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理论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科学。
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发展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哲学意义、管理学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影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自然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马克思主义——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分析，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规律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经济规律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科学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2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3张敦胜：《中国经济学发展研讨述评》，《文史哲》，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