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宋社会变革又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10月18日至21日，由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陈明光教授牵头,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图书錧主办的“唐宋社会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1、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的关系，2、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及唐宋变革问题，3、唐宋财政制度变迁、行政制度沿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4、唐宋之际土地关系的变化等。11月9日－13日，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提交的论文以唐宋社会变革为中心，涉及的论题较为广泛，既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同时也包括对唐宋变革论本身的思考。与会者普遍认为，假若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相比，唐宋之际社会变革则稍逊一筹。另外，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漆侠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亦对唐宋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再评价。8月3－5日由西北师大与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其中经济方面的论文主要讨论了区域经济开发、经营形式、城市产业形态、都市旅游和人口、商业与货币等方面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发表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论文近百篇。论文涉及面较广泛，其中西夏经济史研究较突出。

总论

张国庆《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认为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的形成与存在具有地域和民族的双重特征，其一，在长城以南的燕云农业耕作区，存在着承唐仿宋的州县下乡、里组织。其二，在长城以北辽河流域农牧交错带的三大农业集中开发区内，共存着“斡鲁朵”州县下乡、里组织与皇室私人庄园的寨、堡、庄、务等自然聚落。其三，在辽河流域的牧区及西部草原牧区，存在着“斡鲁朵”与游牧部落“石烈”下的抹里（弥里）、瓦里、得里和闸撒组织。有辽一代各类社会基层聚落组织一直发挥着它们各自行政、生产、军事及宗教等不同方面的功能，并对辽代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中国史研究02.2）。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面系统系统地阐述了西夏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和以生产资料占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关系，总共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党项建国前社会经济和夏州拓跋政权奴隶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形态；第二部分从自然环境、气候、物产、交通、人口、民族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讨论了西夏的生存环境与立国规模；第三部分论述了农牧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原因，认为农牧并举的半农半牧经济构成了西夏立国的经济基础；第四部分论述了手工业发展状况与手工工匠的身份地位；第五部分论述了货币流通、高利借贷以及国内外商业贸易；第六部分论述了赋役制度、土地关系与阶级结构，指出役在西夏经济剥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党项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并役使人身依附于他们的“种地者”、“作人”、“牧人”进行生产，从而决定了西夏为封建农奴制社会，而不是封建租佃制或奴隶制社会。

　马曼丽等《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认为蒙古社会制度自10世纪后经过了早期奴隶制，但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便跃进式进入了封建领主制。而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作者还论证了蒙古社会这类跃进式发展特征与过渡时期现象是马克思未及充分论证的关于农村公社存在复杂的次生形态在东方游牧社会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内蒙古社会科学02.1）朱帮金等《蒙古国时汉人世候与蒙廷、燕京行台、达鲁花赤的关系》指出绝大多数汉人世候都忠实履行了蒙廷规定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等义务。（齐鲁学刊02.5）刘晓《试论累世同居共财在元代的发展及其特点》考察了元代有关同居共财政策的前后发展变化，并对累世同居在元代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02.1）

土地政策　　

王晓如《北宋土地政策对南宋的影响》认为北宋土地政策直接影响了南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它加剧了南宋土地分配不均状况，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改变了农民的阶级结构，使以下户农民为主体的阶级结构演变为以租佃农民为主体的阶级结构。从而影响了国家税收，引起赋税结构的变化，加重了城市工商业劳动者的负担。（河南大学学报02.5）

征课与赋役　　

魏峰《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指出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宁夏社会科学02.6）吴志坚《大蒙古时期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认为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它不具备监察职能，不参与征收科差。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候关系颇为复杂，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课税属大汗，课税所隶燕京，行省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没有根本变化。（内蒙古社会科学　02.1）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认定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既取决于西藏地方归附大蒙古车初期双方的约定，也取决于大蒙古国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元朝统一制度在西藏的具体体现，征税是可以确定的客观历史事实。元朝在西藏地方征收的税种包括人丁税、地税和商税等。（中国经济史研究02.4）。

租佃与契约　　

王元林《［西夏光定未年借谷物契］考释》对俄国探险家克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古城盗走的《西夏光定未年（1223）耶和小狗山借谷物契》进行考释，并结合《西夏天盛廿二年（1170）寡妇耶和氏室（宝？）引母子卖房地契》和《天庆十一年（1204）兀女浪粟典麦契》两种契约进行研究，从而对《西夏光定未年借谷物契》的年代、内容、行文款式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民族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敦煌研究02.2）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探讨了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元朝时代的一些退契。透过这些退契及相关文书，发现这些退还土地文书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诉讼纷争，而在处理这些土地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发挥着惊人相似的作用。（中国史研究02.2）姚思全探讨了《宋元时期江南包佃的制度经济分析》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南宋元时期的包佃制（财政问题研究02.6）。

农作物　　

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宋代的双季稻》认为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另外在宋代的稻品种中，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同时曾雄生还指出：旱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但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流域种植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中国农史02.1；自然科学史研究02.3）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认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因而作者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讨论逐一予以辨析。认为到了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选地位。同时还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两个“死结”。（历史研究02.5）杜建录《西夏农作物考》对西夏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野菜、草籽等的分布、品种和生产作了细致的考述（国家图书馆学刊02增刊）

荒政　　

张文《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宋朝社会控制的实践途径》认为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匮乏的救济。宋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是注重救济的实效性，而非象征性。如果说以先秦时期为代表的社会救济传统更多属于“礼“的范畴的话，则宋朝的社会救济无疑更多地属于制度的范畴。宋朝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举凡临时收容、长期安置、遣返回乡、恢复生产诸方面都有较为得当的措施应对，它是宋朝社会控制的重要实践途径。两宋三百年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颇富成效的社会救济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史研究02.2；西南师大学报02.2）李蔚《西夏自然灾害简论》论述了西夏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其灾害产生的原因、灾害之概况、统治者防止克服灾害的措施、灾害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诸问题。（国家图书馆学刊02增刊）王培华等《1238－1368年华北地区煌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根据元代蝗灾历史记录分析了1238－1364年华北地区蝗灾的变化特点，发现元代蝗灾在各时间尺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时聚性与周期性发生的特点，11年左右的大蝗灾发生周期和60年左右的特大蝗灾周期与太阳黑子的11年周期和61年周期相当，且大蝗灾与重大蝗灾均发生在从太阳黑子活动极大年到极小年的时段内。（社会科学战线02.4）

北宋回河　　

王红《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认为北宋治河用力勤、投入大，但三次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决而北流宣告回河失败。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治河决策的唯一依据而导致治河的决策失误；回河前忽略东流堤防和河床的综合整治及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或根本没有进行规划设计，水官因受到歧视，地位低下而造成治河不得其（？）；因机构臃肿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和各堤段之间的相互推诿和牵制；治河埽料和治河人员的混乱调度和不到位的管理；吏治腐败和监管不力，治河方略只针对黄河的水而忽视了黄河的高含沙量；为保卫京城和国家的运输大动脉而重视黄河南岸大堤和轻视北岸大堤的修筑等。这些诸社会因子反映了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它们是三次回河失败的直接导因和催化剂。（河南师大学报02.2）

区域经济

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以为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可耕土地的充分开垦、水利田的普遍建成，集约农业经营方式的成熟和完美，全国性粮食基地地位的确立，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都标志着太湖流域农业全面而长足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繁荣创造了条件，使太湖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在南宋一跃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为明清乃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初基。（中国农史02.1）马万明《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棉业兴盛的原因》认为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棉业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位置优越、劳力充裕，政府提倡、植棉推广、纺具革新、后来居上、精细分工、衣被天下、种植得法、棉业兴旺。（中国农史02.2）

城市　　

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关的功能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功能的增强，都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通过分析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这一视角似前所甚少论及。（中国经济史研究02.3）王德忠《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认为经济功能表现在五京既是辽朝境内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又是所在城区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和支持辽朝国家财政运作的基础，而且明显表现出经济自主性差，仍然与农牧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特征。（北方文物02.1）陈国灿《两宋两浙地城镇居民结构分析》指出两宋时期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十分明显，贫富之间的变化相当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城镇发展的特点，但在不同层次的类型的城镇，其具体情况又有所差异。（浙江社会科学　02.6）过去对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廉洁不一，一些史书持“周四五里”说，部分学者认为北宋东京皇城有两重城墙，一为在内的五里宫城，一为在外的九里十三步皇城。张劲《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综合研究史料和近年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认为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应为七里余。（史学月刊02.7）吴爱琴等《北宋东京城的桥梁建筑特色及影响》认为北宋都城东京穿城而过的四条河流上建有以平桥、浮桥、吊桥等造型奇特的桥梁达36座，成为都城的一大景观，在中国都城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方便了交通运输，保证了物资的供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京的繁荣发达。（河南大学学报02.3）陈国灿《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指出南宋时期，江南是全国城市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仅城市经济繁荣，而且在防火、救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居民赈济、社会慈善等城市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社会管理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月刊02.6）

商贸　　

王晓骊《论宋代商业文化的崛起及影响》认为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而且带来了社会文化格局的改变。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商业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建功立业以及安贫乐道的“高尚”或“高雅”的人生追求已部分地被口腹声色的世俗享乐所代替。（社会科学辑刊02.5）类似的文章还有徐红《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船山学刊02.1）。

出行

在宋代人们外出远行是十分常见的事，如商人出外经商、文人举子出外游学、官员外出当官、将士到边关镇戌、僧道外出巡礼等。徐吉军《宋代的出行风俗》对宋代的行装准备、旅费的筹备、行神祭祀、卜行择吉、饯别送行、持金赠行和送别筹礼仪风俗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浙江学刊02.1）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对西夏境内数种外来商品：珊瑚、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麝香、玉石、　砂、琥珀、琉璃等的稽考，说明西夏在中西方贸易中的纽带作用。李学军《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认为西夏立国，并未阻碍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贸易。西夏时期，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仁孝时，西夏同大食、西州、西辽经济往来密切，北宋灭亡后，由于种种原因，西夏、金与西域和西方的交往逐渐减少。（宁夏社会科学　02.1）

市场　

徐红《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宋代小市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师大学报02.3）肖建乐《浅论宋代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认为城市市场在中国传统市场，尤其是宋代以前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市场的辐射功能不强，布局不尽合理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市场的严格管理等因素，使城市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农村市场经长期发展到了宋代，空前繁荣和发展，在宋代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共同成就了中国商品经济史上的第二个峰。（西南师大学报02.5）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认为娱乐市场是南宋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历史研究02.5）缪坤和《试论宋代信用票据市场的构成》认为宋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产生了信用票据市场。这种信用票据市场由发售市场、流通市场和兑现市场构成，由于特殊的经济关系，各类信用票据市场都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职能。归根结蒂，它们所发挥的一项最根本职能便是支撑信用票据的运行。（思想战线02.3）

货币　　

汪圣铎《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指出日本加藤繁先生于六七十年前所著《唐宋金银之研究》是中国货币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通过分析宋朝军奉、边籴、军赏支出的金银及内藏库用于军费的金银，说明他的著作仅完成了论证宋代军费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金银、金银在宋代具有一定货币职能和金银有货币化趋向的任务，而未能解决分析军费中金银的存在状态及宋代金银货币程度的问题。是故作者力图消除此著作的误解，并推进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安徽师大学报02.1）叶世昌《［宋史］交子起源析误》认为《宋史·食货志》记交子起源中有三个错误：第一是张詠创私交子，第二是交子三年一界，第三是“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经考辨后，正确的表述应是：第一私交子是民间自发产生，与张詠无关；第二交子两年一界，会子是三年一界，不能将两者混同。（中国钱币02.1）俞兆鹏《王安石货币思想研究》从建议国家集中货币管理大权、“钱有二品”是正常现象、强调发行交子发布有充足的本钱、主张出卖度牒以缓解财政困难、解除钱禁和放开铜钱出口、提倡以铜铸器不铸钱等五个方面讨论了王安石的货币思想。（中国货币02.1）陈浩《江北钱钱监若干问题探索》对南宋所设和州监、同安监、宿松监、蕲春监等江西四监的设置、废罢、铸钱额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中国钱币02.1）邹志谅《南宋“买钞库”印考》认为1991年11月广西桂林出土的背铭“绍兴十年文思院铸”的官印，并非是“宝钞库”印。印文当为“静江府买鈔库之记”，这的确是南宋绍兴时期的一个正宗官印，由此可证《广西历史货币》一书中关于南宋王朝在广西静江府设置了宝鈔库作为纸币的发行、兑换机构，以及宝钞名称出现的时间由元代提前到南宋等说均不能成立。（中国钱币02.1）李小萍《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对今已出土的钤有“经总制银”银铤铭文上的用途、地点、时间、重量、官员名及工匠名等进行考释。并指出白银作为贵金属，在当时已普遍涉及纳税和商业贸易等领域，尤其在地域分散，名目繁多，比例甚小，数量众多的经总制钱（银）的收缴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出了其量小值高的特点。（中国钱币02.3）徐东升《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认为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而铸钱成本不顾官府种种降低它的努力，却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西南师大学报02.4）屠燕治《南宋钱样考》、（美）曾泽禄《海外遗珍－—兼谈南宋钱》、（台湾）张丰志《南宋铁钱错版的原因》就南宋时期的铸钱范式和工艺作了新的探讨。（中国钱币02.1）陈左眉探讨了《宋代广西钱监的设置与广西经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02.1）张铁城《元朝的纸币管理和叶李十四条》认为叶李十四条同《整顿钞法条例》和元朝其它纸币管理措施，形成了我国和世界上古老的，较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它确立了纸币发行和流通的一些重要原则，和现代纸币制度的原则很接近。（中国钱币02.1）邹乐娟《论元代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元政权的灭亡》认为元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着密切关联。（辽宁师大学报02.4）

交通 信息　　

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认为唐、北宋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绝对地位上升和相对地位下降的特点，而唐和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都以汴河和“御道”为最重要，这和河南地区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有关，而绝对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在交通上，便是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尤其是内河交通的运输能力，通航范围等比唐代扩大，交通布局更为合理，而交通布局合理又是绝对经济地位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02.1）曹家齐《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认为南宋摆铺的创置时间、应以绍兴四年为宜。斥堠铺和摆铺设立后，都有所演变，斥堠铺内从役人员由弓手、保甲改为军卒，其性质亦由临时变为常设。另外，南宋新置斥堠铺和摆铺还导致了部分地区省铺系统的衰废，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建立起来的驿传制度良好秩序的破坏。（浙江大学学报02.5）杜平《论宋代的信息革命》指出作为科技发达标志之一的信息技术领域，在宋代也有极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是信息载体形式的发展、完善；二是学子能更加容易地获取文献资料；三使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文史杂志02.4）周宝荣《宋代假新闻的泛滥状况与原因及整治新探》认为宋代新闻传播事业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假新闻如影随形，泛滥成灾，宋朝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然而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见引发的激烈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完善造成的恶性竞争等原因，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河南大学学报02.5）。

手工业　　

李卿《论宋代华北平原的桑丝织业》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但宋代华北平原桑蚕丝织业仍极兴盛。桑蚕丝业遍布所有府州军，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丝织品的质量精细厚生，数量丰富，仍为宋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且商品率高。这说明，华北平原仍是全国桑蚕丝织业生产的重心，桑蚕丝织业重心的南移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同步。（厦门大学学报02.1）霍宗江《试论元代制棉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对元代制棉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给以较高的评价。（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01.4）。
徐东升《宋代官府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述论》认为宋代官营手工业普遍实行定额管理制度，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但官营手工业仍然严重地存在诸如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其经营方式存在弊端，监官作用不当等，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各项管理制度预期效果的实现。（厦门大学学报02.2）有关越窑青瓷衰微的原因，众说纷纭、推测不一，徐定宝《越窑青瓷衰落的主因》否定“导致越窑衰落的主因是燃料的短缺，”而是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青瓷窑址区域内的优质瓷土日趋匮乏，并基本丧失了能够保证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供应的条件。（复旦学报02.6）

苏冠文《西夏建筑技术述论》讨论西夏建筑材料的运用选择、建筑物的结构与类型以及建筑技术风格，（宁夏社会科学02.5）陈广思《西夏兵器及其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从种类、制作的材料、方法、规格以及配备、校验等管理制度几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了西夏兵器生产。（宁夏社会科学02.1）

胡小鹏《元代的民匠》认为元代由于匠籍制度的确立，官局人匠及军匠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为民间手工业者提供了一定发展空间，在民匠差雇方面，元朝官府也有一定的制度，如编制民匠簿籍，设专门的机构管理，实行轮番应役等等，随着官营局院的衰败，吏治的恶化、匠役制度弛坏，民匠的负担日益沉重，民间手工业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西北师大学报02.6）陈伟民等《元代烹调辅佐料的制作生产与消费》认为元代烹调辅佐料的消费与生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属于天然烹调辅佐料，主要是以植物为主，一类是属加工烹调辅佐料，主要是利用食物原料，经过一定的工艺技术加工制作而成，了解元代烹调辅佐料的消费与生产，或者可以从更多方面领略元代饮食文化的风貌。（暨南学报02.4）李清《元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兼论官营冶铁向民营冶铁的演变》叙述了元代由于冶铁机械的发明，分别比欧州早几百年以至千余年。并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出元代冶铁业由官营向民营的演变过程（内蒙古社会科学02.2）

征榷　　

林日举《北宋广南的盐政》《南宋广南的钞盐法》探讨北南宋广东南路的盐法，对北宋自统一广南后实引的禁盐制度的诸方面作了较系统的梳理，认为广南的钞盐法始于南宋建炎四年。绍兴二年广西开始实行钞盐法。然后就广西钞盐法多次变故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02.1；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02.6）谢永平探讨了《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城市的繁荣》（扬州大学学报02.1）黄纯艳《论宋代的榷矾制度》认为两宋对矾的榷卖主要实行民制官购商销的间接专卖制，反映了唐宋之际专卖制度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转变的总体趋势。宋代榷矾课利波动不定，榷矾利润总体上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史02.3）杜建录《西夏酒的生产与征榷》探讨了西夏酒的方法品种和用曲。认为酒的征榷大体上继承了唐五代分官榷、买扑与民酤三种形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榷。（宁夏社会科学　02.2）

常平司与常平仓　　

宋炯《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认为王安石变法时期设立的常平司打破了北宋初年以来三司转运司主管财政的格局，从此宋代财政体制进入了分司理财时期。由于王安石新法影响，常平司经历了多次兴废，通过对常平司建置沿革的考订，对王安石变法以后宋代财政体制的变化进行说明。（安徽史学02.1）马玉臣等《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认为王安石对常平仓的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进行的改革，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02.1）

政府购买

李晓《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认为政府购买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之一，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即主要设立了一些职司购买的决策执行机构，确立了购买的预算计划制度，建立了价格反馈系统，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等。（文史哲02.3）

办学经费

韩凤山《北宋多渠道筹措官学经费述论》指出财政拨款与民间捐助是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外尚有赐田、房租屋课、息钱、赐钱、添增钱、印书收入、束修钱、光监钱、头子钱、常平钱、度牒钱、赐书、罚钱等十多种助学措施。（社会科学2.2）

户口　　

张箭《后周北宋之际的户数》认为后周北宋之际的户数应以显德五年前的统计254万户为是；而北宋初的统计96万户没有将207县的户数包括进去，漏载的原因恐怕是那207县皆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由于统计工作量大而没把户数及时报上去。（中国史研究02、1）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探讨了以往被学界忽略的问题。指出：宋代科举强调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拨程序，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学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文史哲02.6）程民生《简论宋代两浙人口数量》罗列了两浙历年户数，考证了不在户籍的军队及家属人口、僧道人口和官僚贵族及家属人口。估测北宋中后期两浙约有1204万余人，南宋中后期约有1847万余，占南宋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浙江学刊02.1）。

寺院经济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是法律执行不力，才出现了寺观大量买田的现象。游彪《“禁寺、观毋市田”新解》不同意这种看法，而是认为事实上宋代只是禁止寺观买百姓的田产，而不是所有田产，且禁令有逐渐放宽的趋势，其目的主要是限制百姓将田产卖给寺观以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这一禁令的颁布，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封建经济的变迁等综合因素的产物。（中国经济史研究02.4）白文固《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研究》认为金代长期推行过官卖僧道、度牒、紫衣、师德号、寺观名额和僧道官职政策。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造成了多种社会弊端，使原来属于宗教文化的度牒、紫衣师德号、寺观名额和僧官道职，皆变成了特殊商品，极大腐败和窳败了僧道队伍。（中国史研究02.1）

审计　　

肖建新《宋代审计三论》认为宋代通过不断的审计实践和立法，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审计的反应、制约、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审计机构的正常运行，但其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又是有所区别的。（史学月刊02.1）方宝璋《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兼与肖建新先生商榷》通过考证可知宋代马步军专勾司、诸军诸司专勾司，诸军诸司审计司（全称审计院）的演变过程，监司机构审计既各有侧重，又相互监督的特色形成于北宋神宗至徽宗时期；提举帐勾磨勘司始置于熙宁五年十月。（中国史研究02.1）

廉政　　

淮建利《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认为宋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在体制上，削夺地方财政，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禁止官员以权经商，加强国库管理；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在打击贪污方面，从严立法，公正执法，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郑州大学学报02.1）杨倩描《北宋公用钱新额时间考》确定《宋会要辑稿》礼六二所揭载的北宋公用钱表的时间是熙宁五年至元丰三年的定额。（河北学刊02.5）

度量衡　　

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根据有关西夏文献和文物的间接资料初步推查西夏的度量衡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是以尺寸、斗升、斤两来计算的。尺寸接近唐宋制。量的计量单位有斛、斗、升、合、抄、撮、圭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合”以下使用价值很小。衡制是1斤16两，与唐宋相近。西夏的土地面积单位仍是亩、顷，但其计量与宋朝差别很大。西夏150亩为一整幅耕地面，是西夏特殊的计量耕地单位。西夏还有一种以种籽播种的数量来计量耕地面积的方法。一斛种籽的地约合10西夏亩，反映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民族特点。（固原师专学报02.2）

经济改革　　

郭文佳《吕嘉问与市易法》认为吕嘉问对市易新法的推广，特别是市易法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史学02.3）黄纯艳《论北宋蔡京经济改革》认为蔡京经济改革是在宋徽宗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失败后，重归绍述轨道的背景下产生的。蔡京改革的特点是取利苛严、聚财于京师和频繁变动。蔡京的改革能够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原因在于他以绍述的旗帜钳制上下，以利事君。而其部分措施能被南宋及元明所继承，则源于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财政结构转变和中央集权强化的新形势。（上海师大学报02.5）张家成《析叶适的富民论》认为“富民论”是叶适经济思想的中心。叶适为财利（富）正名，肯定富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以及“保富”的思想和主张，既有其思想渊源，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华东师大学报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