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爬梳有关史籍和考古资料，对于西夏统治河西走廊近200年来的开发经营状况做了较系统的探讨。文章着重论述了西夏在河西行政军事建置的设立、劳动力资源的移增、水利建设的兴盛、耕地的垦辟、先进农具的使用、农业开发的成效及其评价，以及畜牧业的发展等方面问题，以尽量复原其历史面貌，并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西夏时期 河西走廊 开发


五代宋初，居于中国西北的党项羌在纷乱的历史局面中倔强奋起，并不断将势力向陕甘宁一带渗透，河西走廊即为其殚力争夺的地区之一。据《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西夏纪》、《舆地广记》、《元史·地理志》等史籍记载，党项政权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 年)就曾一度占领凉州(今甘肃威武)，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攻取甘州(今甘肃张掖)，十年(1032年)再度攻占凉州；景祐三年(1036年)又连克肃(今酒泉)、瓜(今安西)、沙(今敦煌)三州，遂奄有整个河西走廊。自此始至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取河西止，河西地区在西夏的统治下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河西归属西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近200年中河西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由于史料的缺乏长期以来若明若暗，不甚了了。笔者不揣谫陋，拟对西夏王朝对河西的开发经营状况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复原其历史面貌，并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切实的历史借鉴。

一、行政、军事建置的设立

西夏对河西乃至我国西北大部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这里政权林立、战事频多的局面。西夏统治期间虽然在其东北、东南地区与宋、辽、金、吐蕃争战不休，但在其西部地区却比较平静，仅见“黑鞑靼国攻河西”；①“先后之朝西羌梗边，寇乎凉土”②等少许战事记载。这种状况不仅为河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而且本区还成为西夏与各政权交战中供给前方、镇抚内部的大后方，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清人吴广成论及西夏统一河西之举：“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当党项稳定河西全境后，他又论道：“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①因而河西的开发受到党项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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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锡章：《西夏纪》卷26，皇建二年(1211年)，635页；罗予昆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录文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07一u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西夏在河西置凉、甘、肃、瓜、沙5州。据额济纳旗黑城所出《天盛年(1149—1169)改旧定新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第10章《司次行文门》②，“凉州”一名已被西凉府所取代；《元史·地理志》、《西夏纪》卷5亦云，凉州曾被西夏改为西凉府。又于《元史·地理志》载，西夏亦曾改甘州为镇夷郡(州)，又立宣化府。宣化府为其民族宣抚机构，主要职责是处理回鹘、吐蕃事务，以强化对当地各民族的统治。西凉府、宣化府与其都畿地区的中兴府(今银川)、西平府(今宁夏灵武)为夏国所立的4府，其2府即在河西。又于上引新律令中知，西夏官府分为上次中下末5品，河西的2府与番和州(肃州)均属其府州的最高品级，由此可见河西地区在夏国中的重要地位。镌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以下简称《西夏碑》)汉文碑铭即日：“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③百载之言虽虚，辅郡之称属实。

西夏府州之下还有县的建置。《多桑蒙古史》，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④《元史·太祖本纪》亦此说，则知西夏西凉府辖有这两县。两县的位置于目前所见史料中无考，《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中亦无标绘，只好暂付阙如。河西还有乡一级的建置。武威小西沟岘出土的西夏便条中可见“依中口各乡以属行遣”的记载。⑤又于敦煌莫高窟第363窟(西夏窟)供养人榜题中见“社”的称谓，⑥这一农村基层组织应在河西普遍存在。可知西夏时期当一如唐宋，府(州)、县、乡、社各级行政机构均已在河西建立。

西夏的军队布防分全域为左右两厢，设12监军司，委付豪右分统其众。由《宋史·夏国传》、《西夏书事》等史料知，河西属其右厢，置有甘州甘肃(驻甘州)、瓜州西平(驻瓜州)、黑水镇燕(驻兀刺海城，今山丹北)、黑山威福(驻居延故城)4个监军司。又由安西榆林窟29窟题记中见“沙州监军司”一名，知当时还有沙州监军司之设，这可能为后来西夏增设的军司。监军司兵为西夏军队的主力，其部数约50余万，而甘州监军司3万人，⑦由此推之河西5所监军司当共有兵员10余万人。河西诸军司的职责在于“以备西蕃、回纥”，保证其后方的安定和绿洲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时军司10余万兵员本身亦是西夏开发河西的重要生力军之一。

二、移徙人口，增加劳力

开发河西，首先需要足够的人力资源。自中唐以后河西历经270余年的动荡和萧条，区内原有人口或逃亡流逸，或殒于兵燹，较之盛唐损之大半。大量劳动力的增加遂成为开发河西的当务之需。西夏河西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移来的和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二是迁入的党项部族和当地原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三是防戍兵士(已如前述)。

党项占有河西后，区内东部的西凉六谷族大首领厮铎督率部10万逃奔唃厮哕，⑧则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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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卷12；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第130、14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汉译文见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318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0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14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考古》1974年3期，202页。
⑥ 莫高窟363窟南壁题记：“社户王定进口口一心供口”；“社户安存遂永充一心供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4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⑦ 戴锅章：《西夏纪》卷6，第154—156页，广运三年(1036年)；罗矛昆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曾巩：《隆乎集》卷20《夷狄》第10页，清康熙辛巳年(1701年)刻本；又见周春《西夏书》列传卷4。

州一带的原有居民当大部南徙。而河西中部原甘州回鹘政权和河西西部原瓜沙归义军政权治下的民众则未有迁徙的记载。本区原本就有党项羌的族帐，①当其成为河西统治民族后移人这一宜农宜牧地区的党项人也不少。本区又为西夏后方基地，从战争中掳掠来的汉人和其它民族成员亦当在区内有较多安置。西夏军队中有专门用以捕掠人口的“擒生十万”，②其捕获的数量自然不在少数。宋人王称《东都事略》卷127云：“曩霄……得中国无艺者，使耕于河”；宋人曾巩《隆子集》卷20亦曰：“得中国人无艺者，使耕于河外，或守肃州城。”河外乃指黄河以西、以北包括本区在内的广大地域。于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题记中见，两位刘姓的墓主人祖籍袁城(今徐州)，为徙居河西的汉人，并担任“西路经略司都案”等要职。③1999年6月7日在修建武威市乡镇企业楼时，发现西夏天庆八年(1201年)小型砖室火葬墓一座，墓内木牌上所书亡者姓名为唐吉祥、唐奴见，④亦为汉人。又于莫高窟、榆林窟30余座保留西夏文题记的洞窟中见，题记中的姓名均为汉姓，其中索、翟、曹等归义军时期的河西大姓屡屡可见。⑤依之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移人的和区内原有的汉族人口应发展到占有较大比例。
武威两座西夏墓还出土了29幅彩绘木板画，由画面上人物形象、服饰和发式观之，除主要表现了汉族的特色外，还有西夏、吐蕃、回鹘等民族特色的体现。⑥武威小西沟岘发现的天庆虎年(1194年)“会款单”上列有10人姓名，全为西夏人，而同时出土的“请假申请书”和“欠款单”上的3个人观其名可能为汉人。小西沟岘还保留有藏文印本和写本，⑦于张掖出土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碑阳为汉文，碑阴为藏文，⑧说明当时河西必有许多吐蕃等操藏语的居民。唐安史乱后吐蕃乘虚而人曾统治河西80余年，期间不仅大批吐蕃部族迁进河西，而且当地一批汉人亦已“吐蕃化”。迨及西夏散居河西的吐蕃族帐仍有不少，如《西夏纪》卷6赵元吴广运三年(1036)条记，分布于甘州一带的吐蕃部族就有“扑丁原、庄浪族、乔家族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为界堠，内包斫龙川、采木岭等地。”⑨
《西夏书事》卷15：“自元吴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松漠纪闻》卷上亦曰：“甘凉瓜沙，旧皆有(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西夏纪》卷6云，河西的回鹘族帐“有合黎山、浚稽山、居延塞诸路，以牛头、朝那山为界堠，内包张掖、敦煌等地”。役属于西夏的河西回鹘保留了“各立君长，分领族帐”和单独向宋、辽人贡和贸易的权力。⑩沙州地区的曹氏后代及回鹘族帐，自景祐至皇祐中就曾向宋廷七贡方物。⑾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回鹘沙州镇国王子还直接上书宋廷，“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党项)。”⑿可见当时河西回鹘人亦占有一定数量，且势力还比较强大。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升肃州为番和郡，升甘州为镇夷郡，又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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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居诲：《使于阗记》载，凉州北部有党项牙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
③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说》，《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67页。
④ 刘斌：《武威发现西夏砖室火葬墓》，《丝绸之路》2000年1期，33页。
⑤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3期。
⑥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02页。
⑦ 陈炳应：《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考古》1974年3期，203页。
⑧ 碑文见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39—141页。
⑨ 戴锚章：《西夏纪》卷6，第154页，罗矛昆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
⑾ 《宋史》卷490《沙州传》。
⑿ 《续资治通鉴》卷43，又见《宋史》卷258《曹琮传》。

化府。①当时河西民族杂居的情形和夏人“升州郡，益边防”的本意，从“番和”、“镇夷”、“宣化”之名上即可概见。

由上考可知，西夏治下的河西仍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区，区内人口较多的民族应为党项、汉、回鹘和吐蕃四族，这可能正是《西夏碑》中所云“番汉四众”的来由吧。区内拥有的总人口数史乘无载，但由河西布防的10余万军队数量推估，其非军事居民人口起码也在10万以上甚或更多，其人口总数无疑超过20万，已接近盛唐时期的水平。②历经晚唐至宋初270余年动乱的劫掠殒损，河西的人口数量至西夏时终于又达到了一定规模，从而为本区农牧业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大军。

三、农田水利的兴盛

史载，西夏境内“耕稼之事，略与汉同”。③其建国之初即有农田司、群牧司和受纳司的设置，④以掌握农牧和粮食贮积给受。在其统治河西近200年中，区内农业开发遂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夏文字典《文海》释“农”字：“农耕，灌溉之谓”，反映了西北绿洲地区农业土地开发与水利灌溉密不可分的关系。《宋史·夏国传》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金史·西夏传》亦记，其地“土宜三种，……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甘、凉一带的灌溉河道据《西夏书事》卷9记，“有居延、鲜卑、沙河诸水，襟带回环。”居延水即今黑河下游，沙河水为今石羊河水，鲜卑水大概是今金川河水。《西夏黑河建桥敕碑》：“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载：“积雪大山(祁连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长，夏国灌水宜农也”；“焉支上山，冬夏降雪，炎夏水化，民庶灌耕。地冻，大麦、燕麦九月熟。”⑤祁连山脉(焉支山为其支脉之一)横亘河西走廊南境，其冰雪融水自古就为河西水资源的主要来源，河西绿洲的形成及绿洲文明的兴起发展，全赖其哺育滋养之功。本区水利灌溉和农业开发确乎颇有起色。

为保证水利灌溉的顺利实施，西夏还制定了一套较完备的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即《天盛律令》中的《春开渠事门》、《园地苗圃灌溉法门》、《灌渠门》、《桥道门》和《地水杂罪门》。同时专设农田水利管理机构，在中央有农田司，地方为水利局分。水利局分设大人、承旨、司吏、伕事小监、渠水巡检、渠主、渠头，专门负责一州一县，或一渠一沟的分水配水及渠系设施的维修管护。《天盛律令》中对于各级管护人员的职责和失职处罚作了详明规定，如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长吏都要亲自过问水利灌溉，每年春天开渠大事，先由局分处提议，伕事小监、诸司及转运司大人、承旨、前官侍等“于宰相面前定之，当派胜任之人，自口局分当好好开渠，修造垫板，使之坚固。”⑥西夏所建立的这一整套农田水利开发和管理制度，即使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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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锡章《西夏纪》卷6，第154页，罗矛昆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笔者考得盛唐时期河西在籍人口近20万，另有驻军7．3万和不入籍的游牧民族人口等，总人口约在30万左右；见李并成：《唐代前期河西走郎的农业开发》，《中国农史》1990年l期。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18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宋史》卷4s5《夏国传》。
⑤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天盛律令》卷15《催租罪功门》。

水利灌溉的发展推动了西夏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文海》中多次出现渠、畦、垄、地畴等反映农田水利建设的字条，如“渠”释为：“挖掘地畴中灌水用是也。”“地畴”：释为：“此者地畴也，畦也，开畦种田之谓也。”“田畴”释为：“此者田畴也，种田也，出粮处也。”随着灌溉渠系的开浚与发展，大片农田被划分为一方方小畦，农业生产的精细程度逐步提高。

四、耕地的垦辟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

西夏政权大力提倡开垦荒地，《天盛律令》卷15《租地门》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熟受减免土地税之优待，开垦者及其族人可永远占用，有权买卖。用法律保障形式鼓励垦荒拓田，这不仅可促进绿洲土地资源的大量垦耕，并且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

河西从事农业开发的不仅有汉民，党项人和其它一些民族成员虽然“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①但由于受汉族影响其一部分人亦开始经营农业，“岁时以耕稼为事”。②《西夏碑》中还有“官作四户”的记载，官作之户应是在国有土地上耕作的民屯户。西夏的屯田史乘有载，《西夏书事》卷7记李继迁围灵州时对其周围的土地就“为屯田计，垦辟耕耘”，这无疑为军屯，河西境内驻防的10余万兵员自当亦有屯田的垦辟。上引史料言西夏掳掠中州人往河外(含河西在内)耕作，其经营方式想必亦是采用历史上曾行之有效的由政府统一组织的民屯形式。

一般认为，西夏的土地制度除其国有制、党项贵族大土地占有制外，还有寺院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西夏笃信佛教，佛寺遍及全境，兴灵、甘凉、瓜沙、黑水为其4大佛教中心，③除兴灵外其余3大中心均在河西。由《天盛律令》卷15《租地门》、卷11《为僧道修寺庙门》知，僧人、道士可以买进土地，寺中有行童、居士、农主和奴仆等从事种作，田产经营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河西地区的寺院自当如此，惜因文献缺略，其详况未明。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记，是年寡妇耶和氏宝引等将自有土地22亩连同茅屋3间、树2株出卖他人，所反映的是一种小土地占有的情况。

西夏农业中普通使用牛耕和耧、犁等农具，其生产技术与中原地区十分接近。《文海》释“(牛)扛”为“农用(牛)扛拉犁者也。”这一挽扛耕的耕作方法于安西榆林窟壁画中可找到图形证据。榆林窟第3窟绘有耕犁图、踏碓图、酿酒图和锻铁图等表现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画面，犁耕图中二牛挽一犁，作二牛抬杠式，这与中原地区的耕作方法没有什么不同。④壁画中还见锹、镢、锄、耙等农具，其刃皆铁制。《文海》与夏汉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二书记载的农具有：碡碌、子耧、耙、锄、镢、锹、犁、铧、车碾、碓、皑、镰、石磙、刻叉、簸箕、扫帚等，河西地区传统使用的各种农具大都可以见到，反映了其农业开发程度上分工的多样化和细致化。《文海》释“耧”字：“理籽用，汉语耧之谓。”释“种”字：“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可见其播种方式有耧播与撒播两种，时至今日河西农村仍可见这种传统播法。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具是可以赶得上中州地区的一般水平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载录的农作物品类颇多，有小麦、荞麦、糜、粟、稻、豌豆、荜豆、黑豆、萝卜、胡萝卜、芥菜、香菜、蔓菁、韭、葱、蒜等，可谓空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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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条。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10—12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五、农业开发的成效

河西既受夏王室的重视，且稳定发展的时间又长，绿洲的农业开发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西夏碑》中有祈祷“风雨时降，宝谷永成，地境安靖，民庶安乐”的词句，把农业收成的好坏作为大事之一来祈求神灵的护佑。当护国寺竣工后，赏赐工匠的物品为“谷千斛”等，其数量较大，这些都反映了农业在河西的重要地位。河西还发展成了西夏赖以支持战争和维持政权的粮食基地之一。值大安十一年(1085年)“银夏大旱，饥”时，即“运甘、凉诸州粟济之。”①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论道：“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②其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西夏时期河西农业开发的成就是较为有限的。首先是区内从事农业的人口有限，虽有20余万之众，但以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有相当比例，这就不能不使农业开发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西夏统治者热衷于穷兵黩武，河西虽处“大后方”，但其前方经年累月的战争亦不能不给后方的农业开发带来很大影响。如大安八年(1082年)三月，西夏“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彭界、甘、肃、瓜、沙十人发九人”，准备大举侵宋，③不仅河西驻军征发前线，就连居民百姓也大部调集，这就往往造成“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④的局面。再者，西夏的农业状况往往不太景气，西夏“少五谷，军兴，粮馈之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四季只能以鼓子蔓、碱蓬、登厢草、灰条等野生植物“以为岁计”。⑤此种情形河西也在所难免。崇宗贞观九年(1109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崇宗遂“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⑥由于西夏的农业经济问题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因而造成了其对外关系上的某种依附性。⑦同时，河西虽是西夏的粮食基地之一，但并非是其最主要的产粮地。据北宋人说西夏“赖以为生”的农业区是“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⑧而不含河西走廊。这一说法或许有宋人的偏见，但也的确反映出基本事实，这无非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地区破坏程度太重，“蕃化”已深，农业长期衰败，难以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扭转。西夏主要的农业区自然是其东南部接近宋境的原来一直属于汉族聚居的地区。事实上“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⑨的地方也是不包括河西在内的。

六、畜牧业的发展

西夏时期河西畜牧业有较显著的发展。党项人社会经济基础原本就为较单一的畜牧业，他们又是以族帐的形式并携带其主要的生产资料一一牲畜进入河西的。当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二月，党项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后，回鹘兵乘机攻陷凉州，“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杀马匹甚众。”⑩元昊立国后仍是“其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数百余，大者千余帐。”⑾在其发展中虽有部分人弃牧从农，其“熟户”渐有所增，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的生产部门和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区内回鹘、吐蕃人亦以经营畜牧业为主。长于畜牧业的党项羌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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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7；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第31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三月”条。
④ 《西夏书事》卷42，《西夏书事校证》第494页。
⑤ 曾巩：《隆子集》卷20《夷狄》，第7页．清康熙辛巳年版。
⑥ 《西夏书事》卷32，《西夏书事校证》第370页。
⑦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6。
⑨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⑩ 《西夏书事》卷10《西夏书事校证》，第n7页。
⑾ 《西夏书事》卷12《西夏书事校证》，第141页。

获得“善水草，宜畜牧”的河西走廊后自然可以大显身手。早在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①《金史·夏国传》载，西夏“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瓜沙诸州亦是“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②宋皇祐二年(1050年)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③这一数字与1999年底武威地区四县市牲畜存栏数相比，羊只约为今天的70％，橐驼、牛则相当于今天大家畜总数(马牛驴骡驼)的一半，这已很为可观了。而这些并非凉州牲畜的全部，上述未提马匹．或漏载，或已被夏人逃逸徙走。而早在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就一直是中原王朝所依重的军马供给基地。《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月”条：“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西蕃地界》云：“武威郡至天圣初土贡(马匹)不绝。”西夏时河西马匹仍应有相当数量。上言牛仅有500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西农业开发的有限性。

西夏的畜牧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私营畜牧业又有大土地占有者经营与个体族帐经营。黑城出土的《瓜州审判案》残卷，记录了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瓜州官吏受理审判民间因侵夺牲畜而发生的纠纷案件，说明牲畜私有制在河西的存在，并受法律保护。西夏开办的国有牧场较多，群牧司对其直接经营、管理，并设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人员具体经营。国有牧场上实行比较灵活的承包经营制。据《天盛律令》卷19载，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牧人可领取“骆驼、马、牛十五、二十以上，[羊 古][羊 历]羊自七十以上”的官畜牧放，每年按其繁殖率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幼畜，以及毛、绒、乳、酥等副产品。

河西地区牧畜品种除马、牛、羊、驼、驴、骡外，还有牦牛和猪、狗等。《天盛律令》卷19《畜利限门》：“牦牛在燕支山、贺兰山等两地中，燕支山者土地好，因是牦牛地，年年利仔为十牛五犊，赔偿死亡时，当偿实牦牛。”燕支山即祁连支脉焉支山，早在秦汉之际匈奴占据河西时就为其依依眷恋的主要牧场，西夏时又成为良种牦牛的主产地。

河西的畜牧业情形于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典卖契约上亦有反映。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内容为某人卖掉牧场，换回牧畜。④收入《敦煌资料》第一辑中的15张《天庆十一年典麦契》中典出物全为袄子裘、马毯、皮毯、白帐毡、苦皮、皮裘等畜产品，换回的则全为粮食，⑤说明来典者均系畜牧业劳动者。《西夏纪》载嘉祐五年(1060年)宋、夏和市的情形曰：“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国和市不能不通。”⑥反映了其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特征。史载宋夏之间的官市榷场“商贩如织”，民间私市“日夕公行”；西夏对外作战损失的各种牲畜动辄以万计，足见其畜牧业生产的雄厚基础和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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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7；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第79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西夏书事》卷32；《西夏书事校证》第370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三月”条。
④ 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第474—480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⑥ 戴锡章：《西夏纪》卷12，第285页，罗矛昆校点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位处东达灵州、兴庆，西通西域，南连吐蕃的要地，《西夏地形图》中即标绘有贯通河西走廊的交通大道。《西夏碑》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这些前来的车马行人大多应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这无疑有益于区内农牧业开发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种交流主要限于西夏一域，而于阗、龟兹、高昌等地通往中原的商旅“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①“征取太重，且风险不测”，因而商旅多取道走廊以北的草原路或走廊以南柴达木盆地一一湟水流域的青海路，②而少有穿越走廊者，以至河西国际贸易的地位较之汉唐盛世已等而下之，其对于绿洲开发经营的促进作用就远不及汉唐。

总之，在西夏近两个世纪的统治下，河西地区结束了中唐以来战乱纷争的局面，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河西农牧业开发因而取得诸多成效，生产结构大体为牧农并重，使其成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相抗衡的后方基地或曰之为其右臂。然而西夏时期河西的发展程度又是较为有限的，西夏统治者虽然把河西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经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经营的政治、军事控制的色彩比较浓厚，而如同汉唐那样的大规模移民实边，大兴屯垦，积极发展中西交通等为内容的经济方面的经营则显得贫乏。加之地方割据政权的局限性，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性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影响，河西的农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与汉唐盛世时的河西以及两宋时期的内地相比已逊一筹。而且由于历史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河西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渐次拉大，直到近代此种格局仍未有显著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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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载《辽海丛书》第1册，第204页，辽沈书社1985年版。
② [日]前田正名：《西夏时代河西南北的交通路线》，张鉴衡等译，《西北史地》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