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在两宋货币史、宋元商业贸易、地域经济等方面有新的进展。出版专著、论文集有：姜锡东《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华书局02、12)、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1)、王颐《驾泽抟云——中外关系史地研究》(南方出版社0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0)、《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收入宋代经济史方面的论文10篇(云南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文集)，现据笔者所见，作如下评述。

专论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共分导论和正文十章，系统考察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宋代的盐商、粮商、布帛商；以及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和宋代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对此前宋代商业研究中没有探讨或研究不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认真缜密的分析论述。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详细论述了宋代寺院经济的管理制度、经济状况、田产来源及经营模式、内部生产诸关系、寺院及僧人的赋役负担、寺院所经营的手工业及商业与高利贷、地区差异、内部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客观地评价了宋代寺院经济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主要论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海外贸易与宋代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政治和社会生活，海外贸易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内容，指出中国古代包括宋代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源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超前发展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发展曲折迟缓的原因却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封建王朝的贸易、华夷观念和重本轻末政策等等。另外对海南岛的开发、东南沿海市镇的兴起及铜钱的外流亦有新的探索。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下册，分述铸币管理；铜钱的供给、铸行、购买力；铁钱和特殊货币区；纸币的产生、演变及管理与形制；金银的供给、货币职能、形制、购买力、地位等。另外，作者对宋代货币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在1996年版的基础上主要增写了第三章，“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二”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扩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关系。

地域经济

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认为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陕西师大学报4)。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对海外贸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历史研究1)。陈丽霞《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福建论坛1)。

陈勇勤《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移动引发的思考——两宋定都作为总变化轨迹上一个关键点》认为两宋定都涉及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和东南移。首都与经济中心位移的总变化轨迹反映出，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再至华北，由此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1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2、西北与东南、区域差距；3、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经济中心移动及有关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动问题(南都学刊4)。魏华仙《北宋东京节日消费》认为宋代东京的节日消费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带动了城市相关行业和饮食、商业、零售业、娱乐业等的发展，同时这种节日消费又具有季节性、短暂性、两极分化和剥削性等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成荫《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述沦》认为北宋开封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程度较深地介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活跃开封的城市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四川师大学报2)。关于北宋东京的经济问题还有陈晓明的《简论北宋汴京市场的管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等。

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认为汉唐时期头枕“三河”，西向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海外贸易兴盛，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海洋发展路向，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演进轨迹的重大转折(湖北大学学报3)。李景寿《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沦》认为宋代四大市场中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是两类差异明显的市场。西北市场是在大量输入军需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贩：匡性商业；东南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则是由当地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及近海市场网络拉动作用下形成的(思想战线5)。陈国灿《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认为，宋代江南／州县城市的物质供应总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多种途径和形式，而且不同类型城市物资供应的结构和形态是有所差异的。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杨果、陈曦《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认为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重心由过去南北向的荆襄一线向东西向的江陵、鄂州一线转移，水陆交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开发水平的提高。来自北方中原和东面江西、西面四川的农民、商入等，借助便捷的水陆交通进入本区，成为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本区市镇的发育与成长(．武汉大学学报3)。龙登高《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从不同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论文集)。高荣盛探讨了《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江苏社会科学1)．

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史学月刊3)。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认为从元代前期属于腹里中、南部的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元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河北师大学报4)。乐承耀讨论了《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土地制度 农业

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圩田的种种争论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这些不同地区的圩田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之故。唐末五代圩田系统是一个众多圩田的集合体，它的正常运作与政府的管理和维护分不开，但人宋以后，由于政府管理圩田的公共职能逐渐废弛，整个圩田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圩田随之走向衰败(浙江学刊2)。宋代的租佃制有分成与定额之分，熊燕军《从租佃制形式看宋代租佃契约的订立》认为由于自身特点的原因，宋代租佃关系下是否订立契约、关键不在田地的官私性质上，而在于经营方式的不同上，契约关系应主要存在于定额租制下，宋代大部分的分成制都不存在契约关系(湖北大学学报3)。姜密《宋代“系官田产”释义》指出“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厦门大学学报4)。李锡厚《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认为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国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河北学刊3)。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对新发现的元代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作了考释和说明，以为这项发明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的一个空白(安徽大学学报5)。柴荣《透视宋代的土地兼并问题)对宋代土地兼并现象的相关问题作了再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杨际平<宋朝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认为宋朝政府之所以和唐朝一样禁止寺观市民田与接受施舍民田，其动因乃在于抑制寺院兼并土地，而与赋役制度无直接关系(论文集)。

包伟民《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认为：宋代劝农制度分析的典范性意义在于：在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至少就今人看来纯BI形式主义的内容，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应用合适的理论工具去分析这些形式主义内容，解读它们存在的“理由”，有时可能会有颇具启发性的回应(论文集)。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认为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建设，积极劝渝和引导人民群众栽桑种树，使宋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林业体系(中国农史2)。刘旭东<略论两宋时期自然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则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两宋时期我国自然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其人为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军队屯垦、大兴土木(西南师大学报2)。杜建录(再论西夏的农业》从西夏农业区域、农田水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单位面积产量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西夏农业生产发展状况(中国农史1)。刘毕《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认为蒙元定都以后，改变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提出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举措，并注意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河北师大学报5)。

手工业

杜建录、吴毅《西夏手工工匠考》考述了西夏冶金、兵器制造、马具生产、建筑、造纸业、文具生产、生活用品、丝织生产、毛纺织业、粮油加工、醇酒等39种工匠，认为西夏手工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宁夏大学学报4)。王艳云《试探西夏木制家具》认为西夏饮食盛放类的家具多以木制器为主，这与当时以陶瓷为主的中原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在造型、装饰和风格上，无论是西夏饮食盛放类家具，还是坐卧类家具，都与传统和当时的宋朝有传承关系，又鲜明地层现出本民族独有的特色(宁夏社会科学3)。刘丽萍《金代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考察金代金银的来源，金银制造业、金银的应用以及考古发现的金代金银器，认为金代金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制作技术上，较多运用锤錾刻焊接铸造等技法(社会科学战线4)。胡小鹏《元代的系官匠户》指出元代的系官工匠，部分来源于早期征服过程中的俘虏，部分接收自南宋官手工业的工匠，均通过匠籍制度加以维系。元代系官匠户数庞大，专业化程度高，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主体，虽然其身份管理严格，但在户籍赋役制度确立后，大多数系官匠户的待遇处境较一般民户为优，并不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西北师大学报2)。刘莉亚、陈鹏《元代私营手工业初探》探讨了私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生产分工及其生产规模，是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存在形态，与家庭副业手工业不同，它的生产主要以盈利为目的(河北师大学报5)。

商业 贸易 交通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认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商营利的行为超出职业的范畴，也多为国法和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但若将其放人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就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应当给予一些积极的评价(思想战线2)。张锦鹏《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由此反映出的经济意义是：农业部门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率高，政府作为最大的商品购买主体，对北宋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思想战线5)。张锦鹏《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宋朝社会，出现了农产品大量商品化的新经济特征，这一新特征的形成是宋朝制度变迁的结果。宋朝自由买卖土地制度，由赋税供给型向政府采购型转变的财政制度、制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消费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不仅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降低了农户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交易费用，使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农产品供给行为由过去的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转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性农产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王云裳《论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军队从事赢利性经营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回易、房地产、经营酒店、药局、质库、邸店是其赢利性：经营的主要形式。宋代军队的赢利性经营与宋廷国策、制度多有关系，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5)。任仲书《宋代“牙人”的经济活动及影响》认为牙人是封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发育不成熟的滞后的市场条件下寄食于买卖双方的自由群落。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史学集刊3)。

王文成《从输出到输入：宋代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考述》认为北宋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的输出大于输入，而南宋中叶以后，海外贸易中白银的流向开始发生：逆转，总体上出现了以输人为主的迹象。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在宋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论文集)。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中国海商活动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伸，海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海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渐增长，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士人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开始对商人与商业大唱赞歌(华南师大学报5)。张雪慧《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利用多种中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资料考论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认为宋元时期的图书牌记，无论名称、形状如何，其性质均属于现代图书版权页的雏形，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具有图书广告性质，从文字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来分类，宋元时期的图书广告，主要分为四类，即条记式广告、谘文式广告、题跋式广告、牒文式广告(中国出版8)。

魏天安、杨世利《宋代的驿馆与邮传》认为驿与递铺构成邮传网络的联结点。驿对稳固边防，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宋代邮传网络由驿与递铺构成，宋代邮传实行行政区划与军事法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县令为县级行政最高长官，县尉为县级军事主管，二人分工负责，充分显示宋对驿馆邮传的重视(中州学刊4)。

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制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认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比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也更接近实际，同时对纸币自北宋产生至明代消失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文史哲1)。叶世昌《论会子》考察了会子的由来、分界、管理以及贬值(论文集)。

讨论宋代商贸的文章还有：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江苏商论1)、梁仲勋《宋代物价初探》(平顶山师专学报6)、于一贫《两宋的海外贸易与税收管理》(中国财经报01、21)、李增新《元代海上贸易的繁荣》(光明日报02、12、31)。

财政 赋役、征榷

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考察了唐中叶至北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北宋中央对地方经费的调控比唐代有明显的加强(南开学报5)。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不同意过去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五道制的说法，而是认为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该文考证了八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中国史研究2)。黄纯艳《论宋代发运使的演变》指出北宋发运使始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成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厦门大学学报2)。李晓《北宋时期陕西折博务的政府购买职能》认为陕西折博务属于中央派出机构。陕西折博务的出现，反映了北宋在沿边军需粮草的购买补给管理体制上，变革原先主要依靠转运司代理之旧观，部分地改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直接管理的制度安排取向(论文集)。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专卖制度的变革》指出唐宋时期，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的转变，确立起了人中法在中国专卖制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论文集)。林日举《宋代盐业弊政及其引发的地方性暴乱》认为宋代盐政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垄断、掠夺、压迫、剥削的本质，它是引起盐民、食盐者、盐贩子与政府间的矛盾斗争，酿成地方性动乱的根本原因(史学集刊2)。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蔡京的茶法改革最大的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以引榷茶制度成为了南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基本模式。这一转变也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格局结构转变和强化中央集权等因素促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建丽、铁爱花《论欧阳修的茶利观》认为欧阳修的茶利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政府屡更茶法，主张与商共利；二是主张政府降低茶价，确保茶市正常运营；三是正确处理国家、大商人、小商贩三者之间的关系；四是重视茶利，深刻认识到茶利在国防中的重要性(西北师大学报1)。

武玉环《辽代的赋役制度》认为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而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北方文物1)。

户口 家庭

韩光辉、张清华《关于辽朝户口类型考察》认为辽朝户口分属州县、宫分、头下州县、部族、属国、僧寺等不同的户籍类型，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统计和制度，故而《辽史》记录的州县、头下和宫卫户丁均只是辽朝户口的一部分，都不能代表辽朝户口规模(北方文物3)。王丽霞、张景明《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认为辽代契丹族的人口数量，为其前代北方民族发展史上最多的一个民族，其人口的构成、分布、增长速度等有其鲜明的特点：l、人口构成以主体民族居多，2、总体上人口密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