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卷化？

黄坚持认为观察长江三角洲发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内卷化的三棱镜，如他在他1990年著作中那样。他对这一概念的用法受到了许多批评，复述它们引起的所有问题是令人乏味的。但有几个旧的和新的观点值得在这里强调：

· 这一概念定义不当，把其他社会，甚至先进的工业经济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

· 在尝试尽可能使18世纪的江南不象英格兰时，黄完全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那些著作实际上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

· 黄对我的纺织业收益讨论的批评曲解了我的观点。它也依靠对所用价格资料的一种具体的取舍方式，对一个商业经济中不同行业的经济收益做任何分析这都是关键性的。我们现有的18世纪的价格和收益数据，尽管粗略，却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而支持我的观点。

· 黄真正进行的一个重要计算——一天织布工作能够挣到的粮食数量——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而无效：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一旦这个错误得到纠正，我们就看到，无论我们使用什么价格，织布工作的赢利都是他所说的10到15倍。纺纱和织布都包括在内的纺织业总收益提高得当然较少，但仍然增加了几成。

首先，尽管黄说内卷化由“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构成(黄 2002a, 152； 2002b, 506)，但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内卷化不可能简单地指劳动在一个具体时刻增加时其报酬下降：总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才是标准。如果我明年不带薪休假，并且除了接受最赚钱的讲座合约外，不做任何有报酬的工作，我每天挣的钱就会比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多很多；但我不会工作很多天，我的总收入会相当低。那并不意味着当我改为全年工作时，我陷入了内卷化。同样，如果一个农民不仅耕种他最好的一亩地，也耕种他第二好的那亩地，或是把种子认真地播在地里而不是抛撒在地上，那可能也会降低他的每小时产量，但（除非他的第二亩地是真正的劣地，或他的插秧技术难以置信的迟钝笨拙）这也不是内卷化。

出于同样的理由，内卷化也不可能只意味着人们用劳动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这一种情形：即使在工资最高的经济中，仍然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不值得进行，即使在最贫穷的经济中，也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值得做。[1] 这要视面对一项具体任务的人面临的具体技术、价格和其他条件而定。无论这些具体情形如何，节约劳动和使用劳动都不是社会的总体特征。

因而，要让内卷化这个术语有任何可用的内涵，它就不能只显示边际报酬递减；它必须指两种现象中的一项或两项。一个可能性是，它指的是一个经济整体中劳动的平均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是黄通常看起来所指的——如黄2002a, 157； 2002b, 512），以至劳动者，比方说，在1800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东西比在1700年少。另一种可能性是，它指的是（如Clifford Geertz[1963]对内卷化更明确的定义中所指）劳动不断增加，在一个特定时刻终于增加到看起来荒谬的程度：在这个点上，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之低，以至没有人会为这种工作支付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例如，设想在同一块土地上锄第二十遍草。这可能使产量有微小的增长，但不足以让任何人愿意支付这种劳务。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才会这样做，并且只有在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收入，而又被剥夺了其他机会（例如受雇），以至即使这个最小的增长都比休闲或一个人能做的其他任何事更有价值时才会这样做。实际上黄使用内卷化时这两种情况都指——尽管前者更经常——它们与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都有关系。

至于内卷化指每日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这看来在中国的确发生过，如我在我的书中提到的。[2] 但它也在现代早期欧洲发生过——1430到1550年间一日劳动的面包购买力急剧下降，最早到1840年才恢复到1430年以前的水平（有些地方还要晚得多）。[3] 即使是在工资降幅最小恢复最快的英格兰，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840年以前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4] 同时，最近的研究显示，除了几乎所有职业每年的工作天数都有所增加以外（例如“神圣的星期一”的衰落），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可能也增加了。福特（Hans-Joachim Voth）发现证据证明，伦敦的劳动强度或许足以使1760到1800年间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减少约一个小时。[5] 尽管福特关于睡眠的证据只是暗示性的，他对于每年工作时数有相当大的增长——正如人们久已觉察到的——这一更为一般性的命题却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如果我们不管劳动力成分的变化（即，比较整个时期同样职业的劳动者，同时忽略劳动者逐渐向农业以外的转移），1760到1800年间的增长是令人晕眩的35—45%，一个一般的工作年度最终提高到3300—3600小时；即使我们按照部门构成的变化进行调整，在这40年里增幅也达到20—27%，最高记录在3000到3600小时之间。[6] 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福特把他的一般范围扩大到英格兰，时间延伸到1830年。他用各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1760—1830年工作周平均延长了20—23%，18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伦敦的工作时数最终开始下降，但英格兰北部的工作时数直到1830年仍不断上升。[7]

因而，仅靠中国每日实际工资可能存在的长期下降几乎不可能说明中国走在一条根本不同的前途渺茫的道路上。德夫里斯提出一个 “勤劳革命”的概念，部分用意是要说明，当家庭重新分配他们的时间，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时数给市场时（同时减少花在为个人使用的生产上的时间，尽管数量不一定相同），实际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是可以与品种繁多的商品的购买增长相一致的。在18世纪晚期英格兰有特别完好的档案记载的案例中，1750—1800年实际工资至少下降了8%，但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数增加，人均消费仍然上升了10%。[8]

我的论点是，至少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出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劳动密集、消费略有增长（至少在1750年前）、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我展开了许多被黄所忽视的假设，它们提出了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可能位于何处的看法。我的比较的倾斜方向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将来对中国人（更近期的）消费的研究。但黄的言论中没有东西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立刻否定这样一种比较，或为什么应该强调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卷化过程，这个过程使中国的实际工资下降和劳动时间增长与在欧洲出现的同样现象决然不同。

在其他场合，黄说明了是什么使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在中国变成了内卷化，尽管它们在别处不一定如此，这就是：它们下降得异乎寻常的低，或许甚至低于生存水平，像在恰亚诺夫的一个农民经济模式中一样；能够为了这样微小的报酬使用劳动，只是因为它没有机会成本。[9] 这里在我看来关系重大的是，黄的纺织业劳动收益的估计，如我在书中提到的，依靠的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份的价格——根据张忠民的研究，是一个长达400年的时期中第二低的布价，而这一年的谷物价格并不特别低[10] （黄用的不是18世纪的价格，他的帝国晚期价格数据大部分引自17世纪后期最萧条的年份），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价格，收益也就显得更好。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中，黄声称他不愿使用现有的价格数据（2002a, 161）：一种对于追踪不同行业收益的时间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方法，但与他处理他1990年的书中引用的价格数据时所用的费解的方式一致。[11] 他说他宁愿依靠徐新吾的著作（这本书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在黄引用的这一段中，徐对清初价格作了一个即时的评论，提到它可能是特例，也提到相对价格波动很大；然后他提出了17世纪极不稳定的年份中的另外几个零散价格，可以想象这些价格彼此之间差异很大[12] 。徐没有估计也没有提供这里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数据，但黄把他对一个较早时刻尝试性的简单印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基本生产状况” (2002a, 161)。

同时，黄对我使用的价格有三个不同来源，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布和其他状况这一事实表示了重视(2002a, 161)，但我并没有如他暗示的那样任意组合它们。相反，我指出，无论哪一个系列，计算出的收益都比黄的数字高很多；卢汉超甚至用与黄所用完全同样的价格，也对农村纺织生产者的收益得出了一个比黄乐观的结论。[13] 尽管当黄引用徐诸如我们知道没有棉纺织业劳动者以织布致富聚集起大笔资本之类的话时，他可能是对的，[14] 但这也很可能只是由于保存下来的记录有限。无论如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确实知道有很多人仅靠纺纱和织布养活了一个家庭：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列在地方志的“节妇”传中。詹姆斯·谢（James Shih）引用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其中两个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来自18世纪中期的方志，并引证了每天的收益数字。其中一个节妇通过纺纱和织布每天挣50到60文钱，另一个挣40文；所以她们的经验完全符合我的估计，即一年210天这类工作可以挣大约10800文钱[15] （黄称这一估计是“貌似合理的”，并说它依靠的是“散乱矛盾”的数据，但他并没有证明[2002a, 161]）。相反，黄接受了徐新吾的观点，主张210天纺织工作得到的收益只够买一个人的口粮(2002a, 161)，使人很难明白这些寡妇怎样能够养活她们自己，更不必说养育子女：如果我们接受方行的估计，粮食在穷人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基本需求中约占55%，那么任何按照徐和黄提出的标准挣钱的人，只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一年就必需工作382天，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黄认为单纺纱只能获得极低报酬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纺纱的报酬甚至也可能比他所认为的要高。但是既然，如他所强调的，大部分家庭是纺织结合（尽管并不总是以完美的比例互相结合），重要的肯定是全过程的报酬，而不是一个中间步骤的报酬。总的说来，黄似乎是看错了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因为他就此提出了三个与正文完全抵触的主张（以及其他错误）[16] 。由于我们实际上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他在我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个真正的错误（黄2002a, 158）——附录E中劳动时间在轧花、纺纱和织布之间分配上的一个错误——对我的更大范围的论证并没有重要意义。[1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黄和我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他认为一个棉纱市场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想” [2002a, 158]也不可能正确：实例见嘉兴府志中所说：“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以易……”[18] 以及李伯重的讨论[19] ，还要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少年和成年劳动力都能有合适的分布，可以保证为其织布能力准备的棉纱既不过剩又无不足。）

更重要的是，尽管织布只占把原棉变成棉布所需全部劳动力的七分之一，它的收益却远超过黄所认为的：足以使他对纺织业生产收益的全面描述无效。黄没有看出这一点是出于一个简单的错误：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或许比他最初犯的这个错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不但是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它暗示出我们一直受到一个绝对贫困的、内卷的、马尔萨斯论的中国的虚假幻象如此强有力的影响，以至甚至没有人指出一个事实上极不准确的数字之不可靠。

在他的批评中，黄说，耕作和织布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2002a,157)，并让我们参考他1990年著作，那本书中说，这两种工作中任一种一天的劳动所得大约够买3斤大米，即一个成年男性两天的口粮（84—86）。在他1990年著作第85—86页上，他说一匹布可用一天织成，约值0.2—0.3两白银。然后他告诉我们，“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0斤米”，而1980年代一个成年人每月大约消费45斤米，即每天1.5斤。但当时的米价每石大约为0.9—1.0两，一石约为160斤。[20] 所以米价是每斤0.006两而不是0.06两，一天织布所得值33到50斤米：等于22到33天的口粮而不是两天的。[21] 即使我们从这匹布中减去棉纱的成本（0.02两），一天织布的净收入也会有大约30到46斤米，或20到30天的口粮。

由于织布只是纺织业生产全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个过程中每日收益的修正幅度要比修正黄的织布收益错误时所需的10—15倍低；但这一个错误造成的误差仍然在5倍以上[22] 。加上对上文讨论过的几个较小的错误的修正，得到的结论和我以前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结论相同：黄对从粮食种植转到棉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度的计算出现了大约10倍的错误。[23]

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像黄所认为的，以及我为了使我的收益估计保守而作的假设那样明显保持不变或下降。他本人赞赏的权威人士徐新吾引用的资料表明，康熙时把原棉制成一匹布要花7天时间，清后期用6天；吴承明和许涤新引用了一个清前期7天的估计，然后是一个清后期5天的估计，并推论这意味着增加了劳动效率。[24]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至少表明黄假定的手工业生产率停滞尚有待证明。

在农业中，人们发现了农户不仅为提高劳动强度的改革花钱，同样也为节省劳动的改革花钱的实例（尽管天平肯定倒向加强劳动的一方）。一个出色的例子是豆饼肥料的推广（黄使肥料适合他的内卷化模式的尝试包含很多错误，将在一个附录中讨论）。豆饼需要的劳动力约为施用同等效力的粪肥所用劳动力的1/35到1/50之间，但只为满足7.5亩水田的追肥就要花费约4.5两白银：在1750年前后足够供养一个成年男性一年所需（Pomeranz 2000a, 98 n. 140）。显然，如果一户农民严重缺乏现金，但却拥有充裕的实际上是免费的家庭成员的劳动供支配，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购买决策的。[25]

在错误地声称我的论点以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的分离为基础之后，黄接下来提出，由于这一点，我没能理解江南手工业和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莱文（David Levine）论农村纺织工人的著作中的描述(1985, 27—28)。莱文确实强调，如黄和我提到的，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出现了一个农村无产者群体，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要靠纺织劳动养活自己。因为这些人依靠非农业劳动生存，他们不必等待继承到土地就可以结婚成家。他们离开长辈独立和早婚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且长江三角洲肯定缺乏这样一个动力。但在莱文认为这些生产者不再依靠种植业的同时，他也强调他们至少需要两个成年人的收入才能活下去，并且通常还需要儿童劳动。他说：“由妻子儿女提供的追加劳动投入是原始工业化时期无产者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指出“在初期产业工人的家庭经济中男人的劳动收入可能只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并认为原始工业经济中儿童从很小的年龄就可以开始挣钱，这一事实对他们家庭的生存能力至关紧要[26] 。他进一步证明，这些不拥有生产性资产的家庭迫切需要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工资率[27] 。总之，这是这样的一种经济，用莱文的话说，在其中“很多张嘴要靠几乎同样多双手的劳动挣来的收入供养。”[28] 因而，认为莱文的著作能说明这些农村无产者必然比江南的纺织工人更富裕是对该书的一个错误理解。他所说明的是，一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允许年轻的手工业工人比他们生活在工资劳动较少的时期的前辈更早结婚——从更大的社会的观点看，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原始工业家庭需要成倍增加收入才能生存的事实至少与另一个事实同等重要，即这些收入中没有一项来自农业。

因而我所指出的莱文描绘的英格兰和黄描绘的江南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完全真实的。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像黄指责的那样，把莱文的论题置换成一种“只是内卷的”论点(2002a, 164)：尽管实际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始工业化看作就发展而言的一个死结。[29] 相反，我的观点准确地说应该是：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因此我们需要避免片面地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只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时各个地方是哪一种趋势取得了最后胜利。莱文在原始工业化中看到的导致现代工业的因素是(a)商业利润增长；(b)商人控制发展；以及(c)一支每年可以从事多日非农业工作的劳动大军的扩大，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尽管并不完整的共同性[30] 。肯定地说，(a)存在于江南， (c) 也同样；(b)有较多的争议，尽管在笔记类文献中有明显趋势表明商人对地方纺织品市场有较大的控制（以及生产者直接进行的商品交换下降），在远方市场的重要性提高的同时，非正式的商标和质量标准肯定使商人变得更为重要[31] 。正是黄没有注意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此外，黄假定，在农业或原始工业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劳动增加，都不能由其他方面的任何减少抵消：注意在他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于向丝、棉生产转移造成的劳动惊人密集的实例中，他隐隐约约地假设（如他在他的书中所做）做这些工作的妇女和儿童以前没有做任何现在被放弃的工作（例如，必须有人生产被棉布取代的大麻或亚麻布）。他的著作解释了内卷化的一个进一步的重要含意：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农民家庭一直拼命要把他们大量充裕的劳动转化为那怕是最微小的收入增长，他们几乎不买任何他们能够为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极为狭小[32] 。另一方面，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概念，在承认实际工资性能疲软的同时，暗示出由于家庭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他们削减了为自己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做出了反应，并使购买商品节省的时间至少部分抵消了他们从事工资劳动增加的时间。这引导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消费问题。

注释

[1] 例如一个用来挂衣服或是割草的价值一千万美元的机器人即使是在瑞典或日本也不值得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地方劳动力便宜到让几十个人整天站着堵一条路边的水沟，会比在它前面挡几块塑料楔子更省钱。
[2] 2000a， 95。
[3] Abel （1980， 136， 161， 191）； Braudel （1981， 132—35）； Clark （1991， 446）； Allen （2000a， 40， 2001， 两处引文都得到许可）. Allen的数据显示，伦敦的实际工资（尽管不包括英格兰其他地方）比欧洲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1750年左右已经恢复到了15世纪的水平：但即使在伦敦，直到1850年以后，它们才明显超过15世纪的水平。
[4] Mokyr （1988， 69—92）。
[5] Voth （1998， 35）。
[6] Voth （1998， 37—40）。
[7] Voth （2000， 118—29，特别是 126）
[8] Voth （1998， 51）。
[9] 1990，56，309。注意65页上的实例实际上来自河南，不是江南。另见我下文对黄的纺织业收入估计的讨论，那些估计也暗示纺织业的劳动报酬低于生存水平。
[10] 张（1988，297—08）。另见Pomeranz（2000a 101）。
[11] 例如，黄在第82页上声明米价呈季节性波动，但年与年之间变动“并不很大”，随后是一个简短的17世纪粮价表。表中列举的三个夏季粮价分别是每石1.0、2.0和 4.0两；两个6月份粮价为每石1.3和4.9两；两个2月份为每石1.0 和 3.0两，如此等等。
[12] 徐（1992，88，90—92）。
[13] 卢（1992，482—83）。
[14] 黄（1990，86）
[15] Shih （1992， 128）； Pomeranz （2000a， 319）。事实上，在这部18世纪中期的方志中描述的事情肯定实际上出现得更早一点，当时的价格更低，使这些收益的实际价值比我的估计更高。我感谢Yeh Wen—hsin提醒我注意Shih的著作。
[16] 首先，黄指责我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平均计算纺纱工的生产率，而不是忽略比较好的技术，因为它没有在整个江南流行（黄2002a， 160—161）：这一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就在我的下一句话中，我放弃了那种工艺，并为了论证的方便，假定典型的纺工使用效率较低的技术（321）（黄也不顾李伯重提出的尽管有限的证据，证明了这种改良纺车有时在松江以外的地方得到应用[2000， 48—50]）。其次，他说，我“幻想”出一个那里并不存在的棉纱市场（2002a， 158）。确实，我暂时性地展开了对于只纺纱和只织布的妇女的设定，暗示出一个棉纱市场。Mark Elvin（1999， 151）和李伯重（2000， 75、77、83）都讨论过这样一个市场；方行也讨论过（1987， 88），尽管是对华北。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确实提到了其他这些设定，我的全面论证却直接依赖黄和我一致的看法，即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一个家庭既纺又织。见Pomeranz （2000a 102、290 和 316—26）：注意关于一个只织布的妇女的设定在这个11页的附录中只占了一页，并看一下下面的话，“大概只有非常少的农村织工购买他们需要的全部棉纱……但为了论证方便（着重号是后加的），让我们设想一个妇女只织布……”最后，黄说，我忽略了“大量证据”证明，大多数农户把种植业和原始工业活动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单独依赖一项或另一项（黄2002a， 162），而我再三做的事情正相反：我对三角洲的全部描述就是要让这一点得到承认，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分析标准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的一些重要性（2000a， 84—85， 248—50）。
[17] 在我分析从纺纱到织布（附录E）的收益时，我不知何故遗漏了用于棉花去籽和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由于我是从把原棉变成棉布的全过程所需的时间开始，然后减去纺纱时间得出织布时间，这个错误意味着我过高估计了花在织布上的时间，从而高估了纺织劳动总时数中花在生产过程中这个最赢利的工序上的比重。但是，如黄和我所同意的，大部分棉布是在自己完成每一道生产工序的家庭中生产的，而我的把原棉变成棉布所需总劳动时间的数字正确。所以这个错误对我对这些家庭收益的估计完全没有影响，或者说对一个按比例参与每一道生产工序的在统计学意义上处于平均水平的妇女的收益没有影响。它确实意味着只织布的家庭肯定在劳动大军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但我的论证一直主要根据那些既织又纺的人。它也确实意味着织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报酬甚至比我知道的更高（因为它花的时间更少，纱价和布价之间的差异也来自不同的史料）；如果我们进行这种调整，这个相当小的群体每劳动日所得会比农业劳动高很多，而不是像黄所说的“大致相同”（ 2002a，157 and 1990， 84—85）。
[18] 《嘉兴府志》33:7a， 转引自 Elvin （1999， 151）。
[19] 2000a， 75， 77， 83。
[20] 黄 1990， vii。
[21] 看来黄在别的地方使用了正确的米价，因为他说子棉价格双倍于同样重量的米（84），而子棉价格约为0.013两（86）——尽管他错误地把这个数字当作了3斤子棉的价格（等于1斤皮棉）而不是1斤的价格。
[22] 如果接受黄的估计，纺织工作的7天中有6天，每天的收益约值12两大米——仅仅是一个成年男性口粮的一半——而第7天，织布，生产了相当于两天的口粮，这样7天共生产了大约5天成年男性的口粮，即每劳动日生产0.71天成人口粮（对于一个妇女这很可能也是一个低于生存水平的工资）。如果我们让其余6天的估计不变，但假定第7天实际生产了25天的口粮，那么7天的工作现在生产的就是28天的口粮：多了4.6倍。如果照我们在其他地方所做，根据非织布工作中大部分由儿童所干这一事实进行修正，则这28天的口粮实际上是大约4.3个等成年劳动日的投入所得，每个等成年劳动日挣到6.5天的成人口粮：是黄的数字的9倍多一点。
[2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黄认为织布和种地每劳动日产出的毛价值大致相同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如我们所知，农业产出中一个更大的部分实际上应该视为资本和土地的报酬，而不是劳动的报酬，如果这个农民是个佃农，这一部分还会被当作地租）。如我们以前所见，在一亩一年两熟的土地上工作17天，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即每劳动日生产21.5人日的粮食，而不是他所指称的2天（1990， 86）。这回复到黄的设定，即种地和织布的生产率（毛价值）大致相同，但只是由于他把这两种生产活动的生产率都算错了10倍！
[24] 徐（1992，51、53）；许和吴（1985，390）
[25] Pomeranz 2000a， 98—99。
[26] 1985， 175、176、189。
[27] Pomeranz （2000a 93， 引自 Levine [1977， 58—87]）。另见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obhm （1981， 57， 77—86）.
[28] 1985， 176。
[29] 实例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 41， 86， 146， 155， 185）。还要注意在证明原始工业对欧洲一些地区继起的发展的重要性时，这部著作认为，现代早期的欧洲比当代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更近似于“劳动过剩的发展” （1981， 28—29），其特征恰恰是黄认为使中华帝国晚期不同于现代欧洲早期的那种恰亚诺夫型的动力（41）。
[30] 尽管莱文确实强调了一支断开其与农业的全部联系从而能够全年工作的劳动大军的发展，但这看来只是英格兰的一个特性，而决非工业化初期的必须：实例见Postel-Vinay （1994）论法国（19世纪后期）。这也是斋藤修（1985）、速水融（1986）和其他研究日本的著作涉及的领域，表明即使没有完全无产阶级化，一支受市场刺激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也能够产生：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 （1994）（一个经他改造的速水融的词汇）。
[31] 关于非正式的商标见Lai and Hamilton （1986）：有关市场环境、产品的鉴别和分级以及商人权力的论证，见Hamilton， （1998）。
[32] 1990，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