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社会文明。战国时期为吴、越、楚所辖。自秦统一六国之后，郡国行政体制推广于整个江南。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到东汉一朝，江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差度趋向缩小，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上升，出现南粮北调；而且手工业显著进步，交通开拓，商业渐兴。因此，探讨秦汉四百余年江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对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合演变，弄清经济发展规律等皆有重要意义。下面拟就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主要物质成就及其发展不平衡性诸问题，做些概略论列。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之<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如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史记·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进而在对“江南”作注时，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El"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于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垆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
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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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
③ 参见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通常是泛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丹阳、豫章、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还有沿长江南岸的巴蜀之地也在其列。也就是汉代扬、荆二州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

研究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宜统论其先进或落后，当根据时序和地域空间做具体分析。综观秦汉四百余年的史迹，江南社会经济大致上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秦至西汉时期，江南和全国一样。推行郡县制，政治、经济政策统一，各项制度文明也体现出了统一中央集权的特点。然而，其社会经济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比较，却显得相对落后。这在司马迁、班固等人的笔下多有记录。例如：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

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故訾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②

南方暑湿，近夏痹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疫疾多作。③

这些记载表明，至少在汉武帝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较差的。主要表现在：(1)地广人稀。据考，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3人左右，④人口分布密度甚为疏落。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力，大部分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和利用。人民“率依阻山泽”⑤。以渔猎山伐为业。稻作耕种方法或采用“火耕水耨”。(2)民无积聚而多贫。虽然地势饶食，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告窳偷生，习惯于满足现状，故“楚之越民均贫而寡富”，⑥未能出现豪富之家，而长沙乃尚属“卑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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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③ (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④ 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统计。
⑤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
⑥ <盐铁论．通有)。


贫国”。①(3)气候暑湿，疫疾多作，加之文化风俗滞后，断发文身，“不知礼则”，②“信巫鬼，重淫祀”，③因此，中原人民往往以远涉江南为畏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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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汉书)卷五十三<长沙王定传)。
② (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③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但自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由于政府对江南行政管辖的加强，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南北文化交流日频，加之气候环境的变迁等，故江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一个表现是人口迅速增长。将(地理志)与<郡国志)记载的两汉人口数字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东汉时期，荆、扬二州包括江南人口的增长幅度已呈突飞猛进之势。例如：

荆州一一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共7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为3597258；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人口上升为6265952，增长率为42．6％。

扬州——庐江、九江、丹阳、豫章、会稽、吴郡共6郡。西汉元始二年人口为3206213；东汉永和五年的人口上升到4338538，增长率为26．1％。

荆、扬二州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除自然增长外，主要是由于当时长江中、下游一带，气候条件较好，物产丰富；而北方迭遭兵燹之灾，“避乱江南”者多。

再是江南垦田多辟，渔猎山伐的经济格局有所改变。特别到东汉末季以降，有的地方业已成为“沃野万里”的“乐土”。如据文献记载：

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至乐士，以观时变乎!①

(江东吴地豪富之家)势利倾于邦郡，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腴，腐谷万庾。园圃拟上，馆第僭太极。梁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②

当时的江东，不仅“沃野万里”，大量土地得到开发；而且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具有特殊身份的势家大族。如会稽的陆续，“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青，建武中为尚书令”。③吴郡的皋弘，“家代为冠族”。④他们除政治上控制朝柄，主宰州郡外，在经济上也拥有大片土地和劳力，以农为主，结合部分手工业、商业的经营。财富多到惊人。所谓“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腴，腐谷万庾”，“金玉满堂”。这种情形与西汉“无干金之家”的记载，
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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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② (抱朴子．吴失)卷三十四。
③ (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文苑列传)注引(谢承书)。


还当指出者，东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在民族融合、社会风俗方面，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西汉之时。江南被视为“缘边”之地。这里的“越人”、“蛮人”，汉廷对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与中原有别，往往“因俗而治”，“初郡无税”，或“少输租赋”。但到东汉，由于行政管辖加强，“蛮夷率服”，故“增其租税”，与中原划一。加之北人南迁，进一步打破了地区上的畛域，促进了汉族与蛮、越少数民族的交往。过去有所谓“卑薄之域”，①“不知礼则”②的状况，而这时乃“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邦俗从化”，③封建化水平显著提高。

二、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具有久远文明基础的江南，由于经过长期开发，进入两汉时期，已逐渐成为颇有特色的经济区，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一) 农业生产力提高，出现南粮北调

江南是我国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铁器、牛耕的推广。据载：桂阳郡的耒阳县“出铁石”。“设铁官”，④有冶铁制造业。在今南京、绍兴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铁容器。⑤江西出土的铁农具有铲、锄、锸、镬等。⑥湖南出土的铁农具有锄、锸、斧等，其中长沙地区发现的铁农具尤多，达100件以上。⑦此时，牛耕作为生产动力已受到重视。东汉政府规定严禁宰牛。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⑧据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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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稚传)。
②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⑥ (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9年第6期。
⑦ 熊传新：(湖南战国两汉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⑧ <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今江苏泗洪县重岗乡发现(牛耕图)，该图画面布局分上下两组：上为二牛二人犁地图；下为三人播种、耰耢图。说明当时的劳作次序已是牛耕——播种——耰耢了。凡“百姓不知牛耕”的地方。当地官吏往往能“教用犁耕”，①并采取“官贷耕牛”等措施，以利牛耕的推广。

农业生产力提高，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当时不少地方官吏。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颇有成效。如李忠迁丹阳太守，教民垦辟，“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②王景为庐江太守，“垦田倍多”。③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桑柘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屦”，④使民得其利。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⑤在此同时，兴修水利受到重视。例如：和帝永元中，豫章太守张躬在南昌附近“筑塘以通南路”，⑥便于灌溉。南郡太守王宠在襄阳附近开凿“木里沟”渠，“灌田七百顷”。⑦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溉田九千余顷”。⑧其时，农业区不断扩大，许多过去未曾开垦的荒地、林莽、沼泽、丘陵均得到开垦。尤其是水利工程的整治、兴修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大量“不可垦”的土地得到开垦而变成良田。

耕作技术方面，这时亦进而精耕细作。强调农业必须“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⑨从考古材料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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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② (后汉书)卷二十一(李忠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④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⑤ <东观汉记．张禹传)。
⑥ <水经注．赣水注)。
⑦ <水经注．沔水注)。
⑧ (通典．州郡十二)。
⑨ <论衡。率性)。


不少地方已发现厕所，水田模型中有肥堆，说明重视施肥。四川峨眉县等地出土的石刻水田模型上，有两个农夫在田中用手耘田的形象，或有整齐的禾苗形象，可见东汉时期已有育秧移栽水稻技术。四川成都德阳地区的东汉墓画像砖中，还有收获图、桑园图、采芋图、莲池图、薅秧耕作图等，①说明农业分工较细，生产技术水平比此前进步。

尤当指出者，江南水乡泽国，东汉时期随着战胜自然的能力增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有显著提高。据载：桂阳郡郴县，“城南六里县西北有温泉，其下流有数十亩田，常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新谷便登，一年三熟。”②又张禹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南)，由于兴修水利，“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③每亩产量也在二、三斛之间。这和仲长统所说“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④大致相近。东汉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粮仓建筑的发展。据考古资料，当时湖南的粮仓，不仅形制、规模、构造有改进，而且种类多，通风、防潮、安全也很注意，出现了圆形平底陶仓、圆形三足陶仓、干栏式陶仓、圆形四足陶仓等多种结构的粮仓。⑤江西境内，在湖口文桥乡、清江武陵、南昌青云谱等东汉墓葬中，也出土大量的陶罐、陶仓等。⑥这是粮食储备增多的反映。农业上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当时出现了南粮北调。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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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② <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注引<荆州记)。
③ <东观汉记．张禹传)。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⑤ 熊传新：<湖南战国两汉农业考古概念)，<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⑥ 分见(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第10期；<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


(永初元年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李贤注曰：“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扬州领之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①

(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②

这是江南租米调往江北的明确记录。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从江南的丹阳、吴郡、豫章调粮赈救江北饥民。时隔七年后，又从江南的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等郡调粮北运，或赈济饥民。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已逐渐居于优势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东汉末季孙吴在江南立足奠定了物质基础。

江南地区的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林牧渔业多种经营，当时农产品相当丰富。据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产品，大致可分为：谷物、豆类、瓜果、蔬菜等类。其中的谷物类，包括稻、麦、黍、粟。而“稻”又有籼稻、粘稻、粳稻、糯稻等多种。豆类，出土时为豆制品，经鉴别有大豆和赤豆两种。瓜果类，有甜瓜、枣、梨、梅等。蔬菜类，有葵、芥菜、姜、藕等。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种类亦多，有苎麻、茶叶、生漆、芸苔(油菜)等。此外，养殖业也较发达。江西湖口县在1983年于文桥乡发现一座东汉墓，随葬品中有陶制的马、牛、羊、猪、狗、鸡、鸭等，说明家禽家畜养殖业已很兴旺。③又四川出土的一些水田、水塘和鱼塘模型中，有的刻有几枚鱼，有的刻有小船、游鱼和野鸭、莲花等，④这是综合利用水塘、水田的反映。特别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区由于水稻种植面广，稻谷是主食，故有所谓“饭稻羹鱼”、“民食鱼稻”之称，充分体现了“鱼米之乡”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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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② 同上。
③ 杨赤宇：<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④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98--450页．


(二) 手工业进步，制作工艺精湛
(三)
江南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发源地之一，先秦之时已有令人注目的成就。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的陶瓷、铜器、造船等手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制陶是传统手工业之一。迄至汉代，江南人民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二：一为釉陶；二是创制青瓷。釉陶是在普通陶器上施有光亮的釉层，其颜色或青、或绿、或黄，器形多样。具有吸水率低，坚实耐用而又美观的特点。这种釉陶在今江苏盱眙、盐城三羊墩、湖南长沙、湖北襄阳等汉墓中均有出土，①产地甚广。制陶业的辉煌成就尤为重要者是青瓷的创制。当时，由于注重原料的精选，釉料配制和施釉技术的改进，窑炉结构的逐步完善，火候的掌握等，陶器开始了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首创瓷器的国家。江南是青瓷的著名发源地。考古工作者在今浙江宁波、上虞、绍兴等地，发现了数十座东汉时期的瓷窑遗址，表明当时瓷器生产已较普遍，并具一定规模。

各地均有当时的青瓷出土。例如：江西湖口县象山的东汉墓中，有青瓷坛、青瓷盘壶、双系青瓷钵、青瓷罐、青瓷盂等。②清江武陵的东汉墓中，发现有大量的青瓷足碗、青瓷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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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江苏盱眙东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8期；(襄阳出土汉绿釉陶楼)，<文物)197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07、10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青瓷罐、青瓷瓿等。①除浙江、江西外，安徽、湖南等地也都有不少青瓷器的出土。这些青瓷，具有胎质细腻、火候较高、施釉晶莹、吸水性低的特点，说明江南青瓷的烧造技术与工艺水平趋于成熟。它和北方的白瓷相比，已形成独有的风格。

铜矿资源丰富的江南，在前代文明的基础上，到了汉代，其铜器制造业取得了新的突破。当时铜币铸造规模较大，吴王濞“王四郡之地，地方千里，采铜山以为钱”。②吴国在豫章郡开采铜矿，“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③其铜钱的铸造在全国名列前茅。再就是铜制的器物很多，既有铜兵器、铜车马饰，更有大量的生活用器，包括鼎、盘、釜、壶、钫、盆、灯、带钩、熏炉、熨斗、印章、铜砚合等等。不仅种类多，而且器型也复杂多变。制造技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错金银与镶嵌工艺较前更为精湛；鎏金技术有明显发展，使器物外表色泽金灿优美；铜器上的细线刻纹，更富有地方特色；同时还出现了鎏金“铜扣”的新工艺。这时要强调的是，江南铜镜很有名，东汉时的会稽郡成为铜镜工艺制作的中心。在绍兴出土了大量的“神兽镜”，其中有不少铜镜刻有铸镜者的姓名及铸造地点。这些铜镜制作精致，镜面光亮微凸，扩大了镜面映照范围，具有立体感，背面纹饰美观，也是铜器制作新发展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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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
② <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
③ <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


造船业开始于江南。这里江河密布，适于行船。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等国便有了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到了汉代，造船基地已分布很广，长江流域的巴蜀、夷陵、江陵、洞庭湖、豫章、会稽、庐江等地都有造船的历史，是造船工业的中心地。造船的数量相当可观，除民用外，还广泛用于组建水军。当时水军出动的战船，动辄数干艘之多。如岑彭伐公孙述时，“装直进楼船、角突露桡数千艘”。①马援伐交趾，“将楼船二千余艘，士二万余人”。②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③曹操于建安十四年，“挥师东征，泛舟万数”。④不仅船的数量惊人，而且所造的船只种类也多，仅用于军事上的就有戈船、楼船、冒突、先登、朦冲、赤马、舰、斥候等类型。由于长期造船经验的积累，汉代的造船技术显著提高，主要体现在船上的设备较前完善和齐备，已经使用了帆、舱、橹、锚等设施。⑤这和同期的罗马木船相比先进得多。同时，船的载运量也较大。西汉淮南王刘安谋反，伍被谏曰：“(吴王)取棱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汉武帝“治楼船高十余丈”，“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⑥尽管这些记载不免有夸张之词，但从中可以窥知当时船体和载重量之非凡。

漆器业是江南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漆器生产已具盛名，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说：“陈、夏千亩漆”，“此其人与千户侯等”；“木器髹者干枚”，“此亦比
千乘之家”。⑦解放后，江南地区出土的漆器很多。例如：江苏江都凤凰河汉墓中，出土有盒、盘、耳怌、剑鞘等漆器。⑧浙江宁波西郊西汉木椁墓葬中出土有盒、木梳、戒尺、耳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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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
③ (三国志．吴志．张昭传)。
④ 魏文帝曹丕：<沂淮赋)。
⑤ 上海交大史话组：<秦汉的船舶)，V文物)1977年第4期。
⑥ (史记)卷三十<干准书)；(三辅黄图)卷四。
⑦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⑧ (文物)1995年第9期。


等漆器。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尤多。其中一号汉墓出土漆器180余件，三号汉墓出土漆器300余件。这些漆器中，有盛放食物的鼎、盒、盘、盆；有盛酒的钟、壶；有盥洗的匝、沐盘；有梳妆用的奁、盒；有文娱用品瑟、陆博；还有室内陈设用的屏风、几案以及髹的兵器、木棺等等。从出土的上述漆器看，其胎质有木胎、夹伫胎、竹胎三种。器物上涂有膜黑、朱红、褐、深棕和金等色。饰纹以变化多端的云气纹为主，还有龙凤纹、几何纹、鸟兽、花草等。颜色鲜艳，绚丽多姿，②工艺水平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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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物)1996年第4期。
②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诸多史实表明，秦汉江南地区的手工业有显著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尽管某些方面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江南人民的智慧和长期实践，使得不少手工业产品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产品，无论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

三、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经济重心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虽有长足进步，但各地之间由于受到交通、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以及劳动力、生产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较明显。

大致上说，当时沿长江流域带的吴越、荆襄及巴蜀之地，经济比较发达。吴地，由于“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方便，故鱼、盐及铸钱业兴盛，农业发达，百姓殷富。江陵的地理位置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里既是发达的农业区。也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冲，商贾往来不断，南方的一些物资，往往都通过江陵北运而转销各地。至于蜀地，乃“沃野千里，土地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
衣天下；名材竹斡器用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①故开发较早，成为关中物资供应的大后方，对全国经济发展也多有影响。可见，吴越、荆襄、巴蜀等地是江南的精华所在。这里不仅经济相对发达，而且人才辈出，封建化程度也高。当时在这些地方，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名之士，如会稽人王充，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赵华，无锡人高彪，成都人司马相如等。人才“众盛”，②学术思想繁荣，与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

但江南的其他一些地方，如闽越之地，却显得落后，尚处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据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说：“越，方外之地，劐发文身之民也。”这里“非有城郭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贾，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风俗“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③至于有些“蛮人”所居的地方，汉廷虽然在那里设了郡县，但言语各异，“人如禽兽，长幼无别”，④交通闭塞，不知牛耕，经济发展程度同样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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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
②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八“案语”。
③ (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④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大量史实表明，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内的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一般地说，沿长江流域的平原、湖泊地区比山区开发早，江南北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南部要高。

随着中央政府对江南行政管辖的加强，到东汉时期，尽管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逐渐改变，江南经济的战略地位逐渐提高。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确乎仍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这里不妨从人口密度、土地开发、城市布局诸方面做些测度，以窥大概。

人口密度，中原地区比江南更高。西汉人口，主要集中在司隶、豫、兖、冀、青、徐等州。据<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豫州面积占全国的2％，而人口则有75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13％以上。然江南豫章郡，面积倍于豫州，人口仅35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以下。东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虽有变动，大量北人南下，但它仍然密集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据(续汉书。郡国志)：豫州面积188276平方公里，人口3179139。每平方公里人口为38．13人。其中的颍川郡每平方公里123．35人，陈国每平方公里高达222．67人。冀州面积93020平方公里，人口5931919，每平方公里人口达63．77人。至于中原地区的兖、青、徐等州之人口密度也都较高。但江南地区的荆、扬二州，人口密度的绝对数字却比较低，以户口数字计算出来的郡国人口密度至多不超过每平方公里20人(南阳除外)，低的仅每平方公里1．98人。东汉时江南人口尽管在上升，但与中原人口密度相比还差得多。①在古代，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人口密度的高低与经济发展的先进或落后往往成对应关系，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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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342页。


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原地区比江南充分。黄河流域。开发较早，人口集中。自西汉中期以后，人多田少，常有地不足用之患，土地兼并较为激烈。所谓“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①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②他人兼并者类此，人们对土地的追求甚为迫切。当时
“亩价一金”。③由于土地价格昂贵，所以注重精耕细作，先进的“代田法”、“区种法”得到推广。但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随后虽然逐渐开发，垦田多有，这只是在局部地区，整个江南空地仍多，人们改造与利用土地的成就，远远不及中原地区。④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土地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原地区由于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所以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大大优于江南。

再从工商业城市看，中原地区也比江南更多。西汉干帝时，凡郡国103，县邑1315，道32，侯国241。⑤当时全国郡县级城市约有1600余个。其中司隶、豫、冀、兖、青、徐等州的城市竟达530余个。而江南荆、扬二州的城市仅180余个。东汉时期。光武帝虽然在北方裁并了一些县，然城市的地域空间布局，主要还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市是人类文明里程的标记，是工商业汇集的中心地，也是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凝聚点。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中原地区城市布局密集，反映了其经济发展状况和工商业的繁荣，说明中原具有广泛的“商流”、“物流”条件，集结了大量的物资财富，同时有方便的交通运输，活跃的商品流通，众多的商人集团，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所有这些，当时的江南都无法与中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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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七十<陈汤传)。
②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③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
④ 参见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
⑤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综上所述，东汉之时，江南经济虽然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孕育期。然而，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却仍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