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说起。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近代以来中国人形成了诸多看法，最有影响的有儒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儒道互补主体结构说，儒道佛三位一体说等。还有的从中国文化某一重要特征出发，认为中国文化倾向于某一文化模式，如中国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文化是由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构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文化是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模式等等。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十分有见地的，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把握了中国文化框架结构的基本特征。不过，本人觉得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观点就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往往是各有所蔽。下面我就自己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的一些初浅看法提出来，并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文化的框架——天、地、人三才

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是天、地、人三才。古人常以三者并列探索世界的构成规律。

“三才”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最早文字记载是《易传》，然而其起源、发展、演变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可以追根溯源要到原始社会晚期。20世纪80年代末，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组蚌壳龙虎图。另外，关于盘古开天辟地以及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的传说，虽然出现很晚，也可以作为上古三才观念萌芽的佐证。

殷周时期，天神、地祗、人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从宗教角度也可见得一种“三才”的观念。

关于《周易》的起源，《易传·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说明了《易》的基础八卦始见于史前的包（伏）牺氏时期，也说明这时期已经有了三才观念的萌芽。八卦以其独特的象征形式，将天地人三者概括起来，八卦也便成为三才观念的简洁表达。后来，《易传》对三才之道议论精当完备。

三才之说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家各派仍然在“天—地—人”三才的大框架中演进，只不过各家各派都是一种“片面的掘进”——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具体化、深刻化了某些方面，某些内涵，使三才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其特点是从自然及于社会，从哲学及于伦理，逐渐发展为三才之道，不同的思想学派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战国以降，三才宇宙观逐渐有了几个新趋向：其一，三才有从“三分”向“二分”的转化，但“三分”依然存在。

其二，阴阳观念最初是从三才之道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时候逐渐独立为一最有影响力的观念，这与以上的“二分”倾向是有关系的。

其三，三才宇宙观念在后来的思想史上不绝如缕，特别是由天父地母观念发展出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

总之，在三才之说中，人在天地间是居“中”的，为天地之中介，居中而立，把天地两个对立项有机地联系成个整体，并且参赞、调谐天地万物之化育。今天，我们可以从三才中的人居中而立的重要位置与作用上我们可以推出形而中，以与已有的形而上、形而下组成一个完整逻辑思想结构：

混 天 天道 乾 道 形而上

（道） 人→ 人道 → 易 → 卦 → 形而中（主体人）

沌 地 地道 坤 器 形而下

所以，中国文化的框架就是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三层次结构。这样划分有几个特点值得明确：

①是强调三者以“形”为标准而分为三，不过是一种人为的逻辑结构，实际上在文化有机体自身这三个层次是难以分辨的，以“形”分之，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表述。

②三者为有机整体，体系性极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生命上是相维的，在功能上是相济的。

③由三才宇宙观可知，天、地、人三者也各有特点，缺一不可，“天人合一”模式忘了地，造成了二分法，由二分法又导致了“二元对应”，走入了西方文化的理路，应该迷途知返，回归三分法，恢复三才之道，处理好天地人之间关系。在此基础上确立形上、形中、形下的逻辑结构，就有了很深的文化底蕴。

④形上、形中、形下以形中突出了人的居中而立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文化创造中也要不失中道，以人——社会为文化之中轴，沟通天、地，以人的主动性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一体。

二、中国文化的内部——儒道佛法四维结构

在这个大框架之中，又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一种四维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产生之起就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可是为什么后来历史选择了儒家？儒家如何适应了历史？儒家在后来不断出现新问题的时候中如何进行内外的调节以与新形成的、新近来的思想文化系统重组中国文化的结构，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指导和文化氛围？

在先秦，诸子百家后来真正有历史影响的也就是儒、道、法、墨，由于墨家乃由儒家而出，且思想上的薄弱，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三家而已。三家到了秦汉之际，三家先后递嬗，而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整合。秦以法家为主，儒道隐而不显，但秦始皇也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或者是说利用了儒道，特别是《吕氏春秋》较好的兼容和吸收了儒道的相关思想观念，建立了一个不成熟但还算整全的思想体系，可惜未能付诸实践。

汉初实行的黄老之学本身就是道法结合的产物。汉初在政策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则是汉承秦制。在汉代，黄老之学与儒家一开始有竞争，后来却为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汉初陆贾、贾谊、韩婴等都不是先秦那样的纯儒，而是具有以儒为宗，以道法为辅的特点。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吸收黄老、法家以及阴阳家、墨家思想，初步完成了秦汉以来的思想文化整合，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家在汉代逐渐消失了，法家被结合到了政治体制之中，成了“帝王之具”，以隐蔽的形式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自此以后，封建统治者是阴儒阳法，外儒内法，即所谓饰之以儒术；而士大夫则一龙一蛇，与时变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道互补，时而庙堂，时而山林。这样，就形成了三维结构，以儒学为制衡。

由于儒学自身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谶纬迷信，经学僵化，导致中衰，三维结构遭到破坏，佛教输入，玄学兴盛。玄学本质上是儒道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融合，而佛教的输入以及与儒道的冲突、交流，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佛三足鼎立，加上隐蔽的法家，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倒金字塔形状，这便是四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道佛构成一个三角形,隋唐以后，三家相互斗争又相互摄取，还由于儒学的主动性，又通过吸收道佛形成了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比较而言，儒道佛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法家作为学派虽然因为没有公开有人打出旗号可以说已经消亡，而其思想观念却溶入了政治——法律实践，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与儒道佛形成一种张力，使思想观念层面与政治——法律实践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系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更新发展。

在这一奇特的结构中，儒学始终起着一种主体的、主导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一点？在上面的三角形中，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它是宗法性的政治、伦理与天道、人性浑然一体而又以人——社会为归宿，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肯定，对主体地位和能动精神的推崇，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相比较而言，道佛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则较为消极。道家的基本特质是天人一道，顺应自然，无为不争，阴柔自守，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道家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虚无主义观点和对出世主义的逍遥境界的追求，它与儒家在构成互补，具体的就是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和以隐士为代表的山林文化（隐逸文化）。佛家则以摆脱现实、人生的痛苦，实现超越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绝对空寂的涅槃境界为基本特质，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这种四维结构就是西学进入之前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一种模式，它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

三、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

近代以来，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看，它在近代以来逐步加深了危机；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随着危机的加深，呈现的是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当这种冲突达到不可解决的程度时，就发生了文化大裂变。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学者多把“天地”置换为“自然”，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对“地”的研究和探讨不够，甚至遗忘了给我们直接生活资料，生养我们的“母亲”。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三才应该是指宇宙空间——人类——地球的相互关系。

儒道佛法四维结构遭到破坏，无论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政治——法律实践层面，外来的东西都呈现出全方位进入的态势，开始于近代的中西古今冲突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激烈，且是全方位的、密切联系的、相互转化的，这样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纵横坐标，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切变迁轨迹都可以在这一坐标中得到描画。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斗争曾经混为一体，在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大裂变，分裂为以国共两党为导向的文化发展倾向。1949年以后，造成了大陆与港台的政治分立与文化对立：大陆信奉西欧古罗马——德意志传统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大阵营，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法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感情态度有所继承，也不自觉地保留着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港台多受古希腊——欧美传统的影响，崇尚自由、民主，贵族倾向，也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化另一大阵营。同时，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等，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上更传统一些。在这两大阵营之外则是松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传统儒学道德人文精神为担当的现代新儒家，也在海外发展着。不过海外新儒家与港台官方在文化路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人格思想上又是独立自足的，没有受制或依附于政治。还有海外的孔教运动，虽然并没有学术上的成就，但已成为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以信仰方式维系民族文化的成功范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似乎短暂地重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诸子百家”的旧剧，实际上上是在大一统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下一场“诸子复兴”思潮。这一思潮被政治风波扫荡之后，便是各自的沉潜、反思和深化，到90年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继80年代的“文化热”、“寻根热”而全面兴起，尽管同时还有此起彼伏的各种“后热”，有世纪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战，但社会影响学术资源和思想创造力都越来越乏后劲。这样，在新世纪之初，自由主义、新左派向传统的回归就是寻求中国文化的新走向。

20 世纪思想文化潮流激荡的大致脉络，就是人们说到的激进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以及今天的新左派等）、自由主义（更为复杂多样）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三大思潮。激进主义无疑在20世纪是主导性的思潮，借用社会-政治的巨大力量与惯性独领风骚，这是变态而非常态，是 “奇”而非“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激进主义自身，就是其他思潮，也都因此而有所变异，包括海外现代新儒家。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就是全民族的、全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的。

这样就使得中国文化似乎回不到原来的那个结构了，其实仍然是可以考虑以原有的结构为基础，进行新的整合的。这就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基督教，在制度层面加进民主政体、现代法制，构成一个多面体。

总体思路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飞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讲到以儒为主，我得强调主体性问题。我在这里提出三重主体性：

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再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

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观念、学术流派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

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

这三重性是环环相扣的。现在，我以儒者的主体性从小而大，由内而外，层层推展来说明。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儒学已经不再是学院里专家、教授、学者们的事业，儒学日益成为社会不同层面凝聚和向心，达致共识的一项事业，社会上各行各业正在不断出现诸多儒者。之所以称他们为儒者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学理的掌握、探研之外，更有价值的承担，儒家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儒者的道德人格问题开始成为另人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人格不能确立，那么就很难说他是真正的“儒者”，也很难说是什么“儒学大师”，新儒家等等。郑家栋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郑在文章和演讲中不至一次地宣称儒学不再是生命的学问，不再是实践的事业，今天是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等等。这些观点显然是误导人的，是有害于儒学复兴事业的。

在当前这种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心堕落，社会离析，违法犯罪司空见惯的状况下，儒者以其道德人格成就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文化生命，才能通过承担儒家的事业来担当中国文化的事业，以个人的文化生命来成就民族的文化生命。

儒者的主体性我想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的独立个性。

第二，对历史反思，对实现批判的理性超越意识。

第三，心为主宰，以心守道，心统性情的健全人格。

第四，笃实克己，自觉自警的心性修养。

第五，下学上达，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

以这样有主体性的儒者推动儒家复兴的事业，才有可能完成学者们预测的儒学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构。儒学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构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说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大家都感觉和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一直面临着绝学道丧，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西化的过程在全方位的进行，现在连农村已经被纳入了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是挽救自己的不被外来文化同化而找到自我发展方向的必要环节。

在确立儒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再对道、佛、伊、耶等宗教进行兼容、消化。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比较成功地兼容、消化了道教和佛教，构成了儒学居中制衡的结构，但是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是很早就进入中国的，其中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就是中国回族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迄止明代，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各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走向现代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但是，在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有很多，他们远离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明清之后由于中国文化的衰微，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也就是东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至于基督教，唐代就有属于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景教传入，后来在汉文化圈的流传中断。元代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基督教再次来到中国,而这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后来又随着元朝的灭亡在中国销声匿迹。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一开始由于利马窦执行了低调进入，并与中国文化融会的路线，传教相当成功。但是，后来罗马教会反对中国人敬天法祖，崇拜孔子，导致了礼仪之争，又中断了传播。近代基督教追随殖民者的脚步，大踏步地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全面的冲击，甚至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和灾难。以儒学对基督教的融化、吸收还差的很远。

儒学除了以其宗教性层面兼容、消化诸多宗教以外，对于多元的世俗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如民主、自由、人权、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等，都应该以其主导的立足人道，注重社会，兼顾天道、地道的思路兼容、消化，同时构建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这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的扎实、艰苦的努力。让我们为这样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