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5、60年代，柴尔德和布雷伍德等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农业革命的概念[i]，泛指发生在新旧石器过渡之际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人类历史上以动植物的驯化取代原来的采集—狩猎经济的食物生产技术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的大变革。今天回过头来观察，世界上几乎所有古老的、原生型态的文明体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农业革命这个阶段，比如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印度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等，都是先发展起农业，能供养大量的人口，使社会中部分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的存在即社会分工成为可能，才逐步发展起复杂的社会形态，即通常所说的文明社会。

但是，农业的产生并不能等同于文明的发生，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早期农业社会只是文明社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由农业的发生到文明的发生，文化的进化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各地早期农业驯化的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粮食品种的谷物既不相同，比如西亚和埃及是小麦和大麦，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美洲是玉米——农业所面临的自然环境、耕作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农业社会的具体形势也各不相同。文明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它的出现，既有赖于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人口规模和社会分工与分化的准备情况，也有赖于一种新兴的力量对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日益分化和复杂的社会新旧因素的重新整合。

各早期农业的中心除了人口众多这一相似之处之外，自然与文化面貌及文明社会的因素各不相同，农人与地域环境结成的关系不仅空前紧密，而且在定居及原始的交往条件下更是千差万别。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来实现对诸日益分化和复杂的社会因素的重新整合？这个整合与调整的具体过程在各地——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又是如何展开的？对此，柴尔德另外专门提出“城市革命”[ii]的概念，来标志和概括在简单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兴起方式与特点。在柴尔德的城市文明观中，显然是把城市视为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农业社会的村社结构，同时也成为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组织方式；另外，考古学家通过概括不同地区的材料，还提出了灌溉农业和宗教力量说等不同的学说与观点。

上述这些观点是否具有文明起源理论上的普遍性？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是什么，决定后世中国文明运行架构的独特特征缘何而来？目前的考古材料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若干重要的原初性线索。

二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 它起源很早，在自己特定的时空中，中国这个大的文化体系独自经历了食物生产（主要是农业）起源、社会分层分工等复杂化过程和雅斯贝雅斯所谓的轴心时代[iii]的融合升华而形成；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一系列文明因素与文明的整体结构：比如在世界观中对天人关系的特殊强调，对祖先的特殊崇拜，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家国同构及对德行礼仪的强调，以及物质文化的道德化倾向等，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独特而醒目的特征；

2. 它延续了数千年而未中断。自仰韶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开始形成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到龙山时代文明要素的普遍出现与广泛传布整合，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古典文明阶段直到汉唐宋元明清，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内部转型和外部冲击，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血脉和框架体系基本上延续不断，现在又正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艰难地经历由传统向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成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奇迹。

在如此漫长、如此复杂的文化历史和结构中，多种多样的自然与文化因素及事件曾经影响了中国文明形成和演进的整体或某个方面，但是，早期中国特别是作为华夏核心区的传统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与整合的特殊模式，无疑是奠定古老的华夏文明基础与结构、影响中国文明的面貌及其运作方式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早期中原地区的农业村落和农业经济及其所孕育的文化精神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

中国最早的农业经济萌发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在距今大约万年左右的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的陶器和农作物的驯化在华南与华北都已经出现[iv]。其中在中国南方地区，从广西到江西，沿着南岭南北，以尖圜底的陶釜和原始的栽培水稻为特征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构成了一个长条性的分布带。在中国北方地区，河北阳原于家沟、徐水南庄头以及北京的东胡林和转年等遗址暗示着在以北京左近为中心的区域之内存在着一个早期陶器——同时也可能是粟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区域。

这些已经发现的早期陶器，无论是南方地区的陶釜或类似的器形，还是北方地区罐和平底器类，不但基本上可以与当地距今8-9000年左右前仰韶时代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器物演进序列可以关联起来，而且显然应该归于当地传统悠久的炊煮器类，说明了陶器的发明和人类饮食方式及食物生产的出现——更具体地说，和农业的起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v]。

在南方发现起源阶段早期陶器的不少地点，如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也已表现出广谱式的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因为成为人类食物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量地进入文化层堆积。

河北武安磁山等遗址表明，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距今万年左右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尚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在这一地区的悠久传统，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类似的变化情况看，那些主要是作为炊煮器的起源阶段的原始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陶器起源的核心区域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

可以推测，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等，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环境、技术、生业的综合变化与适应过程，柴尔德等以“革命”一次来予以概括是很有道理的。

到距今约八千年左右新石器早期偏晚阶段，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进入稳定的村居社会时，农业生产已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最早的陶器和粟黍[vi]出现的位置更北一些，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粟作文化区；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城背溪、汤家岗、河姆渡诸文化，则是较为成熟的早期稻作文化区。近来浙江浦阳江流域发现的早于河姆渡的跨湖桥一类遗存，时代比河姆渡略早，而在文化面貌上与河姆渡迥异但却与湖南的汤家岗、石门皂市下层遗存等具有相当的相似性，说明了以南岭为中心的这个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起源地带借助于早期人类的流动性和文化生活的生态位等因素，影响和辐射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根据目前的材料，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可以确定的粟、稻发源地，并分别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定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社会。这种北粟南稻的农业经济格局，在中国文明形成以后很久，直到小麦在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并取代了粟黍的地位及帝国式政治体制对南北方社会与文化进行了深度的全方位的整合以后，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

中国的早期和古代文明被视为农业性文明的典型，学者们一直不言而喻地是指这个文明的基础是那种稳定的、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劳作和消费单位、以家族作为协作与补充、以农为主兼营它业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式的小农性经济[vii]。

需要探讨的是，水稻与小米几乎同时起源于中国南北，水稻的传播和影响似乎从史前开始就远远超过小米，河南舞阳贾湖[viii]等遗址表明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水稻即大规模向北传播扩张到淮河一带，仰韶与龙山时期在中原的腹心地带也多有发现[ix]，但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后来何以成为华夏传统的主要基础？

与成熟阶段的文明社会相比，距今七、八千年时已经成型的粟作农业并未原封不动地构成为后世所说的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起源阶段的原始农业到后世中国的小农经济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就华夏文化核心最早形成的传统中原地区和考古学所能提供的材料来说，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形成是相当早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农业社会开始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个粟稻混合作物区，其中如前所述，粟可能是本地起源，而水稻则是在长江中下游驯化以后在环境与文化的演进中被加以引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河中下游的早期农村从很早的时候就表现出以核心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而人口和规模较大的趋向。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作为生活的经济基础时，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即群体规模一般是较大的，不少那个时候的洞穴遗址应当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生活生产单位的考古证据，估计这种基本单位的人口一般都应当在十数或几十人左右，远远超过农业社会的核心家庭。与此相连续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房屋遗迹一般仍然是比较大的，比如北方兴隆洼文化早期的房子面积通常在50-80平方米左右，甚至还有100的平方米的房子[x]。山东地区后李文化时期的西河遗址，普通的房子也在三、四十平方米左右，大多数房子中保留3个左右的灶址[xi]，说明尽管就遗址聚落来说，已经存在不止一个基本的生产与生活单位，聚落人口与规模已经开始膨大起来，但是当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那种群居和共同生产与生活的积习。至于南方地区，由于房屋一类的遗迹难以保存，聚落遗址和家庭的情况难以究明，但是就目前考古学家所复原的河姆渡这样的偏早阶段的杆阑式建筑来讲，大房子可能也仍然是主要的，联系到南方地区分布更密集的早期洞穴遗址的一般规模，推测可能存在着与北方中国相似的文化发展进程和规律。显著的例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与这个阶段相当的裴李岗文化时期，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已经成为遗址中最主要的房屋遗存，暗示着可能这里比较早就开始了生活生产单位向核心性的小家庭的过渡进程。

仅仅这一点当然难以说明孕育了华夏传统的中原地区早期小农经济的具体形态及其和后世社会及文明的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小的核心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确实有利于调动一般人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为社会组织的理性发展和培养提供了较大的余地。

从裴李岗时期历经仰韶与龙山时期中原地区诸遗址中的公共墓地、窖穴区、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区的普遍性和规范化程度，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必要的公共领域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推陈出新和不断完善。专家估计河北磁山遗址的窖穴中发现大量的粟，折合新鲜的谷子应该在10万斤以上，可以供养数百人不用劳作地使用一年[xii]。仰韶文化中的大房子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从陕西姜寨、半坡之类的典型遗址来看，不但有全村一级的大房子，同时一个遗址中往往包含多个中间层次社会组织共享的大房子。不少遗址的大房子具有高台、回廊一类的庙堂建筑风格。在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甚至发现室内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带有回廊的大房子（后者如果加上回廊，整体面积超过516平方米），这样的建筑经过甘肃秦安大地湾和河南新密古城寨、新砦[xiii]已经发现的结构及规模类似的宫殿式房子，显然是二里头遗址已经确定的夏王朝的宫殿建筑在本地的悠久渊源。最近在晋南豫西地区的一系列超大规模的史前城址如山西陶寺、河南古密古城寨、新砦等遗址中，不仅同样有宫殿式的大房子，而且它们已经被环以类似后世宫城那样的城垣和深壕，因此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社会已经迈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时也体现了中原地区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们惊人的协作与社会动员力量和创造力量。这样，小家庭并不是说在生产与生活中缺乏合作。普遍而稳定的小农家庭与经济基础支撑起比较可观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从最小的小农的生活与生产单位到最庞大壮观的宫殿，中原地区早期社会结构之复杂与分化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五

我曾经在另一篇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札记中（《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xiv]）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上述的农业社会的孕育与发展过程中的情况进行探讨，并试图分析这一地区成为后世华夏文明的主要根基的原因所在。现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优势在距今大约5000年从仰韶到龙山的转变——即中国文明的孕育阶段开始比较明显地、从文化间的竞争的角度体现出来了。

如果说在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社会公共生活还是旧石器时代集体生活的孑遗或者具有相当的自发性，象中原以北的红山文化、中原以南的良渚文化和中原以东的山东龙山文化等在宗教的发育与手工业的某些方面都曾经一度领先于中原。但是到大约距今5000年时，由于环境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区域文化间的缓冲地带在人口的不断膨胀和开发之下迅速消失，各人们共同体之间进入一个全面的接触和竞逐时代，中原地区的小农、小家庭和务实的社会结构体系及庞大的人口基础，开始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势。

对距今5000年左右的中国南北与东西各地，张光直先生使用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概述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与文化景观，包括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xv]，而且考古学材料在此前后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别：从文化阶段上看，这时仰韶时期经过诸如庙底沟二期、崧泽、大汶口中晚期等中间阶段之后，在各地都开始普遍地为龙山时代所取代；从考古学现象上观察，文化的面貌发生了若干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仅是工艺品领域中先进的文化因素不断出现，诸多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红色彩陶器普遍被黑色或灰色陶器取代，圆形房子普遍被方形房子取代，大规模的合葬墓让位于单人葬，墓葬形式和随葬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更重要的是，聚落更加密集，聚落的规模普遍比以前有所扩大，人们对同一聚落占据时间比以前有所延长，聚落间在大小和功能上出现分化，张学海观察山东地区这一阶段出现了四级左右的聚落分层结构，较大的聚落遗址往往有带围墙的城址，等等[xvi]。社会的分化不仅体现在区域与聚落之间，个体之间的差别也在同一墓地之中也清晰地表现出来。考古学家根据山西陶寺遗址墓地墓葬大小规格与数量比例，认为该遗址所代表的社会显然已经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xvii]。而且，包括陶寺在内的若干龙山时代的大墓，无论从规模还是气质上，与后世王公诸侯的墓葬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显然，这个时期，社会——不论是群体之间和群体之内的个人之间都在进行新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进入一个大变动时代。

仔细观察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原地区的变化是在一种较彻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的金字塔的底部不仅变化较少，而且承当了一个支撑新兴的权贵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稳固的基础。一直到商代，面积在几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依然在宫殿式的房子周围并存，并且是构成考古发现中普遍使用的房屋的主体，正是暗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其实，从距今8000-9000年左右建立在稻作与粟作基础上的农业性质的村落开始在长江与黄河流域普遍出现起，农人和土地、环境及邻人们的关系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人们长期地厮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内，人口、知识与财富积累的速度逐步加快，社会交往、沟通与协调的要求日益复杂，各地就已经开始了构建区域性的文化传统的历程。只是到了仰韶时代，经过大约两千年左右的发展和扩张，各地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方式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文化板块之间的空白逐步消失，相互之间开始发生接触和碰撞。在这个过程早期，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以传统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曲腹盆、弧线彩陶文饰等典型器物与文化因素辐射到将近大半个中国。当时考古学文化中所见战争因素尚少，因此，这一现象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的、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的向外移民的文化事件，表明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原始农业的人口和社会组织优势已经初步达成。

龙山时代普遍被学术界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文明化时代，或者说社会复杂化时代。前述的考古学文化变化诸方面质而言之，都是各地在相当的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对生存资源、文明因素追求和整合的表现，是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权威的逐步发育与确立的表现。但是，最终是中原地区的较少宗教之神秘和工艺之新奇的淳朴的农民在这个文明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孕育了稍后的夏商周的王朝文明，既有前面所说的基础与原因，具体的过程也很值得进一步推敲。

从仰韶文化阶段开始，中原地区的考古遗址的数量与规模都开始为其他地区所难以望其项背，黄河中游及其附近的几条支流集中了全国将近一半的遗址，通常的遗址面积都在数万、十数万平方米左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遗址也已经出现。一些遗址甚至出现明确的分区，在不同层次的大房子的统领下若干座小房子聚族而居，显然是最基层的核心小家庭及其社会组合的表现。比如揭露比较完整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有五组这样的大小房子环绕着一个中心广场。

以前人们认为似乎这一地区在龙山时代的诸多方面比较落后，最近的考古发现和深入的分析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人口与遗址规模等优势之外，这里也有同时代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城址——陶寺，城中有明确的宫殿区，祭祀区和祭祀遗址，更有同时代规格最大的墓葬[xviii]。这类最能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组织水平的文化因素不仅在陶寺，同时在古城寨等遗址同样也有发现。显然，早期文献将夏王朝确定在豫西晋南，和这一地区雄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是完全对应的。考诸历史时期的传统华夏文明，主要仍是在粟作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而且直到秦汉以后，粟仍然被列为五谷之首，而南方的优裕的稻作农业生活和繁杂的工艺技术并没有带来社会组织与人口的必然发展，加上龙山时代晚期的环境变迁等原因，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xix]一定程度的干扰，所以一直到秦汉时代，中原地区仍然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与社会财富。

六

每个文明体系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与文明要素及其集结方式，它不仅包括生业方式，也包括围绕这主要的生业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面的相关特征。对于漫长而持续的中国文明，这样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生业就是精耕细作式的农业。在精耕细作式的农业中，私田为主，公田为辅，男人被较早地逐步固定在田地中，中国式的家族得到了充分的发育，血缘关系的线条得到了特别的凸现，同时，敬拜祖先、合和天人的精神文化也得到培育和发扬广大。

综合上面诸多要素，尽管仅从考古方面来说目前的证据仍嫌薄弱，与小农经济相关的一些文化要素仍不算明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小农经济出现的相对较早，并可以从考古学中看到不少与原始的小农经济与社会相关的一些特征：最小规模的核心家庭作为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单位较早出现；家族与村落较早地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地区之内，与环境、邻里结成稳定的关系；较早地培育出较大规模的聚落和庞大的人口，为后来的社会分层和文化分工、综合提供了人的基础。

张光直先生曾经观察到，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原地区遗址的空间位置逐渐稳定下来，积数百上千年而未变移，遗址文化层的堆积非常巨厚。他进一步推测说，龙山时代结束了仰韶时期那种砍倒烧光、刀耕火种式的游移农业，而发展起真正的定居农业[xx]。在龙山时代的聚落内部，从考古学角度同样可以观察到许多微妙的、体现着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变化。如果说，仰韶时期以姜寨等遗址为代表的、一群房子共享一所大房子、共用一群灰坑作为贮藏库区、围绕中心广场安排住所的聚落布局中的核心小家庭还不太成熟，功能上还有欠缺，到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已开始出现象河南郑州大河村F1-4那样的拥有自己的贮藏处、以核心家庭为消费单位的房子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考古学家观察，F1-4经过若干次的增补，表现了一个核心家庭逐步壮大的全过程，同时也表现了这样的家庭的结构和规模等特点——它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后世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数个核心家庭和几代人共同构成的家族的雏形[xxi]。我曾经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龙山时代环境略有恶化，人对资源的欲望大为膨胀，资源的紧张感应运而生，而且仰韶时期大行其道的砍倒烧光的游移式农业及其相伴随的开疆辟地与分裂式移民，使龙山时代的人们基本上已经无处可移，人们不但要就地定居下来，而且要在共同体的边缘地区筑起城磊，防范其他族群对自己的领土的侵犯、掠夺，以守土卫族的推测[xxii]。看来，正是在这样文化交互作用过程中锤炼了中原地区小农家庭之上的社会组织的完善，在群体和区域竞争之中人们对社会共同体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由小家延伸出大家——家族、宗族等在社会整合与组织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早期国家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原生国家都选择了以族立国的道路，但是，象中国这样的以核心家庭为中心，通过儒家概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同心园[xxiii]结构，一圈一圈地延展开来，并在后世中国的国家组织形态中也普遍地选择的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和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家庭及社会组织的上述特点应该不无关系。

随着国家形态的完善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的逐步繁荣发达，特别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组织中枢则由部族、宗族向家族逐渐下移，政治与伦理的承担单位在逐渐地缩小，对小农家庭作为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功能不断强化，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辐射力在不断增大。以族立国阶段的小农社会已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秦国在与六国竞逐中脱颖而出，更是较好地利用了小农经济与社会基础。汉代的奠基更是强化了面向小农的无为而治。北魏以租庸调制对在汉末乱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不断变换的政权所破坏的小农社会进行了修复，为隋唐大帝国兴起奠定了基础，一直到近代帝国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和干预之前，尽管代有损益，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本质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农社会这个根基。包括春秋战国的列国竞逐，魏晋南北朝与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加盟，南人与北人在淮河一线的长期对峙，满蒙南下并建立统治，中国文化的分裂、扩展与移植却一直没有舍弃中国式的农耕经济基础与其在社会中的对应体—家与族，祖先崇拜文化和天下国家的概念代代相传，在接纳外来诸多文化因素的同时，中国文化一直通过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这种基础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它们——即社会学所谓的中国国家形成中血缘爆破的不彻底性，在中国面临现代化以前从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和质疑。而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即在于由这种血缘上的连续与基础的稳定而导致的文化结构上的稳定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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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罗伯特·布雷伍德：《农业革命》，《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ii] 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载《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年。

[iii] 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

[iv]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v] 曹兵武：《中国早期陶器：发现、背景与初步认识——前裴李岗时代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2》，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vi] 据赵志军：《探寻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新线索》，最近在内蒙古兴隆沟遗址也浮选出距今7500-8000兴隆洼文化阶段的人工栽培的粟与黍，并提出西辽河上游地区可能是粟黍起源地的新观点。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2日。

[vii] 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 TARGET=_blank>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中国经济史论坛）。

[viii]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

[ix] 见严文明：《中国史前稻谷遗存出土情况一览表》，《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8-14页。

[x] 杨虎、刘国祥：《红山文化的源头——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xi] 兰玉富、刘延常：《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章丘西河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9）》（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xii]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1期。

[xiii] 赵春青、张松林、张家强、谢肃：《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

[xiv] 曹兵武：《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一》，《中原文物》2001年4期。

[xv]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考古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第125-156页。

[xvi] 曹兵武：《聚落·城址·部落·古国：张学海谈海岱考古与中国文明》，《中原文物》2004年2期。

[xvii]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文化局：《1978—1980山西襄汾
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xviii]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陕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2期。

[xix] 俞伟超，俞伟超：《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3期。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环境变化信息》，《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50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xx] 张光直：《考古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第1-30页。

[xxi] 郑州市博物馆和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xxii] 曹兵武：《 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 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2-30；《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月；《夏商周国家的特点及其启示》，《南方文物》1997年1期。

[xxiii] 费孝通：《乡土中国》， 三联书店.，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