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是殷商时期的著名君主，所谓“殷商”是指盘庚把商都迁到北蒙以后的称呼。今本《竹书纪年》说他名“昭”，这个记载在其它古代典籍里未见，根据古书的惯例，他活着的时候应该叫“商王昭”，就像“商王纣”的叫法相同。“武丁”是他死后子孙为追加的庙号，文献记载他又号“高宗”，首见于《书·说命上》：“高宗梦得说”，孔传：“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不过《说命》三篇是《古文尚书》里才有的，《孔传》也是后出，都不大可靠，但在《今文尚书》里有《高宗肜日》一篇，说“高宗祭成汤”，“高宗”就是武丁，可见古代传说中武丁的确是号“高宗”，不过在卜辞里没见他有这样的称呼，甚至也没有“高宗”这个词，可能是出自殷人的追尊。

一、即位的时间与在位年数
　　《史记·殷本纪》说：
　　“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帝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这段是说盘庚在迁殷之前，大商经过了九世之乱，已经非常衰微了，到了盘庚之时，迁都于殷，振兴了一下，可是时间不长，到了他弟弟小辛的时候又衰落了，前后大概也就二十来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的“复兴”恐怕不是那种大的复兴，但是“复衰”一定是衰的挺厉害，这个时候殷商要想继续下去，就需要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王的治理。商人很幸运，他们这个时候有了商王昭，也就是武丁。
　　有人认为武丁即位的时间很早，说“武丁即位时的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1］，这个说法很难让人接受，《书·无逸》里记载的周公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说高宗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汉书·杜钦传》说：“高宗遭呴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也说武丁是“致百年之寿”，这是今文家说，他们认为高宗武丁享国五十九年，活了一百岁，说明武丁的寿命很长，即使是不到一百岁，大概也得九十岁以上，那么他即位的时候应该是在三十岁以后了，如果他真的活了一百岁，那就应该是四十一岁即位。正因为他即位甚晚，所以周公才说他“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就是说他在外面吃苦受累时间很长，情况和“小人”（平民）一样了，从这一点上来推断，武丁可能本来不是太子，他没有即位的资格，所以才被发往民间去劳作，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到国都当了商王。侧面的证据就是《尚书·说命上》记载武丁对傅说说的一段话：“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武丁自己说本来跟着甘盘学习，后来“遯”于荒野，《说文》：“遯，逃也”，可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武丁逃至荒野，这段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旧劳于外”。
　　如果他即位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刚刚成年，怎么能称得上是“旧劳于外”呢？所以我认为今文家们说他活了一百岁还是有历史根据的。
　　从卜辞的情况来看，目前发现的卜辞以武丁时期的数量最多，说明他的确在位的时间很长，而且从卜辞的记载来看，他的许多妻子（包括他的三位法定配偶妇妌、妇好和妣癸）、子女、大臣，都是死在他在世的时候，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寿命也很长。
　　周公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如果他即位的时候是四十一岁，那么他应该生于公元前1291年，死于公元前1192年。
二、武丁在位时期大商的国家情况
　　首先得说说大商固有的国家体制，赵诚说：
　　“先商时期，有着众多的方国（近似于部落或氏族），商方即其中之一。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方国逐步联合（不是简单的联盟），其中较为强大的方国被公认为是联合体中的首领，如商方。其首领方国的领袖既是联合体中的王，如商王。商方以大邑商为中心。由于商方成了首领方国，其领袖成了王，其行动一般都超出了商方的范围。……通过商代这种由方国逐步联合组成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就形成了象周武王建立的集中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也有众多的诸侯国，但那是由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与商代那种在部落或氏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方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从整体上来讲，商王只是方国联合体重的领袖，周王却是能够封建诸侯的天子，在实质上也有区别。”［2］
　　这种联盟式的国家本来就很难管理，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把这些方国团结起来，这种手段主要是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则要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如果王室衰败，其情况可想而知。夏王桀就是因为召集的“有仍之会”导致了众多的会盟方国背叛，最后被成汤用武力击败，使夏人失去了盟主的地位。可见对这种联合体式的国家来说，会盟方国的背叛是最致命的问题。
　　武丁在位初期，国家是相当混乱的，主要是内部诸侯叛乱不朝，外部敌国骚扰入侵，大商这个方国部族联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从他早期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来，据王宇信、杨升南对于卜辞的统计，武丁时期共征伐了81个方国或部族，而在早期征伐的就有40多个，占了一半多，到了中、后期就明显减少了，各占二十个左右。但是，这些初期征伐的方国除了狗方算是其中的强大的敌人，其他都是比较小的，而且都是距离大商王畿不远的方国，但是到了中、后期开始征伐土方、狗方、贡方、龙方、人方、周方等较大较远的方国，他的王后妇好还把土方给灭了，并在土方的都城唐邑作了个新大邑，就标志着把土方的地方给占领了。可见武丁初期国家动荡混乱，他开始先征服王畿附近的一些比较小的叛乱不朝的方国，把身边安定下来，并且发展国力，等国力壮大了，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兵，做到了“柔远能迩”。

　　三、卜辞中记载的武丁治国之策
　　武丁治理国家的手段，从卜辞里能看出来一些，如：
　　1、充分利用宗教和占卜的力量：大概商代人都是这样的，《礼记·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所以武丁不断地祭祀百神和祖先，他的时候祭祀的对象最多最复杂，至少比他后来的商王要复杂、要多，使用的祭品也最多最好，他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而是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把国人们团聚在一起，《书·高宗肜日》里的祖己对武丁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王思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其实就是说要武丁利用好祭祀来“敬（警）民”，这一点武丁做到了，他的时代留下来得卜辞祭祀占了很大的部分。他运用宗教的手段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宋镇豪说：“武丁之所以能‘复兴殷道’，一改‘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败政局面，实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宏图，其利用宗教‘率民以事神’，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3］
　　对于占卜，武丁也是相当重视，他几乎无事不卜，虽然看上去是在预测吉凶祸福，但更深一层的是有它的独特作用的，宋镇豪认为“卜人的占断有效的维护着神的旨意和人王尊严之间的统一性，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决定性的权威。说明这种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绝对服从。”［4］武丁就是通过占卜这种手段，把自己的尊严建立起来，增强了对臣属和人民的威慑力和控制力。
　　2、使用武力，征叛伐敌：到了小辛的时候，殷道复衰，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的时候没见有什么起色，内部是本来的附属方国叛乱不朝，外部是四夷敌国的侵袭骚扰，可谓是内外交困。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商当时没有一支能由王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要征伐敌国或叛乱方国，主要的军事力量还要靠那些附属方国出兵来组建军队，如果这些方国不肯配合，商王也就没有办法。到了武丁的时候，他注意组建由自己统率的军队，他的时代就作了三师，“‘三师’的军队，在武丁时就已有，武丁卜辞有‘中师’之称（《合集》5807），有‘右师’（《合集》1253、5805等多见），宋镇豪认为‘当还有左师’，其说有据。《合集》5506、5512上两片同文，词云：‘乙未卜，宾，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右、中、左’即右师、中师、左师。”［5］殷商时代的“师”人数很多，李学勤、杨升南、肖楠等学者研究认为殷商的每一师大概有一万人左右，三师就是三万人，到了武乙和文丁时期的卜辞中又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卜辞（《合集》33006），学者认为“这应是此时的一次扩军行动，商王国军队从武丁时的三个师扩大到六个师”［6］。他有了三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征伐那些叛国和敌国，而且有了军事威慑力，那些不想听命的方国也不敢造次了。
　　上面说过，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至少征伐了81个方国，早、中、晚期都在不停地用兵，许多时候都是他亲自随军“御驾亲征”。到了他之后的王，征伐的对象就少多了，祖庚、祖甲的时候只有2个，廪辛、康丁的时候有17个，武乙、文丁时有28个，帝乙、帝辛的时候有8个，都远远不能和武丁的时期相比。可见武丁时期在用武力征服和御敌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基本上把原来散乱的大商众方国又重新聚拢起来了，为大商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基础。
　　3、重视农业和畜牧业：武丁时期占卜农业的卜辞很多，有占卜“受年”的，有占卜“王叀省田”的，有“王令众人协田”的，有王令大臣省廪的，命令臣子们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他的王后妇妌、妇好以及其他诸妇等也从事农业生产，足见武丁对农业的重视，所以学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7］；在畜牧业方面，“畜牧业同农业一样，是商代的重要经济部门。”［8］，郭沫若说：“殷代的畜牧业应该是相当繁盛的。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9］，又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10］。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卜辞说：“丁巳卜，争贞：降册千牛？不其降册千牛千人？”（《合集》1027正），争是武丁时期的卜人，“降册”是为了准备一次祭祀登记牺牲数，一次祭祀就要用牛一千头，可见武丁时期的畜牧业之发达。
　　武丁对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视，使商的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他能不断对外用兵的经济后盾，因为用兵打仗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打拼，古今一理。
　　另外，武丁对手工业和商业也很重视，他让自己的儿子子弓作“司工”，管理着“多工”或“百工”，这些“工”就是手工业者。
　　在商业方面，武丁重视商品的交易，他甚至派出重臣去进行贸易，比如有条卜辞说“戊寅卜，内，呼雀买”（《合集》10976），内是武丁时的卜人，雀是武丁的重要大臣，“买”就是去交易作买卖，“呼雀买”就是武丁让雀去交易买卖什么东西。手工业和商业也促进了大商经济的发展。
　　4、使用联姻的方式对附属方国进行控制：联姻的方式就是武丁从附属的各个方国娶妻，形成了他的“多妇”现象，卜辞中所见的武丁的妻子，据胡厚宣统计有67位，宋镇豪统计有121位，王宇信、杨升南统计有95位，她们的妇名结构主要是妇＋名，这个名主要是她所来自的方国名在加上个女旁，比如妇好，是来自子方（妇好卜辞也写作“妇子”）；妇妌（也写作妇井），来自井方等等，学者说“这些女子应来自该国，她们来嫁于商，显然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礼记·郊特牲》‘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即此，为的是扩大国家的统治基础。”［11］武丁的这些妻子中，称“后”的就有18位，但有资格进入周祭谱与武丁配享的只有有三位：妣戊妇妌（又称司母戊）、妣辛妇好（又称后辛或后妇好）和妣癸。
　　至今我们不知道妣癸的妇名是什么，但是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组铜器，共有26件，上面刻着“司（后）巧母”和“司巧母癸”的铭文，这个“巧”字的写法是“毚”字去掉下面的“兔”加个“丂”，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字从丂声，读如巧，所以这里就用巧字代替。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是武丁的配有妣癸的妇名。笔者这里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在两个方尊上明白地写着“司巧母癸”，显然就是她庙号为癸，而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好墓里出土的文物上就刻着“司母辛”、“好”和“妇好”，按照大商的惯例，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带天干的庙号，所以那个“司巧母癸”必定是另有其人，她就是武丁的另一个配偶妣癸，“巧母癸”三个字是合书的，如果按照卜辞人名倒合书之例，也可以读作“癸母巧”，和妇妌又称“妣戊妌”的情况相似，妣癸可能本来的妇名就叫“妇巧”，但是卜辞中没有。
　　自从李学勤先生提出来“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之说后，学界群起而响应，举例子也都是仅举“司巧母”的例子，“司巧母癸”的例子绝口不提，甚是奇怪。在卜辞中只记载和武丁配享的这个配偶是妣癸，但没有说她的妇名是什么，成为一个迷案。那些带“司巧母”的铜器应该是妣癸死后她的子辈为她铸造的祭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埋进了妇好的墓。这也说明妣癸这位武丁的王后是死于妇好之前。
　　武丁的这些妻子和后来朝代的那些只会生孩子、吃白饭的后妃们不同，她们都在实实在在地为大商效力，“凡是男子能做的事，诸妇皆同样能参加”［13］，她们从事农业生产、领兵打仗、主持祭祀、宴会宾客、担任大臣职务，比如妇妌就伐过龙方，到丘商去种黍，宴请过来宾，所以说“见于卜辞重的诸妇皆是有地位的贵妇，她们是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成员”［14］。
　　她们中最突出的就是庙号为辛的妇好，她在从事农业生产和主持祭祀的同时，主要是领兵打仗，征伐敌国。她参与征伐的方国有土方、下厃、巴方、人方、龙方、狗方等，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大的敌国。《合集》39902卜辞记录“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狗”，是卜辞记载大商出动兵员最多的一次，为了讨伐狗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她征伐巴方的时候武丁亲自出马和她大配合，获得胜利（《合集》6480：“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伐，戎陷于妇好立（位）”）。
　　可惜妇好短命死在了武丁之前，武丁的卜辞里说“贞妇好不死？”（《甲》83）、“贞妇好其死？”（《甲》3480）、“贞妇好不死，有子？”（《契》491）、“贞妇好延死？”（《甲》944），由这些卜辞看来，妇好大概是死于难产，说明她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她死后的陪葬品之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工艺之精美，足令人瞠目结舌，可见她当时在武丁心目中的地位。她墓中出土的两面大钺，那不是当作兵器用来厮杀的武器，是象征武力和权威的仪仗用器，相当于后来的“黄斧玄钺”，有了它就有了征伐之权。可以看出来妇好主要是以武功在大商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武丁的多妇，其结果必然是多子女，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见于卜辞的共有53人，卜辞里通称他们为“多子”或“多子族”［15］。
　　5、大力实行封建制：胡厚宣先生撰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他对卜辞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认为“殷代自武丁以降，确已有封建之制”［16］，武丁时期分封对象很多，主要有诸妇、诸子、功臣和方国的侯伯田男，这些封建的对象对商王的主要义务就是边防、征伐、进贡、纳税和服役。诸妇之封如妇妌、妇好等。诸子之封如子画，封地在画，在今山东临淄之西北三十里；子宋，封地在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一带，所以“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殷武丁时，既已封子宋为宋伯矣。”［17］；还有子奠的封地奠，就是周代的郑的故国等等。功臣之封有瞂（原字从戈不从犮），封在沚；有史雀，封地在雀等。其他分封的方国诸侯称侯、伯、田、男，四者都是爵位名，皆见于卜辞，但胡厚宣指出“故侯伯田男，皆不过为诸侯之异称而已，绝无所谓贵贱等级之分。”［18］不过我在小说里还是把他们分了等级，主要是为了表明里面人物的身份。
　　武丁通过分封制度，增强了王室对国土的控制力量，同时也由于分封对象对大商尽的义务而使国力大增，走向富强。

四、建立新都邑，开创殷墟时代
　　武丁时期，似乎有两个国都，一个是大邑商，也叫天邑商，另一个叫做中商，这两个邑不是一个城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还在争论，目前比较恰当的说法是大邑商就是“洹北商城”，在洹水之北，这是盘庚迁殷的“殷”，就是北蒙。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被考古工作者编为1号的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内中轴线南部偏东，整体结构呈“回”字型，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19］。“四面城墙基址，每面长度都在2000米以上，墙基宽约9米。整个城垣接近方形，与著名的殷墟相隔一条洹河。专家认为，该遗址年代早于殷墟文化、晚于郑州商城，绝对年代约距今3300年以上。”［20］关于洹北商城虽然说法不少，但是岳洪彬、何毓灵二先生通过系统研究后表示“我们赞成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说”［21］
　　到了武丁时期，他的卜辞里有“贞王乍（作）邑，帝若”这样的卜辞（《铁》220.3），赵诚认为“新建都城叫‘作邑’”［22］，所以武丁时期曾经新建了都邑并且迁都，所建所迁的这个新都邑，学者认为就是现在位于洹南小屯的殷墟，胡进驻先生就说“盘庚自奄迁殷；武丁自殷徙宅小屯，复自小屯迁亳；武乙自亳归小屯；帝乙自小屯迁朝歌。”［23］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殷墟似乎是由武丁首先开始建造的。在卜辞中称这个新都邑为“中商”，或称“兹邑”，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殷墟时代应该是从武丁开始，商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殷墟文明。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道：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注释：
［1］郭伟《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夏商周年表疏证》http://zgxqs.org/bbs/dispbbs.asp?boardID=3&ID=3321" TARGET=_blank>http://zgxqs.org/bbs/dispbbs.asp?boardID=3&ID=3321
［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136页　中华书局1988年1月
［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 第45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9月
［4］上528页
［5］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　第492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6］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　第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7］《甲骨学一百年》第522页
［8］同上　第542页
［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 1982年
［10］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2页 人民出版社 1954年
［11］《甲骨学一百年》449页
［12］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 《文物》1977年第11期
［13］《甲骨学一百年》　第450页
［14］《甲骨学一百年》451页
［15］胡厚宣《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 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100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1月
［16］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　见《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　第78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年11月
［17］《殷代封建制度考》 第29页
［18］同上　第80页
［19］李根林《河南洹北商城发现大型宫殿基址群》 《河南日报》2002年6月24日
［20］李菁《哪位商王建造了“洹北商城”》《新民晚报》1999年1月12日
［21］岳洪彬　何毓灵 《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
［22］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　第216页
［23］胡进驻《略论商周徙都制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4年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