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王道,反對霸道;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不義的戰爭。這種主張,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反對的。
問題是:根據儒家的觀點,甚麼是正義的的戰爭?又有沒有真正的「正義的戰爭」呢?
「王霸之辨」,出自孟子: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註1)
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這是王道與霸道的分別所在。
讓我們先看看「霸道」。根據孟子的說法,假藉仁義的名義,以武力攻打別人的,就是霸道。這種戰爭,也就是不義之戰。其實還有一種更壞的戰爭,就是「以力服人」的戰爭。這種戰爭連正義的藉口也乾脆不要,赤裸裸地為掠奪別人的土地、財富而發動戰爭。當然,古今大部分的帝王、政客都很聰明,他們不會隨便拋棄道德的外衣而作戰,以免出師無名,招人口實。不少「偉大」的政治家反而深得「以力假仁」的奧妙,運用種種似乎正義堂皇的口號來發動戰爭。現今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總統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了!他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和與恐怖分子勾結為由,達致掠奪伊拉克石油資源,鞏固在中東的戰略地位之實。這便是「以力假仁」最好的例子。布殊是當今名符其實的霸主。
「王道」,就是統治者修養好自己的品德,然後以身作則,感化人民,也要推廣恩德,實踐仁政。仁君、王者對內是愛民、保民、為民制產;對外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註2)他們不用藉戰爭擴張領土,別國人民也自然樂於歸順。這樣,要達致廣土眾民,也不是難事!古代的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註3),便是儒家最津津樂道的例子了。
既然藉「王道」、「仁政」、「文德」便能治國、平天下,哪還需要戰爭嗎?當然,天下難免有時會出亂子,這樣天子便難免有出兵平亂的責任。儒家對天子主持正義的戰爭有一個特別的叫法:「征伐」。按照古代的禮制規矩,只有天子才有征伐的權力,只有聖明的天子才有權藉「征伐」來平定諸侯的亂事。若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為兼併而互相攻伐,則已是亂世了,所以古人認為:「春秋無義戰。」另一方面,假若君主殘暴一如桀、紂,人民畏之如水火,出兵「誅其君,弔其民」,救民於水火之中,那麼「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註4),這便是仁義之師了。所以儒家認為:擴張領土,掠奪財富的戰爭是不義之戰;「弔民伐罪」卻是正義的戰爭。這種分類,也是大部分有識之士所認同的。
但儒家還有另一個說法。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註5)但只要發動戰爭,無論是為了甚麼原因,都是會有人無辜枉送性命的。敵方的士兵會被殺,己方的戰士也會壯烈犧牲。在古今中外種種戰爭中,平民百姓無辜死於戰鬥之中,數目更是驚人的!周武王起兵伐紂,孟子推崇為「聖之清者」的伯夷、叔齊便曾批評周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指責武王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註6)況且,商湯、武王若無家天下之心,為甚麼在推翻夏桀、商紂暴政之後,不在夏族、商族的後人中,另選賢德之士,冊立為新君,反而是取而代之,另立新朝呢?那麼,根據伯夷、叔齊「以暴易暴」的批評,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還算不算是「正義之戰」呢?如果連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不是正義之師也成疑問,那麼還有否「正義之戰」呢?
推翻暴政的戰爭,雖然難免會有死傷,但也是兩害權取其輕的事,因為這是「救民於水火之中」,功德無量,很難說是「不義」,似乎是不應反對的。可是,如果是別國的暴君,我們又可否代這個國家的人民,出兵討伐呢?根據孟子的看法,是可以的。商湯附近有一個葛國,葛伯「放而不祀」,「有童子以肉餉,殺而奪之。」商湯出兵討伐,四海稱譽。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孟子:「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認為如果鄰國國君無道,是可以出兵討伐的,只要自己是仁義之君,鄰國人民反而會熱烈支持,「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註7)但以今天的標準,我們似乎很難會接受這種「越俎代庖」的戰爭是正義之戰的說法。否則我們便不應反對布殊出兵攻打伊拉克了。
戰爭又可以分為侵略和反抗侵略兩種,一般人會認為前者侵略人家的國土是不義之戰,後者保家衛國是正義之戰。但如上所述,「弔民伐罪」之戰難免要「征伐」(侵略)別人的國土,那是義還是不義呢?「弔民伐罪」之師攻入我國,我們應該反抗嗎?王者之師攻入、佔領我國,起兵反抗又算是「起義」,還是「不義」呢?周武王伐紂是「弔民伐罪」,為甚麼殷商遺民仍要叛亂呢?布殊無論背後有甚麼野心,也為伊拉克人民推翻了侯賽因的暴政啊,為甚麼伊拉克人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感恩戴德,反而是不斷抗議呢?
根據儒家的主張,「以德行仁」已足以稱王於天下,那麼又何需藉戰爭「以力服人」呢?所以戰爭似是不必要的。又儒家認為「以德行仁」的王道才是正道,無論為了甚麼理由,藉戰爭「以力服人」也不可以說是正義的,那麼戰爭都似是不應該的。何況,即使我們認為確有正義之戰,那麼,我們又真的可以輕易辨別那些戰爭是真正的「弔民伐罪」的正義戰爭,那些是冒牌貨,而不會被「以力假仁」的戰爭所蒙騙嗎?
即使我們接受儒家「弔民伐罪」是正義的戰爭這種看法,但儒家學者對歷代戰爭的評價卻往往是古今尺度不同的。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正義之戰」,這是儒家學者大都無異議的,但為甚麼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他們都能做到「解民於倒懸」,漢唐盛世卻被儒家學者認為遠遠比不上三代之治,是「架漏過時,牽補度日」呢?如果說漢高祖大殺功臣,唐太宗兄弟鬩牆是殘酷不仁,品行不好,那麼在周武王時,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亂」,誅殺管叔、蔡叔又算不算大德有虧呢?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叔父,周公旦的親兄弟啊!若說周公殺管、蔡,是平定叛亂,為天下安危著想,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劉邦殺功臣,也可以辯說是因惠帝柔弱,為了防範自己死後,功臣謀反而「不得已而為之。」李世民更可以辯說是建成、元吉早有殺害之心,他只是先發制人而已。這樣誰是誰非,也就難以言說了。
其實如上所述,根據孟子的看法,判斷並不難。「(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註8)「湯放桀、武王伐紂」並不算是「弒君」的行為,社稷也不是不可以變置的。根據同一標準,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都同樣是值得稱頌的行為,只是宋明儒家學者,厚古薄今,評論標準不一而已。
可能我們會說:唐、虞、夏、商、周,未必是「信史」。三代之治,其實只是儒家理想化的政治典範;對漢、唐的批判,則是運用儒家政治理想對歷史功過、現實政治的評價。但「信史」只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古人似乎沒有這種看法。孔子、孟子,以至宋明理學家,大概不會認為三代只是神話、傳說!在他們心目中,堯、舜、禹、湯、文、武,是真真實實存在過的「聖王」,否則,孔子、孟子便是在偽造歷史!況且,若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建築在一堆神話、傳說之上,並不是「信而有徵」;三代之治只是儒家為証明自己的政治理論而假設的理想化的治世,孔、孟只是為堯、舜、禹、湯、文、武披上道德的外衣;「王道」並沒有在古代真正的實踐過,也就是說並沒有真正把「王道」推行成功的例子,那麼儒家政治理論的可信性,可實行性便大成疑問了!
因此,儒家學者提倡「王道」、「義戰」的苦心,我們是應該體會得到的,但他們的主張,無論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在「同情地理解」之餘,是不是也有部分內容值得檢討、研究呢?在探討「戰爭有否正義與不義之分」與「甚麼才是正義的戰爭」的問題上,也是不是還有值得我們細加思考的地方呢?
註 釋
(註1)《孟子‧公孫丑上第三章》
(註2)《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章》
(註3)仝上註1
(註4)《孟子‧滕文公下第五章》
(註5)《孟子‧公孫丑上第二章》
(註6)《史記‧伯夷列傳》
(註7)仝上註4
(註8)《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