以外的全部费用）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Allen 1992: 178—181)，并据此和其他证据得出结论：地租不由竞争调整——它们由管理人决定，或由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协议决定(Allen 1992: 181)。换句话说，没有理由认为，英格兰的土地市场比江南的有更真实的竞争性；它的竞争性完全可能更低。他还发现没有证据证明，18世纪增长的地主收益是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1992, 264)，或者农业是英国工业一个特别重要或迅速扩大的市场(1992, 265)。此外，在18世纪的英国，英格兰中部地区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Allen 1992: 235—7, 241—6）。按照黄的观点，我们就不得不把18世纪英格兰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他们中很多人靠救济和/或一年中仅有的收获期中的几天工作生存，看作一个“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把精英阶层对于这些人口的忧虑看作一个与黄假定的江南情形（黄2002a, 171—4）相似的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其实有很多人确实是那样看的。这一切使艾伦抛弃了他称之为“农业原教旨主义”的东西：简单说就是，包括布伦纳的观点，英格兰工业早熟的关键可以追溯到它的农业制度的性质(Allen 1992, 2—5)。

其他对各种各样不同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有力的例证：人口增长的压力与地租、赋税或其他现金负担结合，甚至在没有发生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例如，这是乔治·格兰瑟姆论欧洲农业的著作的要点——人口增长（既是需求的创造者也是劳动力的源泉）加上市场机会，足以刺激专业化和劳动密集度的发展，使产量与人口数量持平或略微超过——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其他著作的要点，它们对布伦纳法国的发展严重落后于英国是由于小农经济延续性的观点提出了疑问。[9] 同样的争论构成了许多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巨著的重心。[10] 至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我们有大量的研究显示，人口增长的压力与新的外购商品的诱惑的某种结合，为现代发展做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准备。这些有时被称之为“勤劳革命” 的变化并不需要无产阶级化，通常在每小时劳动收益开始明显上升之前很久就顺利起步。[11] 因而，劳动密集——即使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密集——不应该被视为现代早期发展的对立面。

当然，如果某个社会有一种农业劳动如此密集，以至它能够动员的所有劳动都必须用来种植仅是最低产量的作物，这会阻碍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黄强调以每劳动小时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发展的惟一标准就是正当的。但没有人认为这在江南是事实；实际上，黄本人突出说明了这一地区农户用于供出售的手工业品的劳动数量不断增长。[12] 在这里，黄通过强调以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口百分比作为农业支持工业化的能力的一个指标（30—31）回避了这一点：按照这一指标，江南确实远远落后于18世纪的英格兰。但真正重要的变量，如很多欧洲中心论者注意到的和我们在上文看到的，不是人们生活在哪里或者他们是否完全与种植业分离，而是他们用于非农业工作的劳动比重。[13] 按照这一尺度，如我们以前看到的，江南即使与英格兰较量也相当好，完全可以与西欧其他部分一争胜负。从日本和台湾（还有当代的中国大陆各地）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实例表明，只要一个社会有其他方法吸引劳动力供非农业工作，并供给这些人食物、纤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先有大批劳动者与农业完全分离，然后才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就不是一个必然的顺序。在18世纪的江南这显然不成问题。

我们将再三回到与18世纪江南的劳动密集性农业相容的一条现代工业经济道路的可能性相关的问题上来：这当然是我的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黄集中批评的问题。但我的书同样注重对全中国的研究，以便了解哪些因素在帮助欧洲避免黄会称之为内卷化的道路时最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大多数欧洲中心论者会同意的，在整个现代早期阶段两个方向都存在某种趋势。为了思考这些问题，人们还需要再多注意一下不同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动员更多劳动力增加总产量（黄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为什么这种作法在18世纪还有重要的能量，以及使它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变得较不重要的具体环境。

我们还要避免把分析现代经济时通常给予资本的重要性同样的赋予前工业资本。在我在本节开始时引用的关于什么是发展的同一段话中，黄在给发展下定义时说，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增加产量“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黄2002a,158）。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土地出现了供应不足，人们可以无限制地用资本代替土地。对于具有惊人的能源供给和把化工产品转化为每英亩新增产量的能力（通过化肥和农药）的当代世界来说，这看来是事实，或接近于事实。但把这一假定用于前工业世界是一个高度时代性的错误，在那个世界中，食物、衣用纤维、燃料和建材全部主要来自植物生长，在那个世界中，增进产量的肥料的生产不是来自于动物就是来自于植物，也需要使用土地。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明确承认不仅劳动收益递减，资本收益也会递减，卡尔·马克思则把这个预想作为他的理论的一个关键。只有在假定一个世界的技术永远在不断地变革时，才有理由放松那一设想。

正是为此要记住，我曾经问过，如果不是煤（每吨煤提供的热能等于1—1.4英亩温带森林的可持续产量）和新大陆的输入（特别是棉花）明显减少了英格兰需要用它自己的土地或纯粹来自欧洲的输入满足其燃料和纤维需求的必要性，英国为使利润最大化而节省劳动（如资本主义农场常常做的），甚至以每英亩产量比亚洲低很多为代价的模式，是否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这又构成了我书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某种偶然性，人们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发现的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使产出最大化（或者从拼命奋斗的穷人的观点看，使收入最大化）的压力，就可能继续超过向其他方向推进的力量，超过那些最终在19世纪取得成功的力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英国完全可能度过一个更像佛兰德、畿内或江南的19世纪。

问英格兰是否可能成为江南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由于很多理由它具有经验意义。首先，英国人口在它工业化的第一个百年中激增，同时食物产量暂时保持同步，但它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同步。其次，尽管黄坚持“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3），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相当低。那一阶段的巨大成就是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增长，同时继续释放出劳动者：这是一个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成就。

对这一问题有重大意义的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在18世纪中期明显逐渐放慢。学术界对这种缓慢下降的时间及结束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序列，但所有看法都更符合我的观点而不是黄的观点。在这个序列的一端克拉克（Greg Clark）认为，“农业生产率从1700到185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结论符合我们得到的一切可靠信息”。艾伦的观点不那么极端，但他的著作也与任何认为英国为其增长中的人口供应更多的食物方面有不断进步的观念相抵触：他认为，18世纪中后期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农业收入的分配中而不是产量中（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发生在1650到1725年之间）[14] 。汤普森（F. M. L. Thompson）也认为，18世纪看不到农业革命；这个重大突破是后来发生的，伴随着以非农业投入为基础的现代种植业。[15] 马克·欧维顿给了我们一种对18世纪发展的更为积极的认识：如果1600年的每英亩生产率是92，1700年是100，他推算，到1750年达到了135，到1800年又上升了16%，达到158（从那时起到1836年几乎保持不变）。但即使是这个更为积极的估算也让我们看到了停顿：按照同样的比例，欧维顿告诉我们，每英亩生产率在1300年已经达到了115，以至500年间的生产率上升了不到40%（或许大致等于同一时期江南水稻产量的上升。[16] ）第三，当我们想到英格兰的人口从1751年的577万增加到1851年的1674万时（比中国快得多，更不必提江南），显然，在使单位面积产量最大化方面，即使一个远为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会使它自给自足——实际上，在18世纪后期以及特别是19世纪，英格兰从一个食物净输出地区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净输入地区。[17] 现代早期的英国农业成功地把落后农场上的每英亩产量提高到最好的农场很久以前就达到的水平，并可能略微提高了那个最好水平，但正如18世纪末极为缓慢的增长所暗示的，如果不使用现代的投入，就没有更大的余地可以继续这种发展：而如果需求必须在国内满足的话，增长了两倍的人口需要的显然不止是缓慢的增长。

第四，英格兰真正实现的产量增长看来伴随着一些地区严重的生态紧张。如果没有得到输入的海鸟粪、一些当地开采的磷酸盐，以及晚得多的时候的化学肥料，这会使它们非常难以维持，更不必说超越以往。[18] 第五，即使人们对工业化初期英国农业与英国食品需求保持同步的能力持最宽松的态度，但事实是，食物只是以前农林业产品的一部分：完全无法否认衣用纤维越来越多的来自海外，燃料和建材越来越多的来自地下。有人可能认为，即使没有海外扩张、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后拿破仑时代的农业改革和我所强调的英国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仅是工业技术进步达到的程度就可以使英国的工业品足以交换到这些必须的投入；事实上，可以说，我的论据中最软弱的部分（和真正的欧洲特殊性最有力的例证）实际上在科技领域，黄却没有注重这一点。但简直不可能认为，在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轻微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初级产品的输入和矿物燃料使用的巨大增长，劳动力从农业中的释放足以推动这个过程。

注释

[1] Bray （1986，149）收集了每公顷水稻的劳动投入资料：除了爪哇（除其他条件外，那里是热带，全年都能够种水稻）没有哪一个地方超过每公顷255个工作日或每亩17个。她的1921—1925年华东的数字是每公顷146个，即每亩不到10个。卜凯1920年代长江下游不同地区的数据（1930，228）随着地点和水稻品种的不同变化相当大，从远远低于10个工作日到单独一个数字15.3个工作日（江宁的糯米，那里属长江下游但不属三角洲）。江宁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灌溉完全不使用畜力，所以人工劳动时间中有将近40%用于灌溉（1930，310）。属于三角洲的武进，由于把大部分畜力用在灌溉上，把这个比例削减了多一半，然而全部畜力应用仍然只是每亩糯米0.4天，其他品种的水稻1.5天（1930， 232、310）。在18世纪的江南，供这类用途的牛普遍可以按日出租 （李 1998， 77—9）。卜凯1930年代的4个地区的资料是从5.53 到 8.97天，这些地区如果不是太严格的话， 可以包括在三角洲范围内（1937b， 315）。沈镜贤，19世纪初期的一个江南居民，估计每亩地用于灌溉的劳动日总数是2.5天，每亩工作日总数是12.5天（引自李，1998， 202 n.2）。黄的一个真正高的数字，每亩20天，来自战时无锡的荣乡（音译Rongxiang），那里在绝对不使用役畜方面也是与众不同的（满铁1941，78），并同样经历了各种各样与战争相关的低效率。在受调查村庄中，16—55岁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女性（88—9），但黄引用的劳动投入数字并没有对此做出调整（注意78页上一位妇女在做繁重的灌溉工作的照片）。由于豆饼肥料供给中断，受调查村庄也恢复了劳动更为密集的施肥方式（71），当地的水资源也是非常匮乏（68， 71），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抽水。最后，这些村庄中的农场甚至对江南来说也是很小的，平均2.54亩，如此之小以至它使日本调查员感到“即使与他们在三角洲其他地方的野外调查中观察的农场比”也令人“震惊” （Bell 1999， 112）。这种真正微小的地块上劳动特别密集是不会让人吃惊的。如果那种劳动密集度水平在18世纪已经普遍存在，以当时农业年度的长度，一个人就不可能耕种10亩土地：见费 1962，152—3和李1998，71。
[2] 水稻和棉花的肥料需求见李1998， 83—4 与 88对照。
[3] Jacob （1988， 92—93）； MacLeod （1988， 158—81）
[4] 总要素生产力（TFP）的增长通过产出增长率减去全部投入（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计量。当产出增长得比这些投入的合计更快时，TFP上升，一般说来，这被认为或是代表组织进步或是代表技术进步，或者两者都代表（1996， 81—142）。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是，这个术语衡量的是一个经济怎样有效地使用它的全部资源，而不只是劳动，因而与仅用劳动生产率衡量各种不同情形——包括那些劳动可能不属于稀缺生产要素的情形——的经济发展相比，是个更好的尺度。
[5] 速水融 （1986）； 斋藤修（1985）； 杉原薫（1996， 2000）。
[6]实例见王（1997）；李伯重（2000）。
[7]1990，60—64；和2002a，159。应该注意的是，布伦纳本人甚至更关注于阐明，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即地主首先被剥夺了利用超经济强制榨取他们的佃农的剩余的能力，但却得到了在他们愿意时把佃农赶出土地的权力），地主才会为了使土地更高产而投资；但黄却更多的强调佃农而不是地主的决策，而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与当前目的最相关的争论的组成部分。
[8]Overton （1996， 133—92， 197—207）。特别注意他最后对布伦纳理论的疑问的陈述（204—05）。
[9]Parker and Croot （1985）； Cooper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189—92）.
[10]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Levine （1977， 1985， 1987）； Ogilvie and Cerman （1996）.
[11] DeVries （在他对这种发展的叙述中最明确地包括了英格兰和荷兰） （1993， 1994）； Grantham （1989b， 1993）； Voth （2000， 184—88 论人口压力和 192—210 论消费）；斋藤修（1985）；速水融 （1986）； 杉原薫 （1996）。
[12] 1990，77—88。
[13] Jones （1981a， 71）。 DeVries （2001， 11—13 也提到“城市化比重是个不适当的指标”）。因而，尽管黄批评我没有使用德夫里斯早期对城市化的计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尺度（32—33），德夫里斯本人却把用于非农业工作的时间的增长视为更重要的问题，无论做这些其他工作的人是否完全与土地分离。
[14] 两者都引自Overton （1996， 6—7）。另见Clark （1991， 454—55） 和 Allen （1989， 80）。
[15] Thompson （1968， 63—73）。
[16] Ellis and Wang （1997:185）估计吴江水稻产量从1200年代到1800年代提高了40%，这是江南的一个县，赵冈曾收集了一些无疑不够完整的资料。这个数字不包括由复种扩大引起的产量增长。
[17] Overton （1996， 75—）77。
[18] Ambrosoli （1997， 412）；Winter （1999， 40—61）；Hobsbawm （1975， 106）；F. M. L.Thompson （1968，62—77）；Overton（199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