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的发生给本年度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如何客观而恰当地估计“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如何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因素而使得“非典”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是公众目前热切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运用国内外权威统计机构发布的数据和资料，全面考察“非典”的短期与长期经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企业和公众在降低“非典”消极影响方面能够采取的因应措施。

一、国际权威投资咨询机构对“非典”影响的初步评估

在“非典”疫情发生和蔓延后，国际上一些权威投资和咨询机构对“非典”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初步评估。总体的评估趋势表明，各大机构在“非典”疫情发生初期纷纷调低对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但基于对中国大陆和亚洲基本商业环境和经济成长前景的把握，这些评估机构并没有过分强调“非典”对亚洲和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指出，“非典”可能成为亚洲自金融危机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该投资银行亚太区首席分析员表示，如果考虑到“非典”持续一季度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该投资银行将把亚洲除日本以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预期由5.1%调低到4.5%；而如果考虑到“非典”持续两季度，则其预期估降将翻一番。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的估计值由7%修正到6.5%，香港由2.7%调低到2.1%，台湾则由2.8%调低为2.3%，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也同时基于一季度的估计而修正了原来的预期。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则估计，疫情所引起的恐慌会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影响，而疫情每持续一个季度，则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将达到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0.7%左右。但他们认为，蔓延亚洲的恐慌将在夏季中期结束，而消费者支出模式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恢复正常。高盛公司的预期代表了很多国际投资评估机构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等地区的疫情会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航空、旅游等行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基于对疫情的预测和经济基本面的观察，他们并未作出过于悲观的结论。也有一些机构做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估报告，如荷兰国际集团金融市场部（ING Financial Market）发表了一份《非典型肺炎：不必恐慌》的报告，预计“非典”将在6月份得到基本控制，虽然该机构也下调了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但是同时表示，“非典”所导致的香港金融市场不景气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买进股票和固定收益债券的良机。该机构预计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基本经济环境不会因“非典”而受到持久损害，随着疫情的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消费者信心会增加，“非典”的消极影响也将很快消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数据资料，法新社和《远东经济评论》对“非典”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影响作了定量分析，认为截止4月中旬，“非典”给亚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造成的损失达到110亿美元左右，中国大陆的损失在22亿美元左右，而中国香港地区的损失在17亿美元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非典”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预料全球经济将因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因素而导致复苏延缓，包括主要工业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将在2004年才会有复苏动力。标准普尔公司（S&P）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和自身经济成长态势，其经济增长受“非典”影响将较其他亚洲国家小一些，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因“非典”而减少0.1-0.5%个百分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8%和1.4%，因此将会是亚洲区受“非典”影响最小的地区。花旗集团也认为，在亚洲，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将是受“非典”影响最大的地区，因为这几个地区旅游和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而中国大陆由于旅游支出和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额较小，因此损失将会较小。经济学家信息集团（EIU）的分析认为，假如“非典”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将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态势是强劲的，2003-2007年中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将会略低于8%。综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提供的国外权威评估机构的资料显示，国际上对于“非典”对亚洲和中国的未来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和权威分析人士对亚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持非常积极的乐观态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逐渐采取有效措施，“非典”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逐渐恢复，国际评估机构也越来越多地公开表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较为乐观的预期。一些跨国公司（如一些国际知名的汽车和通信公司）基于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正逐步调整自己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战略，继续加大投资力度，这些举动充分说明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商业环境和未来经济成长的长期信心。

二、“非典”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行业结构分析和地区结构分析

1、我国第一季度和4月份的国民经济发展态势

在“非典”疫情较大规模蔓延之前的第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效益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达23562亿元，同比增长9.9%，比去年同期加快了2.3个百分点，这个增长速度，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12.3%，第三产业7.6%。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年初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在“非典”发生之后，受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中的旅游和交通运输业，第二产业所受影响较为轻微，因此，我国第一季度第二产业的迅猛增长态势对于从总体上降低“非典”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明显加速，这对缓和“非典”的消极后果的作用是很大的。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增长17.2%，比去年同期加快6.3个百分点，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20%，加快9.5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度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2%，市场价格开始回升，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5%，这是自2001年11月以来首次出现上涨，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第一季度进出口增长迅猛，进出口总额1737亿美元，增长42.4%，比去年同期加快34.8个百分点，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229.8亿美元，增长59.6%，比去年同期加快48.2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宏观经济的强劲增长趋势，对于缓和整个年度的增长态势都是有利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其增长趋势会对稍后的经济增长带来较为持久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在5月15日首次进行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月度统计结果（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从未提供月度统计报告）。从统计结果来看，4月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9%，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14.9%，从以上两个数据来看，“非典”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但总体而言，经济放缓的程度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要看到，在这种增速放缓中，既有“非典”的因素，也表现了年度经济增长的一般性规律。即使没有“非典”因素的存在，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比第一季度略显回落，也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从第一季度和4月份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态势看，本年度初期的强劲增长为整个年度保持较快经济增速打下了良好基础，极大地有利于缓和整个年度经济增长所受“非典”的负面影响。

2．“非典”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行业结构分析

在估计“非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行业的损失是不同的，有些行业甚至并未有所损失，反而受“非典”激励而保持较高增速。《远东经济评论》分析香港经济时认为，香港零售商的销售总额自3月下旬以来已下滑一半，占香港经济活动60%的私人消费已“跌破地板”，娱乐业和餐饮业的生意则下滑八成。航空业也受到严重打击，香港货运协会称，“非典”的爆发打击了空运业，与航空公司相关的膳食、衣物清洗以及废物处理行业皆受累，另外香港成衣业也受打击较大。调查显示，我国大陆受冲击最大的是零售商业、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行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与香港的情形基本一致。来自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5月20日的调查统计显示，甚至在一些“非典”疫情比较轻微的陕西、安徽等地，大约有38.4%的被调查企业表示“非典”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有45.8%的企业表示企业销售状况受到较大影响，40%的企业表示因“非典”企业订货或服务预定受到较大影响，但进出口业务尚未受到较大冲击，有52.3%的企业表示企业的进出口未受影响。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对陕西等地的调研还显示，企业对疫情发展密切关注，有43.8%的企业表示若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考虑部分停工，12.4%的企业将考虑全部停工，这些企业中的餐饮、宾馆、旅游等行业，实际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个别工业制造行业（如依赖出口的食品加工业和粮食企业）和建筑业行业也受到较大影响。

江苏省统计局5月20日提供的调查资料显示，一些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将因“非典”而放缓，一些大量使用外来民工的工程项目由于实行“不进不出”的措施，劳动力严重不足；一些进入设备安装的项目由于外地技术人员和设备安装人员不能到场而推迟工期；一些新开工的外资、外地民资项目由于公司高层推迟到当地，而导致企业开工延期；一些招商引资工作严重受阻，大量已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推迟考察和签约；受疫情影响，服装、面料、食品、电机等行业的内外销市场行情回落，使一些原准备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改变了投资项目的实施；另外，“非典”造成项目前期工作困难极大，一些可行性研究和审批程序受到限制，导致部分项目无法实施。

但也有一些产业受到“非典”的正面刺激而显出良好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对全国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汽车生产高速增长，4月份轿车产量16.7万辆，比上年同月增长83.6%，北京等地的汽车销售呈现出非常火爆的景象。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当月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同月增长4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增长29.1%，均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防疫商品、健身用品、“消毒类家电”等畅销。除此之外，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重点行业保持良好增势。

对“非典” 短期影响的行业结构分析表明，在短期内，零售商业、餐饮、住宿、旅游、航空等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所受损失较大，部分工业企业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已达成投资意向项目、以及服装、面料、食品、电机等行业也会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汽车、通信设备等部分行业增速呈现上升势头，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等重点行业受疫情影响甚微。

3、“非典”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地区结构分析

由于现代经济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性和多元特征，要对“非典”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地区结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供应链的相互联结，即使在远在疫区之外的地区，其经济也有可能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估计“非典”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的时候，应该充分估计到现代经济的这种特征，那些距离疫区较远的地区也不能低估疫情对该地区的影响。但从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将“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列为第一类地区，如山西、北京、广东、河北、天津、内蒙古、香港等，这些地区由于疫情的严重性，使得地区经济受损较大。第二类地区是在这些疫区边缘的、经济发展与疫区有密切关联的地区，比如山西周边的陕西、河南，北京周边的山东、广东周边的湖南等，这些地区由于距离疫区有较近的地理距离，因此消费者信心受影响也较大，但程度远低于第一类地区。第三类地区是那些未发现疫情以及虽有少量患者但疫情控制较好的地区，比如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第三类地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较小。第四类地区是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的沿海开放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但由于这些地区本身具有消费群体集中、经济属于外贸相关度较大的外向型经济等特点，因此这些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工业开工项目、社会零售总额等受“非典”影响也比较大，甚至要大过第二类地区。

但在地区内部，“非典”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分化局面较为明显。湖南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统计数据显示这样的特点：从城市到农村，对消费品市场影响的程度呈递减趋势，“非典”对城市消费品市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县以及县以下的农村市场，对中心及开放性城市的影响大于其他地区。4月份，湖南省城市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6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增幅比第一季度下降7.7个百分点；县以及县以下农村市场实现零售额59.95亿元，增长6.7%，比一季度降低3.3个百分点。湖南的数据在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城市中心区和大城市的消费群体集中、消费层次较高，而农村地区和城市边缘区的消费不集中、消费主要是需求价格弹性很低的必需品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因此受“非典”影响较小。在所有城市中，以旅游城市所受影响最大，一些大的旅游城市在短期内由于游客锐减而导致出现萧条局面。
对“非典”经济影响的地区结构分析表明，经济损失与疫情严重程度呈较大相关性，但在一些疫情较轻但消费群体集中、经济对外贸和外国资本依赖较大的地区，也受到较大影响；同时，疫情对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和城市边缘区的影响。

三、“非典”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非典”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长期来看，假如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本年度以及明年去考察，则我们认为，“非典”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的影响。不可否认，我国宏观经济的某些因素在一定阶段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本年度对外贸易可能受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滞后效应会影响到明年的出口以及经济增长。
第二，本年度财政收支状况会受到一定干扰，国家财政用于支持缓解疫情的支出增加，而各种税收减免政策的实行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会显著降低财政收入，这对本年度和下个年度的经济增长带来某些不确定因素。但不应过分夸大这种负面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5205亿元，增长36.7%，比去年同期加快33.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本年度的财政力量大增，与财政收入的大幅上升相比，财政支出增长的数目（比如财政部的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显得微乎其微，因此不应过分夸大“非典”对我国本年度和未来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
第三，本年度总体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因社会零售总额的显著下降而受到影响。本年度第一季度原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开始回升，表明我国正在摆脱数年来通货紧缩的阴影，而走上价格回升的良性轨道，但今年“非典”疫情延缓了这个过程，致使我国遏制通货紧缩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这个因素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景气造成消极后果；
第四，由于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非典”对投资的影响将在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这个趋势不会有持久性。
第五，我国本年度的失业率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失业率的一定增加对原本比较严峻的就业局面造成一定压力。
但总体而言，“非典”对我国对外贸易、财政状况、消费者物价水平和通货紧缩、企业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失业率的影响并未超过我国经济的自身承受能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必将呈现良好的态势，这种估计，基于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信心：

第一，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可能受到突发事件的干扰，但是却不会中断这个进程；
第二，我国居民购买力由于“非典”而暂时受到抑制，导致社会零售总额的短期下降，但这种潜在购买力不会丧失，当消费者信心恢复之后，这种累积的潜在的购买力就会得到较大规模的释放，总体消费状况就会迅速趋于正常；
第三，自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财政实力的雄厚为我国尽快走出“非典”阴影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四，我国在加入WTO之后，经济体系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方兴未艾，中国仍是目前全球最具实力的资本净流入国，是最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区域之一。我们相信，我国作为全球最佳国际投资目标国的地位不会因“非典”而受到影响。
基于以上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分析，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持乐观态度。

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运用适当政策手段，打好“抗非”经济战

为把“非典”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政府必须利用适当政策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千方百计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使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尽快恢复。迄今为止，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有效经济措施，对缓解“非典”负面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运用积极财政手段，通过发行国债，通过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进一步有效增大总需求，为扩大内需克服通货紧缩提供支持；但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当通过科学决策机制，努力使财政支出科学化，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
第二，通过对民航、餐饮、旅游、宾馆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税赋减免，降低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减轻这些企业的经济负担，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向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的税赋减免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对航空公司免收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航空公司国内航线减轻负担约占运输收入的5%，国际和地区航线减轻负担约占运输收入的2%；对公路客运及出租车行业减免公路养路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减轻的负担达运营收入的13-16%。在减免税费的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应严格财政纪律，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第三，财政部最近为帮助民航和旅游企业克服困难，决定对这些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贴息贷款额度，根据企业在2003年5月1日到9月30日发生的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费用、必要的保障性供给等与正常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费用的短期贷款数额确定，短期贷款贴息期限为5个月。税费减免和贴息政策标志着我国政府职能的悄然演变，政府财政正在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转到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来，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和趋势；
第四，为减轻“非典”给进出口带来的困难，政府应进一步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减轻出口企业的压力，降低出口成本，以鼓励出口企业在困难时期保持较旺盛的出口势头。这需要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指标，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解决出口退税欠账问题，这对稳定第二产业、促进和扩大就业都是有益的；
第五，在特殊时期，由于交通和人员流动的不便，政府应充分利用现代化通信手段，简化各种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尽量利用网络进行网上审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应尽力利用电子网络资源进行网上招商引资，这样可以为企业在“非典”结束之后尽快投入生产经营抢占商机。这些都是鼓励和激活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措施；
第六，在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政策积极调节宏观经济的同时，应该想方设法鼓励民间投资，激活民间投资。政府应进一步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鼓励更多的汽车、通信、电子等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民间投资的活跃、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增强，是我国经济最终走出“非典”阴影走上强劲发展道路的基础和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尽管对经济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发展最终要依赖于微观主体的活力的增强。中央政府要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汽车、通信等行业的成长，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局面，增强内部的市场竞争；同时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抓住机遇，制定有效措施规范和鼓励互联网业务的开展，积极为电子商务的拓展创造条件，鼓励电子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现代化消费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建立；
第七，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其中既包括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等硬环境的改善，也包括行政效率、政府信誉、信息披露机制等软环境的建设。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切实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才能够真正在国际投资者面前建立起我国的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才能够使国际投资者和国际旅游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良好的稳定的预期，而良好的稳定的预期是决定未来旅游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关键因素；
第八，在特殊时期，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恢复消费者信心、疏导公众恐慌情绪、保持企业供应链畅通、提供信息支持和信息服务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非典”是对政府综合素质的最好检验。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将极大地有利于未来政府行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有利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