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字:
文化差异；思维模式；中医临床；临床疗效

摘　　要:
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文就有关问题“抛砖引玉”，期望与同行做进一步的探讨。

了解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对当代中医师提高临床疗效至关重要，但目前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本文就有关问题“抛砖引玉”，期望与同行做进一步的探讨。

1、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全部是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在当今中国人中已不存在，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的原因，只不过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罢了。这个问题要从历史讲起：1860年以前中国尚未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全体中国人都是东方文化思维方式。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迫于洋务需要，从咸丰十年（1860年）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开始，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同文馆”（外语学校），同治五年（1866年）派遣第一批赴欧洲留学生。再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设立陆军及铁路学堂，戊戌变法那年（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同年废“八股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1]。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全国开始推广西式学堂，青少年们不再读“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方式——“私塾”即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此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更加速了消亡。1949年解放后大力普及新式小学、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受到进一步扫荡。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为何物？当代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长大的人，根本无从知晓。以上便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历经140多年的沧桑，逐步从几亿中国人头脑中消失的历史。中医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成熟的，它在纯西方文化环境中很难被人完全接受、理解。所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理解中医至关重要，对继承中医药学必不可少。

2、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这里只能就与影响中医临床疗效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学，以身心为主，正如梁启超在《劝学篇》里讲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文化的重点是生命，追求“修身养性”[2]，追求自身人格、道德的完美，如“成圣”、“成佛”、“成仙”、“得道”、“成仁”等等，是重主体性的。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其所关心的重点是“自然”、是“知识”。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知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3]。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科学”，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中国文化怎么处理身体外的、自然的一切呢，总结起来即是“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心”，“心明便是天理”，这个“理”便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散的现象归纳成最终的一个“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的“理”[4]。这也是中医传统“理、法、方、药”之“理”。

东方文化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是从微观上着眼“分析”。中医是以调理平衡为目的，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西医是以对抗为主，如抗菌、抗炎、抗休克、抗过敏等。中医诊断要归纳出“证”来；而西医则通过仪器要诊断出微观的“病”来。中医防病以精神调理为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西医防病以消灭细菌为主，故重视“灭菌消毒”等等。中国几千年走的是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的路子，此路走得不错，它凝聚了中华民族无数智者贤人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在中医药学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3、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

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古人以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人体、变化万千的疾病与复杂莫测的中药归纳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这就是辨证的“四诊八纲”和用药的“四气五味”。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不能分割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有3个基本要求——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所有的中医师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符合这3个要求的模式进行的。按照这个路子，中医师很自然地用中药要查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及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如某药含有抗某菌作用，某病是该菌引起的，就用该中药，不含这种抗菌成分的中药就不用。这样就出现，诊断用西医病名，用药按化学成分，割裂中医“理、法、方、药”全过程的情况。按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用中药肯定降低临床疗效，道理很简单——它割裂了中医的完整性、统一性，两者不是一个体系。如“麻黄”这味药，按中药药性，它辛温，有发汗、利尿、平喘3个功效，而其可定量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只有平喘作用，而无利尿和发汗这两个功效。中药一经提出单一成分，它就不是这味中药了，而是这味药的提取物，是另一种东西了。反之也不能仅以所谓某已知成分的药理为依据在临床使用该中药。因为中药成分极复杂，当前能定性定量的仅仅是极少数成分。又如某老年人腹胀，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胃动力不足，属中医“气滞”，用含有增强胃蠕动作用成分的中药如枳实、厚朴、香附；而按东方思维模式则认为是胃阳不足，用温胃健脾的干姜、白术、砂仁。前者越通越虚，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满意。再如某老年人被诊为冠心病，表现为胸闷、胸痛，按西方思维模式认为是瘀血，用含抗凝血成分的中药如丹参、白芍、桃仁、红花；按东方思维模式则认为是胸阳不振，用治疗胸痹的栝楼、薤白、半夏、丹参。前者疗效一般，后者疗效显著。所以把握中医理论与中药的统一性，摆脱所谓“有效成分”观念的羁绊，运用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理论指导用药，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非常重要。

4、“气”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气”这个概念，是在古代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少说也有三千年的历史，如果用当代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科学”的观点去给它下定义则很难。笔者认为“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古人从自然、人体的各种现象中归纳出来的，有某现象就有某“气”，无某现象就无某“气”，“气”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如，电灯亮了，肯定有电，灯灭了就无电了。电是通过电灯发光表现出来的。在自然的范围内，“气”是整个宇宙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在人体范围内，“气”是人体生命力和各种功能的表现。正如《内经》所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人体“气”的盛衰一般受先天和后天两个因素影响。先天因素如《上古天真论》所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后天因素也如《上古天真论》所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5]。正是因为人体“正气”的盛衰受年龄、环境、生活习惯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和人之间、同一个人不同年龄之间差异很大，但有一个趋势是不变的，就是人体的衰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元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所以“保元”、“无损则是补”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从生命的全过程观察各种生理现象得出的结论[6]。祛除病因，让“正气”自己慢慢恢复，以达到“否极泰来”的效果，才是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所推崇的方法。其他如“祛除邪气，中病即止”、“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勿使过之，伤其正也”等等，均乃中医的金科玉律，就是要时时注意顾护正气。如在临床上对于一些病情复杂的患者，身患多种疾病，同时服用各种药物，临床表现也较复杂。如果按西方思维模式开中药，很难处方。但按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按中医观点从整体上分析，从正气的盛衰着眼，就可以进行辨证论治。所以从整体上把握“气”的盛衰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主要思路。

5、“邪气”的概念贯穿中医临床实践的始终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令人惊奇，各种检查仪器逐步向纳米水平甚至分子、原子水平发展，基因图谱被绘制成功，很多疾病的病因已被搞清楚，或将被搞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中医师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很难接受“邪气”致病的概念。但离开“邪气”的概念，中医体系将支离破碎。因为中医理论四大经典中，有《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三大经典与“邪气”有关，《伤寒论》、《温病学》是专门研究“邪气”的。所以不理解“邪气”就不能理解中医，放弃“邪气”的概念，就是放弃了中医理论的精华，临床上不可能有好的疗效。近年西医的诊断技术进步很快，如CT、核磁共振、ECT、PET-CT、各种内窥镜，甚至可吞入腹内的胶囊摄像机，还有生化技术、基因检查技术等等。但是在治疗上，仅仅是在与物理学有关的技术上发展迅速，如心导管造影、冠脉支架的放置、各种支架的放置、各种内窥镜介入治疗技术、显微外科技术等等。在化学药物治疗方面却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尤其是随着耐药菌株的增多，抗菌素的疗效反而有所下降。各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虽然种类繁多，但副作用大，临床使用周期短，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仍待观察。因为西方的科学是从最简单的、最直观的领域开始的，如：力学、热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到目前为止才200多年的历史，远未达到成熟阶段。

东方文化思维模式是宏观地考虑问题，运用“邪气”的概念，将整个人体的病理、生理与药物的作用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如某患者发热、无汗、身痛、脉浮紧，被辨为风寒束表证，治疗原则是辛温解表，给予麻黄汤治疗。患者服药后，风寒之邪被祛除，病愈。由此可知用四诊八纲辨出的证与用四气五味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之间，有理论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而且中药是天然的植物、动物或矿物，其化学结构相当稳定，有几千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故疗效可靠无副作用，或副作用很小。

用西方文化思维模式考虑问题、研制新药时，从微观着眼诊断出来的病与治病的化学药物之间，只在微观的局部疗效上有逻辑关系，能用数学模式表达。但是该药物进入了人体后，其针对微观疾病的设计与整个人体之间没有逻辑关系，也不能用数学模式表达。西药的化学药物是通过验证的方法，在天文数字之多的化合物之中筛选出来的，犹如大海捞针，其化学性质不稳定。因其是针对微观的病而设计研制的，其对整个人体有何作用相当盲目，故副作用难以预料，甚至有些药物的副作用，是在该药临床应用很多年后才逐步被发现的，如降脂的他汀类药物和治感冒的“PPA”等等就是其中的例子。设计药物，首先应考虑其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其次考虑对局部的影响，而不能本末倒置。中医用“邪气”的概念，从整体辨证用药恰恰符合该原则。

在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医的诊断理论显得不足；在药物治疗的临床实践上，年轻的西医学也显得不足。这种形势下中医唯一的选择就是学习、理解、掌握东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医理论，从“邪气”的概念入手，整体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先在实践上实现突破，这是中医目前的唯一出路。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师人数本来就比较少，而真正掌握东方文化思维模式的中医师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整个中医学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6、关于中医今后发展之浅见

当今，我们处于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欲用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继承中医，必须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孙思邈对中医人士学习传统文化有精辟论述：“为大医者，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殁。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运真体，则凶吉拘忌，触途而生。至于五行休壬，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总之我们应以学习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追求中医的临床疗效为目标，通过大量的中医临床实践培养出大批真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中医师。在肯定疗效的基础上，通过循证医学的论证，得到科学的承认，使中医能被世界各国接受，利用当今科学技术，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92~103

2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香港：新亚生活，2000.2，23

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性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6

4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香港：新亚生活，2000.2，25

5山东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15

6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175~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