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根本上看,人是凭现实化生存呢?还是凭超越化生存呢?对于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种基本解决模式,一种是庸俗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或感性现实主义;一种是主张人仅仅靠自身解决不了自身问题,需要信仰或者类似的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两种思路实际上就是非超越生存和超越生存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超越的模式问题;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文化都居于这两极之间的某个状态。
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本信念是,我们需要坚定地站在事实的地平线上,依赖人的伟大性,关注世界本身,在理性和信仰、人智和神性对立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即哲学化的超越之路,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超越来解决人类所遇到的问题。超越实际上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和超越,它需要依赖人的慧根,不断突破有限和无限性之间的屏障,迂回前进。
超越哲学有显著的作用。当今世界存在环境危机、饥饿和贫困、文明冲突、极端民族主义、恐怖战争等大问题,它们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使我们失去安全感和希望感,无法安身立命。这些问题中,有些是举手之劳便可以克服的,这需要我们转变理念、共同行动,可是少有人去作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根源只能是人道的问题,是人道之患,准确而言是人道泛滥之患。今天需要克服或平抑人道危机,这种人道危机的思维机制要害有两条:自我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现在我们需要回到非自我中心、去中心化和多元动态复杂性思维,这些属于超越思维。
本文谨希望展示老子代表的中国式超越思维和模式之一二。《老子》一书集中针对的问题就是人道泛滥的危机,针对人道的自私、贪婪、争夺、卑琐、庸俗、奢华、浪费、异化等等,一句话“利己损人”,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现代社会天道消、人道涨、大道匿,老子的哲学思路是超越人道中心化,经过人道反思批判而上达天道,通过天道和人道关系及源头的探讨,发明高妙和玄深的“道”本身的理论。
二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他首次赋予日常用语“道”(原意为“道路”兼“言说”)以哲学的意义和用法,创立了“道”的哲学系统。这个“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崇高和超越性。他认为:“道”自身凭自身无条件存在;“道”是世界的来源,也是世界万物生存的原理,“道”生成其他一切,可是这种生成凭借的原则是“无为”,也就是听任万物自然生成,所以“道”生成万物而不主宰万物;“道”又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活力所在;“道”不是语言能够全面刻画出来的,语言只能描述或表达表面的思想,真正合乎“道”的思想基本上是非语言的思想,例如老子讲他的“道”是高于有无而体现有无转化互动的过程;“道”也是最公正的。总而言之,老子的“道”有着最崇高的形而上学品格,“道”永恒、独立、自然、无为、普遍、公正,等等。
从上文论述看,“道”具有多种形上特质,贯穿它们的核心可以用“超越性”概括。超越性在社会动力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伦理早熟、宗教相当边缘化的中国古代文化,超越性就显示出更宝贵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道”或超越性是社会引领功能的母体。我们都知道,在社会本体中有有形构造,更有无形构造,没有了无形的、精神性的构造,社会就是扁平社会,社会组织和个体之间只有拉平效应,这个社会至多会处于长期停滞或堕落状态。举个例子吧,中国古代号称礼仪之邦,当然有积极一面,可是消极面也不少,因为礼仪规范太严厉苛刻,几乎是要求一切人千篇一律、不可越雷池一步,这样就成了扁平社会了。扁平社会里头,人的精神性受到压抑甚至戕害,没有了精神,如何能够有个性?老子的“道”的一个显著功能就是让社会和个体有精神性追求,借此使人和社会不断向上垂直升华。两千多年历史证明了老子的贡献,中华民族及其伟大高雅的生存方式和创造都因求“道”而得以兴盛。没有这样的“道”的引领,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高尚情趣和艺术、文学、思想、科学等成果,也很难想象中国文化从自然正义那里获得的创造性应变能力。
《老子》一书多处肯定了人类能够裁制人道之患,能够拥有“玄徳”(“玄德”可以理解为“深层的道德”),也就是说人类可以成就自己的超越能力。可是在发挥老子的超越思想时,我们不能简单化理解,比如陷入一个不彻底的超越论者。不彻底的超越论者指的是停留于天道无为论的层次,而不能上升到真正“道”的批判思维水准。流行的看法有一种就是把老子哲学混同于自然主义。
三
老子站到“道”这个最崇高的方向,以超越为基本哲学立场,他不但开辟出精神性上自我超越的路径,也自觉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超越的先见,学理上可以称为普遍超越即宇宙道德的取向。从中西对比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是以个体和自我为优先的文化体制与思维方式为主导的。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流弊所致就落入自我中心主义。这个中心主义要不得,其一是自我中心当然意味着排斥他人,其二是排斥他人的逻辑自然而然会流于排斥一般的他者,恶劣的结果就是征服他人和他者,包括自我以外的一切人和整个自然存在。
老子哲学不但有崇高性,也有包容性。老子习惯称自己的“道”是“大道”,这里的“大”可不简单是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而已,而是运用修辞的本体性表述功能揭示“道”具有本体兼摄的功能,其间有个和通常原子主义思维全然不同的“既/又”的逻辑规则或多元相“兼”的世界观。
过去人们即使有限地运用老子的道-徳理论,也是将其局限于人类社会关系的调整、亲和与凝聚,可是在老子那里“道”和“徳”不是这样狭窄的。老子所讲的道德是“玄徳”,“玄德”即深层道德,与浅表的道德相反对,浅表的道德由于其道德标准的支离孤立性,常常混淆道德与非道德、形式和内容、个体和整体的界限。玄德从大道而来,是最高最广的道德,是包容万物、拥抱宇宙的伦理学。可惜受人道中心主义局限,人类过去讲的是自贵自私、人为和为人的道德,这种道德误导人类专事脱离自然、征服自然。如果我们不能在实践中汲取老子哲学,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可能的,人性的健康也是不可能的。
老子的超越哲学对全球环境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环保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老子自觉追求超越人类中心,他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给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辨哲学框架。老子讲“道”的至上性,正是打破人类学哲学思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其哲学框架里头人和人道只有合乎自然协同存在的地位而没有绝对独立的位置,相反他讲人类要致虚、守静无为、遵循自然;讲“道”、“德”、天地、人、生命、万物的内在连续性和转化关系,是有机整体世界观;讲“道法自然”,正是一种泛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原则,传统伦理学建立在自由与自然相对立、真善美一分为三两个出发点之上,老子以“自然”为标准的伦理原则正可以用来校正传统伦理学的自由观、善恶观;老子讲“玄同”,讲万物莫之命的“自然”,讲“生而不有”的“玄德”,正是否定浅层道德观、捍卫自然应享自身价值的哲学基础;老子讲的“无为”、反朴归真,正是建立生态人性论与生态文明的逻辑端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