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舞台，它对人类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经济区域分布之间的关系，指出地理环境不仅决定了西夏的经济类型，而且是影响西夏民族文化以及西夏社全面貌的主要因素。

【关 键 词】地理环境/西夏/经济类型


【 正 文】

　　　　学界已有数篇探讨西夏地理环境或与之相关的文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在史料的收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方面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纠缠于一些琐碎的史料，缺乏对西夏自然环境特点的宏观把握和准确定位；对自然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之间的必然关系还尚待说明；将地理环境单纯地理解为自然环境，忽视了人的因素；割裂了西夏农业与牧业之间的联系，对半农半牧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入。带着这些疑问，本文拟谈三个问题。

　　　　一、西夏自然环境的特点
　　虽然西夏疆域的具体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其基本国土无疑是由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高原两大块组成，依据当代地理学界关于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前者属于干草原、荒漠草原区，后者则属于温带荒漠区（注：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357～261页、第372～377页，科学出版社，1985年。）。在鄂尔多斯高原干草原、荒漠草原区又可分为鄂尔多斯高原区、准格尔—和林格尔黄土丘陵区、河套平原区以及贺兰山山地等地理单元，每个地理单元内呈现出略有差别的生态景观。虽然干草原、荒漠草原景观是鄂尔多斯地区总体的生态特点，但在其境内还有一些条件较好的小环境，即围绕一个个湖泊所形成的大小不等的绿洲。从历史时期到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分布有大量的湖泊（当地人称之为海子）。《新唐书·地理志》载：“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拨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划、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故阳城泽、横划北门、突纥利泊、弥鹅泊、榆禄浑泊，百余里至地秃泽……”（注：《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第114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其中出现的湖泊名称有：贺麟泽、拨利干泽、沃野泊、长泽、阳城泽、突纥利泊、弥鹅泊、榆禄浑泊、地秃泽等等。对这些湖泊的考订并非是本文的要旨所在，但从文献的解读中可以判断出它们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据1963年中国科学院考察队调查，鄂尔多斯境内有大小湖泊600个，湖水面积540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调查，鄂尔多斯约有湖泊820个，集水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68个，总集水面积334平方公里（注：《伊克昭盟志》第一册第564～565页，现代出版社，1994年。）。西夏时期鄂尔多斯有多少湖泊存在，我们无从知晓，但根据常理推测至少不应少于现在的湖泊数量。在这些湖泊周围形成的滩地，约有一半为盐碱滩，鲜有水草生长；一半则为草滩，实为绿洲，是放牧的好地方。此外，由于鄂尔多斯沙地或沙漠地区的地下水埋藏浅（一般为1～3米），在一些边缘地带往往有泉水涌出，且植被茂密，形成大大小小的绿洲，是放牧的理想场所。
　　阿拉善高原温带荒漠区又可分为阿拉善高原，马鬃山地，河西走廊中、东段等地理单元。阿拉善高原北为国界，东为地区界，西面直低黑河西岸的马鬃山地东端，南面则以龙首—合黎山邻接河西走廊，是石羊河和黑河的下游地带。石羊河下游过去注入白亭海，现在完全干涸，沦为一片盐渍地，四周被腾格里沙漠以及戈壁所包围，中间则为民勤绿洲；黑河下游介于巴丹吉林沙漠和马鬃山之间，为居延海地区，是典型的绿洲。在腾格里沙漠中也有少量的绿洲，西夏时期有党项部族分布于此。马鬃山地处于新疆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属于西夏国土的西缘边界，基本上呈戈壁和山地荒漠景观，是西夏境内环境最为恶劣的区域。河西走廊依仗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河水灌溉而形成绿洲，环境状况自不待言，只是在其东部和山前地段，呈现出荒漠景观，低洼和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有草甸、沼泽和盐生植物生长。此外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安西—敦煌盆地、疏勒河下游，分布着戈壁、荒漠山地包围着的绿洲（注：陈仲全、詹启仁等编著：《甘肃绿洲》第6页，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年。）。
　　此外，宋夏缘边地带也是一块重要的地理区域。从宁夏南部山地东北经陇东丘陵与横山山脉相接，构成一道重要的军事防御线。事实上，在西夏王朝打破中原政权的长城防御体系后（注：西夏打破了长城防御体系是宋乃平先生较先提出的观点。参见宋乃平：《谈一谈西夏分立的政治地理背景》，《人文地理》1999年第2期。），这一“山川形胜”便充当了长城的角色。本区从东向西犹如梳齿排列着大大小小的河流：宁夏南部的清水河，陇东地区的马莲河，陕西北部的洛河、无定河、延河、榆溪河、秃尾河、屈野河等。河流阶地和河滩地是本区极为重要的农业地貌类型，也是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主要特点。
　　概言之，我们可以依据自然景观将西夏国土划分为三大板块：鄂尔多斯和阿拉善高原干草、荒漠区，河西走廊和宋夏缘边的河流灌溉区，宁夏绿洲平原区。总体上看，西夏自然环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在空间上，大范围脆弱环境之下点缀一些较优越的小环境。干草原、荒漠草原或温带荒漠区的面积占到西夏国土总面积的4/5强，但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河谷阶地则是发展畜牧或农业的理想场所，也成为西夏政权能在西北支撑近两个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时间上，自然环境状况变化起伏较大。西夏国土处于农牧交错地带，不仅年降水量的分配极不均匀，而且年际降水的变化也很大。植被对气候异常敏感，在降水充沛的年份，植被状况良好；然而在干旱频发的年份，无论河套还是河西绝非是文献中所称的“水草肥美”的景象。

二、西夏的经济类型及其区划

　　　　鄂尔多斯干草区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区
　　文献中鲜有西夏对这一区域地进行经营管理的记载，许多史实尚不清楚。自汉代在鄂尔多斯腹地设置了上郡的高望县，西河郡的增山、大成、虎猛、美稷等县以来，后代很少在这里进行行政建置。当然，这一方面与学界通说的环境状况有关，另一方面恐怕是这一区域主要为牧人所居的结果。西夏时期仍然有部族在此放牧。史载：“继迁攻宥州不胜，仍驻地斤泽，地斤善水草，便畜牧，生聚渐众。”（注：《西夏书事》卷四。）地斤泽处于夏州之北，无疑是毛乌素沙地中的一个绿洲，但具体位置尚待考证。鄂尔多斯属于平夏党项的势力范围，史载：“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注：［唐］沈亚之：《夏平》第1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这段学界甚为熟知的文字实际上是对鄂尔多斯地区部落生活状况的最好说明：以部落为单位从事单纯的畜牧业。我们对西夏时期阿拉善高原的状况知道的就更少了，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部族分布在这里，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新五代史》中曾记述当时有党项部落散落在今腾格里沙漠中，并自封为“捻崖天子”（注：《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于阗传》第91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蒙古灭夏前夕，西夏将领阿沙敢不曾讲：“现在蒙古人要来攻战，要打的话，我们全阿剌筛（阿拉善）地区有很多帐房；有很多骆驼驮子的人们。要进犯阿刺筛，请来！”（注：谢再善编译：《蒙古秘史》第261～262页，中华书局，1957年。）据此推测阿拉善还是有不少党项部族分布。阿拉善高原有许多绿洲，如位于腾格里沙漠西缘的邓马营湖，历史时期水域面积较大，现在则退缩成为近200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但依然为甘肃省的畜牧基地。西夏时期在上述区域经营畜牧的规模有多大，就现有的资料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基本上依托绿洲进行畜牧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与鄂尔多斯的畜牧形式相一致。
　　西夏学界一般认定游牧经济是西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容易使人与欧亚草原的游牧经济联系在一起。严格意义上讲，游牧一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游牧民与外部世界》）一书认为游牧经济应具备五个条件：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一年四季放养牲畜而非圈养；季节性地根据草场状况迁徙；全部人口或绝大部分人口投入到畜牧中；贯彻生存第一的原则，即生产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注：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因此，游牧经济是指以全部人口的投入，长距离的以一定的路线在不同草场间季节性来回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最典型的游牧经济发生在欧亚草原，直到现在，在土尔其部分尤尔克人依然过着四季迁徙的游牧生活，日本学者松原正毅就曾详细地记录了这种生活（注：［日］松原正毅：《游牧世界》中译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笔者认为，西夏在鄂尔多斯干草原区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区的畜牧方式基本是固定的或是在小范围内移动，与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完全不同，我们甚至不应将党项称为游牧民族，因为自然以及人文环境决定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呈零星分布的绿洲或水草较好的局部地区是西夏时期在上述地区畜牧的主要场所，鄂尔多斯干草原区和阿拉善高原荒漠区处于同纬度地区，不存在植被的季节差异性，因此没有较长距离迁徙的可能（如从夏州地区迁到黑水城地区），也就是说西夏不具备游牧经济的地理背景。文献中所讲的党项部落的“逐水草”只是一种短距离的移动，因此不可将文献中的“逐水草”一概而论地与游牧经济等同起来。从现有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党项部落有了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条唐宪宗元和五年，盐州奏：“渭北党项拓拔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放牧，今十五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交百姓。”文献所讲有部落在盐州附近放牧已有15个年头，可见党项部族的畜牧是基本固定的。由于部落是西夏社会最基层的组织，零零散散的小草场可以和部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每个部落就有了相对稳定的畜牧区域。
　　从党项的民族属性和人文背景来分析，其与北方系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四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划分为一个系统）。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注：［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中译本第15～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党项族无疑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谢和耐之所以称之为“山人”，就是因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他们从事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游牧经济，而是相对固定的畜牧或者农牧结合的经济形式，这种形式与党项内迁后的经济状况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二者必定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河西走廊区和宋夏缘边区
　　西汉时期设立河西四郡，农业经济开始渗透，自此河西走廊成为一块重要的农牧交错的区域，并且根据畜牧民族与汉人的力量对比，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方式彼此消长。西夏时期，河西走廊是党项、吐蕃、回鹘分布的重要区域，畜牧业较为发达。“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注：《西夏书事》卷三十二。）但文献的“素鲜耕稼”并非指没有农业。宋人刘攽就曾有“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女桑被野水泉甘，吴儿力耕秦妇织”的诗句（注：［宋］刘攽：《彭城集》卷八《熙州行》第8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河西走廊的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农业全仰仗几条河流的灌溉，这样便形成了呈块状分布的绿洲农业区。这与宋夏沿边地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均是农牧混杂的区域。史载：“国人赖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街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注：《西夏书事》卷二十八。）前述这一带的河谷地带是重要的农耕区，文献中不乏夏人与宋人抢夺大理河、无定河谷等地的记载，如乾顺时，“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佳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本界”（注：《西夏书事》卷三十。）。需要注意的是西夏在这里不仅经营灌溉农业，而且有山地农业。哲宗曾言：“应见今合立界至处，并须明立封堠，内外汉、蕃各对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种，自择安便处修建堡铺。”（注：《西夏书事》卷二十八。）西夏文小型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荞麦”、“粟（谷子）”等旱地作物（注：黄振华等整理：《蕃汉合时掌中珠》第3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些研究将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定性为农耕区（注：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而抹杀了畜牧经济在这一地区的角色。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河西走廊和宋夏缘边地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区。
　　半农半牧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就上述区域的半农半牧而言，它一方面指农业和牧业在空间上交错相间，农耕区呈块状分布，是显现的；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的基层生产单位同时从事着农业和牧业，是内敛的，这一点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元代的文书讲：“兀汝一户有地土五顷四百七十垅，现种二百六十垅，麦子二十二石。另养马三匹，牛一只，羊七十只。”（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20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可见此户人家既有一定数量的田土，又放养牲畜，实际上也是一种半农半牧的形式。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言明以骆驼4匹换田产20亩也反映了这种状况（注：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见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部族是西夏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之一，考诸史迹，可以发现一些部族兼营农牧的信息。《长编》载：“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族帐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第110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白豹镇位于今陕西省吴旗县境内，属于宋夏沿边的“膏腴”地带，所以文献中部族的大量储粮极有可能是自家生产而非交换所得，“刍粮八万”、“牛羊、器甲二万”基本反映了分布在沿边的部族兼营农业和畜牧，即为半农半牧的状态。这种经济方式影响至深，今天陕北、陇东、宁夏部分地区的农民依然兼营着农业和牧业，只是近年封山育林的政策出台后，畜牧业由过去的放养转变为圈养。
　　囿于资料限制，现在难以得出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和宋夏沿边地区的农牧比例，只能以半农半牧一呼概之。但农业的发展至少受到这一地区原有的农业基础及开发程度、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蕃人的汉化程度等三方面的制约。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问题展开论述，只就第三点作一点说明。《长编》多有蕃部投靠宋朝，宋臣给田土的记载。如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诏河东转运司，河西戎人归附者徙内地，给以闲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三第116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又“麟府路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拨黄太尉率三百余帐内属，拨黄本大族，居黄河北古丰州……诏府州赐茶采，给公田，依险居之，计口赋粟，且戒唐龙镇无得侵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第122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年。），可见经过农耕业的浸染，一部分戎人可以习事农业，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宁夏平原
　　若从农业区划的角度讲，宁夏平原是西夏唯一的一块农耕区。母亲般的黄河孕育了这块富饶美丽的绿洲，是为西夏最富庶的区域。颁行于仁宗天盛年间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春开渠事门》、《渠水门》、《桥道门》、《地水杂罪门》等律条实则是一部针对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法》，条文甚为具细，可见西夏对宁夏平原实施着几近于精耕细作式的经营。历代中原王朝对宁夏平原的经营是存有“御边防寇”的私心，不过将之作为抵御异族入侵的一个砝码；西夏则不同，宁夏平原是其腹里之地，虽然史籍阙载，不能复原宁夏平原的景观，但完全可以想见当时渠道纵横、稻谷飘香的图景。

三、人地关系的一些特征
　　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曾讲，土地影响着人类，而人类亦影响着土地。事实上，任何一对人地关系不过是人与地理环境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运动，只是双方互为影响的程度有轻重之别。因此，我们应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以及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西夏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角度分析，它至少规定了以下内容。
　　第一，它规定了西夏的经济类型以及经济运作方式。农牧业活动的显著特点是直接附着于土地之上，土地的状况直接规定了以它为载体的经济内容。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西夏的农耕区、半农半牧区、畜牧区基本对应着宁夏平原、河流灌溉区和干草原、荒漠区，西夏各族民众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自然环境的内在规律。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西北进行的农业开发集中在几块相对固定的区域，也难以摆脱地理环境的限制，这正是地理环境的“伟力”所在。当然，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地理环境中的重要方面，它的作用不可轻视。西夏农牧区域的形成过程也是党项等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浸染的过程。唐代前期党项尚为“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注：《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第529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的“山人”，但到北宋中期，一部分内迁党项人与汉民已经别无二致了，北宋边臣庞籍曾讲：“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第322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这是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以及宋夏沿边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的结果。西夏农牧业的生产方式也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荒漠、半荒漠地带的小块草场与西夏基层生产单位——部族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牧业区自然环境的统一性又决定了无须长距离地迁徙，虽然文献载有“逐水草”之说，不过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畜牧，决非严格的游牧生活。而宋夏缘边、河西走廊的可耕可牧的土地上呈现的则是半农半牧的景象。
　　第二，地理环境规定了西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以及历史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讲：“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注：［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广志绎》卷四第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可见先人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决定意义。人们常讲的“一方水土一方人”也是这个道理。人是文化的浓缩，是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不同的人群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人化”，中国的地域文化尤其如此。可见地理环境在群体人格的塑造和地域文化的培植上功不可没。党项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由南及北并建立自己政权的民族，内迁的过程也是其“北方化”、“农业化”的过程，长城地带铸就了党项族既具有北方骑马民族扩张性的因子，又有农耕民族安于现状的一面。因此，西夏文化在本质上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混产儿。党项统治者一只手高举着儒家的大旗，声称“以儒治国”，另一只手却始终不肯放弃对畜牧社会的留恋，“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9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反映的就是农牧交错地理背景之下的文化模式。
　　当然，地理环境在创造着人，人也在创造着地理环境。总体上讲，西夏时期，人适应着地理环境，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规律，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但在宋夏沿边地区，一方面由于军事的原因，农垦区的面积较前剧增（注：韩茂莉：《宋代陕西沿边地带兵屯与土地开垦》，《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另一方面则由于内迁党项的逐渐“农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垦荒。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指出：五代以后黄河泛滥的趋势加重（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党项内迁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宋夏沿边地区的农耕区面积不断地扩大，这些垦区正好处于水土流失的严重地区，对五代以后黄河的泛滥成灾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特定的地理环境应是研究西夏历史的基本背景，固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地理环境的探讨可以加深我们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如在西夏人口研究中，可以用土地的承载能力来检验所得的结果，不至于有100万到900万的悬殊。总之，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人别无选择地适应、遵循着地理环境的内在要求。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成为人地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像西夏这样地处自然环境相对脆弱的边疆民族政权，更是难以摆脱地理环境在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地理环境基本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文化模式以及社会面貌。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无法穷尽的话题，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是一个绝非一篇文章所就能说清楚的问题，许多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地讨论，如地理环境与西夏的社会面貌、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拙文只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思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