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代表性观点过去多援引《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汝荆楚，居国南乡……”一段文字，来形容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控制。由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现，长江中游为商朝疆域的一部分或曰商之“南土”即为中国学者广泛所接受[2]。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是否已纳入中央王朝并形成大一统局面？美国学者贝格立认为虽然《史记》所列商王大多为甲骨文所证实，但“我们很少反省愈来愈多的考古学材料是否是在印证传统认识意义上的商？” [3] 虽然殷墟时期“青铜容器的制造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分布都更为广泛，但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 [4]

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关系可能的确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但随着今天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已有可能对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文化格局作出基本的判断。而只有具体分析该地区各时期文化动态的变化，才能更为客观地揭示两区域之间的关系。

虽然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晚于城背溪文化时期即已开始，并在龙山时期王湾三期文化对南方文化影响加剧，但江汉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文化，大多可能仍然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续[5]。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差不多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6]。笔者根据这两处遗址鬲的出现及其形制、平底三角形扁足盆形鼎等遗物特征，以为其年代约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分布极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除了在一些地点偶见有这一阶段的遗物外，二里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沿线和鄂北地区。分布于长江之北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虽然发展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已成为两个重要地点，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规模并不大。盘龙城遗址[7]目前仅在南城垣、王家嘴等地点发现二里头文化阶段遗存。其陶器以夹砂灰、灰黑陶为主，器类中鬲、鼎、深腹罐、豆、大口尊数量略多，至较晚阶段已有鬲、鼎、罐、甑、爵、盉、杯、簋、盆、豆、壶等。陶器的陶系、器类、纹饰均与二里头文化近似，但也有一些个性特征，如陶系中红陶的数量略多，器形上鬲口沿较平而唇部较尖，鬲裆较平甚至下垂，大口尊的肩部不甚明显，等等。这些个性有的还为本地区二里冈阶段文化所继承。从文化性质来看，盘龙城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应是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它应是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的一个地方类型。荆南寺遗址[8]中二里头文化时期遗物性质可能较为复杂，陶器中二里头文化因素有鬲、扁足鼎、大口尊、花边圆腹罐、深腹罐等，其特征与二里头文化陶器极为接近。但该遗址这一时期也可能包含大口红陶缸、米粒纹釜、小平底凸肩罐等地方因素[9]。我们目前还难以判断二里头文化时期荆南寺遗址的性质。总的来看，盘龙城与荆南寺二遗址这一时期文化表现出较多的内在联系，如二者都分布在距长江北岸不远的小水系近旁，都以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及其变体为主体，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阶段都开始较多出现以红陶缸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推测二里头文化应当是由豫东南经大悟、孝感一带[10]传播至盘龙城，而后逆江而上至荆南寺遗址。

鄂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见于襄阳王树岗、钟祥乱葬岗以及枣阳墓子坡等地点。王树岗遗址[11]陶器以灰褐陶为主，器类中罐、盆、大口尊较多，其他见鼎、簋、豆、杯、高领罐等，某些陶器如大口尊、深腹罐、鼎特征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基本一致，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诸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因素较典型的一处。该遗址年代的主体仍然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但上限可能更早一些。乱葬岗遗址[12]出土陶器有主要有鼎、鬲足、大口尊、盆、盘、豆等，各器类几乎在二里头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可比器，但器物特征又与二里头文化存在一定区别，如陶器陶色呈浅灰色、罐类器少见、器口多卷沿侈口、尊长颈折腹不明显、不出某些二里头文化常见的器类等，陶器面貌暗示该遗址社会等级应当较低。从风格上看，乱葬岗遗址文化因素与其南的荆南寺遗址差异颇大，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似乎并未发生直接联系。枣阳墓子坡遗址[13]未经发掘，采集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所见器类有鼎、鬲、尊、盆、罐，所出鬲时代特征可至二里冈文化时期。该遗址遗物总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接近，但陶器中鼎的按窝纹作法较特别，一些器形特征亦与二里头文化也有所不同。鄂北地区二里头文化表现出与长江沿线二里头文化不同的特点，这里除鬲较少见之外，江汉地区陶器红陶偏多的现象不见，也不出红陶缸这种特征鲜明的器类。王树岗等遗址文化性质较单纯，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似可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地方的变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包含有复杂文化因素的长江沿线盘龙城遗址等遗存不同。王树岗、乱葬岗均位于汉水西岸，墓子坡遗址在汉水之东的支流旁，考虑到中原文化由南阳盆地向南施加的影响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即已开始[14],王树岗等遗址应是二里头文化经由南阳盆地、顺汉水向南传播，但这一南下势力似乎并未打通至长江一线的通道。

长江沿线及鄂北两个区域文化由中原地区传人的途径不同，文化面貌也略有区别，但 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在这些地区文化中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此前的石家河文化因素残存甚微，因此我们似可认为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当时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此外，二里头文化还通过荆南寺遗址向南对湘北地区、向西对三峡地区甚至以西地区产生影响，二里头文化的觚、盉（或鬶）、深腹罐均可以在这些地区相当或略晚时期遗存中在找到变体或遗型。而长江中游以东邻近地区如安徽二里头时期文化则似乎是通过豫东地区传入、并且接受了岳石文化的影响[15]

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扩张基本上是沿着二里头文化东线的足迹南下，即由豫东越过桐柏山，顺澴水、滠水及其附近进入盘龙城。较此前相比，二里冈文化对长江中游的经营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在盘龙城以北的鄂东北地区，目前已发现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40余处[16]，较为重要的遗址如安陆晒书台、孝感聂家寨、殷家敦、云梦好石桥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遗存延续时间与盘龙城相同，由此反映了二里冈时期文化对南方联系的密切。

盘龙城是商文化在南方最为重要的一个据点。盘龙城遗址实际上是由城址和几个规模较小的遗址组成的聚落群，城址面积290×260平方米，城址东北发现三处宫殿建筑基址。近年在盘龙城城址北部、西部距原城垣250－500米之外又发现带状夯土遗迹，极有可能为城址外围城垣[17]，若如此，则盘龙城城址规模接近郑州商城！李家嘴M1、M2、杨家湾M11等墓葬各随葬多套酒器组合、出土青铜器20件以上，他们仍然是迄今所见二里冈文化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凡此均说明了盘龙城遗址在当时的地位。盘龙城遗址遗存特征反映出这是一支以中原地区商文化因素为主体的文化，其表现是：青铜器、玉器特征与二里冈文化基本相同，如青铜容器和郑州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使用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和器形；装饰以兽面纹为主的、种类与结构基本相同的纹饰；可能使用相同的铸造技术。宫殿及墓葬等高等级遗迹特点与二里冈文化高度一致。陶器的器类、形制基本特征亦与二里冈文化相同，但也表现出较多的地方特征，如红陶偏多、一些器类的器形有所变异如陶鬲裆部较平形制接近于鼎等。就性质而言，无论盘龙城为中原王朝派出的军事据点抑或为方国，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担纳贡义务的地位似乎为论者所广泛认同[18]。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原向南方地区文化输出的窗口的同时，通过盘龙城，南方一些文化因素也传播至中原，这些因素如郑州商城发现的红陶缸、硬陶与原始瓷等。另一方面，由于青铜文明长时间的发展，当地应当已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过去因为盘龙城与郑州青铜器极强的相似性，乃至于过去大家都认为这里的青铜器特征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甚至有学者认为盘龙城青铜器为郑州地区铸造而后输人[19]。如果我们将两地出土青铜器进行细致的相较不难发现，盘龙城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上都存在一些细部差异[20]（除郑州青铜器因报告未加报道而铸造特征不明、无法得出比较结论外）。这些初露端倪的个性因素，对于我们理解商时期南方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虽然迄今为止盘龙城遗址一直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证明当地可能铸造青铜器，但盘龙城青铜器个性特征的存在，无疑为这一器群是当地生产的结论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殷墟文化时期南方地区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具有与殷墟青铜器不同的特征，现在看来，这些个性特征的形成以及南方地区较发达青铜文明的出现都并非突然，盘龙城青铜文明的存在，正是为长江中游地区其后青铜文明的涌现奠定了基础。

除了盘龙城之外，商人似乎在周围还设立一些次一级的重要据点。新州阳逻香炉山商时期遗址中出土有鼎等铜器；黄州下窑嘴发现有二里冈上层阶段墓葬，随葬鬲、觚、爵、斝、瓿等16件青铜器[21]。随州庙台子遗址商文化面貌与盘龙城相似，遗存可能延续至殷墟文化第一期[22]，距庙台子遗址不远的淅河也出土有觚、爵、斝等铜器[23]。据说近年武汉大学在云梦发现特征与盘龙城相似的早商城址，可见商人对鄂东地区的经营的不遗余力。

以盘龙城为据点，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势力在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达到高峰，其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大部都可见商人势力的影响。二里冈文化由盘龙城向东发展至黄梅[24]，东南及于江西九江地区。九江神墩[25]、龙王岭遗址[26]既有以陶鬲为主的中原二里冈文化因素，又有硬陶、原始瓷罐、尊等当地文化因素。商文化势力在这一带虽并未象盘龙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商势力的存在可能的确与铜矿资源相关，瑞昌铜岭矿冶遗址11号竖井是南方地区首个年代明确属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矿冶遗存。

二里冈文化的势力向西的发展，依然是溯长江而上，也再次到达荆南寺及邻近区域。位于长江南岸的岳阳铜鼓山遗址[27]地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之间，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既有江汉地区常见的红陶缸，又有当地文化特有的盘口鼎、折肩釜，还有来自澧水流域的釜鼎和长江下游的硬陶，二里冈文化的鬲、大口尊、簋、豆等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人在当地的地位，可能与九江地区的形势相似。荆南寺遗址也包含有中原、当地、澧水流域以及可能东来于盘龙城等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另外还有比例较大的来自三峡地区的凸肩小平底罐、豆形器三星堆文化因素和当地的米粒纹釜。荆南寺遗址所见各类文化因素如二里冈文化因素都颇为典型，而距离荆南寺遗址不远且年代与之相当的沙市李家台遗址[28]陶器则以当地文化的米粒纹釜、红陶缸和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等为主，二里冈文化因素只占极小的比重。鉴于荆南寺一带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推测荆南寺遗址本身，在当时似乎是一处自由贸易港之类的性质。

总之，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向南行进线路是沿着二里头人的足迹前行（只是在鄂北地区我们难以找到商人通过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地区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在南阳盆地及襄樊地区，典型的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也寥寥无几），商人经营的重点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北的鄂东北地区，而从江西九江、岳阳铜鼓山等一些长江南岸遗存的情况看，长江中游一段水道也极有可能商人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江以北地区当时属于商王朝的疆域范围。除了商文化向南的传播之外，富有江汉地区文化特色的大口红陶缸在长江中游分布普遍，长江下游常见的硬陶通过吴城文化到达盘龙城并向西及于荆南寺，这两种文化因素又都为商人所接受并在二里冈遗址中有明显的反映，说明了文化之间的互动。

自“中商文化”时期开始，中原与南方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殷墟一期文化之前商文化的前沿退缩至罗山一线，盘龙城和其他许多类似的遗址一样被遗弃。此时的南方，显然已非“王土”。而在此前商文化的影响之下，南方地区出现了包括三星堆、吴城文化在内的不同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之间以长江为联系通道，与此同时，他们又顺汉水向北与渭水、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或者是文献记载周联盟灭商的一个文化背景），这些联系在尊、面具、武器等青铜器中都有明确反映。另一方面，商人依然保持着顺今京广线为线路的对南方关系，宁乡为代表的青铜器群较南方其他青铜文明表现出更接近商文化的特征即应是其反映（约延京广线分布一些接近典型商器的青铜器，向南甚至在香港发现牙璋）。

此时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格局也正是南方地区的缩影。目前江汉地区已发现殷墟时期遗址不多，但结合各地出土青铜器的情况依然可以分析出长江中游不同区域的形势。

二里头文化以来由豫东南而及鄂东北地区夏商文化对南方的传播线路依然是殷墟时期的重要通道。鄂东北延这一通道的滠水、圜水流域多发现有典型商式青铜器，如在黄陂官家寨发现有爵、觚[29]，应城群力发现有鼎，广水乌龟山发现有枭卣[30]，汉阳竹林嘴发现有方彝[31]等，这些铜器多属于殷墟二期。由汉阳延长江至鄂州、大冶一带，也同样发现有较多典型商器，如鄂州徐家湾发现多件觚、爵、斝[32]，大冶港湖出土夔纹提梁卣[33]。以上区域的青铜器或铭有族徽，如汉阳沙帽山出土“天兽御”觚形尊[34]，鄂州沙窝等地出土“ ”爵、“ ”爵[35]，徐家湾出土“ ”爵等，族徽往往与典型商器所见，这些铜器可能为中原地区传入的。

殷墟时期长江沿线各支土著文化活跃，鄂皖赣交接地区为其后称为百越的民族所控制，洞庭湖北岸为费家河文化，其西、北为澧水下游皂市类型遗存及周梁玉桥文化。在长江或相距不远的支流旁发现多起的尊、罍、瓿，与这些特征类似的铜器――但与典型商器接近而略有区别――在巫山、沙市、江陵、岳阳等属于不同文化的地域范围内都有发现，长江中游传播通道因此而清晰地展示出来，并且因为尊、罍的发现而知道这一通道向西延至三星堆，向东远及江苏江宁[36]。此外，枣阳新店、城固及洋县出土性质相同的尊、瓿，将关中地区通过汉水与长江中游的联系揭示出来。长江沿线区域出土铜器有时情况较复杂，在石首九佛岗出土有典型的商器觚，同一地点又出土有带扉棱鎛[37]，类似的鎛钟见于新干大洋州及赛克勒美术馆[38]，这种南方作品还北传至随州[39]，其性质异于尊罍一类器而与南方系统的大铙近似。以上不同系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似乎说明，他们多数并不是当地产品，而可能为外地铸造后传入。

鄂东南至皖南赣西北地区晚商时期文化系列目前还不十分明确，这一带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类多为带刻槽足鬲、带护耳甗、带条形镂孔豆以及相当数量的硬陶，陶器中中原文化因素多承袭于二里头及二里冈文化。阳新刘荣山出土铙[40]、崇阳出土鼓[41]均为南方特征青铜器，其纹饰特征与宁乡等南方铜铙应属于同一系统。因此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文化较为疏远。但另一方面，由大冶经阳新直至瑞昌发现为数众多的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其中如铜岭第11号竖井年代可早至殷墟文化时期。如果这里是商人铜料来源之地的话，则该地的文化活动又应当与商文化的关系紧密。这一矛盾的现象目前还难以作合理的解释。

总体来说，中原文化自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对南方的大力扩张，至二里冈文化发展到极强势，最后在殷墟文化一期阶段退缩。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原之外的周边地区也具有普遍性。从中原文化内在发展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扩张和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强势，是否是夏商王朝某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如果这两支文化分别属于夏、商文化的话）？而退缩中的殷墟文化为何却迎来青铜文明的繁盛期？

商人南进的目的掠铜，这一论点为众多的学者所强调。但我们似乎不能单纯地理解帝国扩张以掠取资源为唯一目的。不难注意到，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在峰值上完全不一致，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南下势头最强劲阶段并非是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的高峰期，特别是青铜器的大量使用和重器出现的殷墟文化时期却适逢商文化的退缩。如果当时长江中游的确是商人铜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则商王朝在殷墟文化时期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在政治上显然已不为商人所控制的长江中游地区的铜料，是作为贡品抑或是交换物输送至商王朝？

注释：

[1]本篇题中“夏商”、“中原”仅仅用来表示与之相当的时空概念。

[2]李学勤：

[3]Robert W. Bagley，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2。

[4] 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P2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拓古：《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江汉地区》，《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

[6]关于年代问题：荆南寺遗址发掘简报作者将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最早阶段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盘龙城》报告依据荆南寺结论亦将其最早遗存定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但何驽认为荆南寺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见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B、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1994年。

[9] 这一情况在简报中并未有提及，但据[8]B何驽文，这一阶段已出现大口缸、小平底凸肩罐等过去被认为属于二里冈文化时期江汉地区、三峡地区文化因素。

[10]熊卜发在《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系列概述》等文中多次谈到这一带二里头文化遗存。惜未见具体材料发表。参熊卜发等主编：《鄂东北考古报告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以及《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1]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12] 荆州博物馆等：《钟祥乱葬岗夏文化遗存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13]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页131、132。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

[14] 李龙章：《下王岗晚二期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1988年第7期。

[1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安徽省霍丘、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同[10]熊卜发文。

[17]刘森淼：《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

[18]、 [1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1卷，2002年。

[20]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容器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21]黄冈地区博物馆等：《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6期。

[22]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3]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24]黄梅意生寺遗址发现有堆积丰富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2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2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江县龙王岭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学辑刊》第五辑。

[28]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李家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3期。

[29]熊卜发等：《黄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30]熊卜发：《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

[31]《汉阳县竹林嘴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方彝》，《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32]鄂州博物馆藏资料。

[33]梅正国等：《湖北大冶罗桥出土商周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5期（1981年）。

[34]《中国青铜器全集·4》，图版120，《文物出版社》1998年。

[35] 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沙窝出土青铜爵》，《考古》1982年第2期。

[36]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出土的尊和罍》，《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论文》（油印稿），1998年。张昌平：《商代铜瓿概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7]戴修正：《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2000年11期。

[38]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Fig.104, Washington 1987.

[39]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出土西周青铜镈》，《文物》1998年第10期。该器年代当属商晚期。

[40]咸宁地区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出土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第1期。

[41]同[34]图版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