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发展史上政府职能与作用，实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对政治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能作绝对的理解。明清时期国家政权主要是在起阻碍作用，但亦实行了某些顺应经济发展的举措。明清以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表明，在注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社会转变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职能与作用是巨大的，它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政治与经济关系 社会变迁 国家权方 体制变革

一、如何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发展史上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实际上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亦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即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说，经济对政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讲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时，在经济基础之前多有“最终”、“终极”或“归根结底”这样的限定词，即，上层建筑“最终”或“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前，往往还存在着相当复杂或极为曲折的历史过程。并非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自然立即随之改变。不能把历史描绘成一种高度抽象的、不可逆转的直线发展模式，而不见历史之具体的、生动活泼的、曲折的变动实态。
第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又有反作用。而且不止于此。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②。即还应该承认，在历史的许多关头、许多场合，政治、法律、宗教乃至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也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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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第三，在很多情况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乃是相互作用，实为一种互动关系，即辩证关系。恩格斯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②
第四，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的理论，是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加以表述的。然而，任何理论，即使是伟大的理论，都不能与历史实际等同起来；任何原理，不论是自然科学方面，还是社会科学方面，都不能代替实际的研究工作。这里可以举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众所周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其中指出，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关于能量与质量的关系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方程式：E=MC，E是能量，M是质量，C是光速，即很小的质量中就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出来的。懂得爱因斯坦这个方程式并不难，但造原子弹却极为复杂，至今仍属高科技。同样，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也绝非轻而易举，绝非用一套理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抛开一切框框，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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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7页。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页。

二、如何评价封建社会晚期的政府作用

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那末，明清时代的政府，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国家权力，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认为，明清时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走向衰落，明清政府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府，所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推行户役制度，重农抑商，实行海禁，对工商业特权阶层横征暴敛，封建皇室疯狂掠夺，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明清政府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诚然，明清政府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国家政权，推行了一系列阻碍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从整体上说，在主要方面，它是沿着商品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在起作用，即起阻碍作用，这恐怕没有疑问。但是，认为明清政府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全是消极的负面的作用，恐怕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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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兹以明清时期的赋役制度改革为例。明初所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基本上是承袭几千来封建社会的传统体制，或是对传统体制的强化与完备。这种传统体制，与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及其种种弊病，很快就显露出来。明代的赋役改革，从明初宣德年间周忱的赋税改革就开始了。其后经过正统时创立的均徭法，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均平银，明后期实行的十段法、一条鞭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各地实施的均田均粮运动，可以说，赋役改革运动贯穿了有明一代。而这一赋役改革运动，其后又延至清代前期，直至雍正时的摊丁入亩才最后完成。在这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一系列渐进的赋役改革之中，又以明末实施的一条鞭法改革，具有质变之意义。明清赋役改革，不仅对解决当时赋役不均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亦占重要地位，更具深远意义。首先，明后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大大简化了历来赋役征调中的繁杂的科则名目，从而革去了里胥作弊的一大渊薮。在此前传统的经济体制下，田苦则多，役苦名多，数不胜数。等则既多，里胥遂得以上下其手，大肆作弊。万历时推行一条鞭法之后，官民均为一则，里甲与均徭，赋与役，均合而为一，实行征一法。这就大大简化了赋役的审核过程与征调手续，减少了里胥等作弊的机会。其次，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与赋合并，力役全面纳银化，从而使役的征调与赋税一样，有了某种标准。而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实行的是以人身为奴役对象的徭役制，这种人身奴役是没有一定标准的，应役内容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服役者实际上是被无偿地无限制地役使，徭役山压，负担最为沉重，多不至家破人亡不已。一条鞭法的实施，因为纳银化，才有可能规定某种标准，遂使应役者的负担有所减轻。第三，最重要一点是，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后，赋役官解，力役全部纳银化，最后到摊丁入亩，赋役合一，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徭役制度归于消亡。封建徭役制的特征是以人身奴役为主，服役者以身应役，是一种最落后最原始的剥削方式。王夫之认为，“役之病民，视赋而剧”①。在封建徭役制下，应役者不仅要受到残酷的人身奴役，而且因为亲身长年在官府服役，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康熙《休宁县志》说：“力役之征，古所不免，率皆因时为轻重。国朝颁行简明赋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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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诗广传·王风》。

书，尽折实田一则起科，是税亩有定式矣。而其所谓徭役者，不以力而以银按亩带征，民乐于输将之便，而无役使之劳，法何善也。”①实行了几千年之久的徭役制即人身奴役制度，就是在明清赋役改革之中最后归于消亡的。尽管在明清赋役制度的改革之后，广大劳动人民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压榨之下，但从一条鞭法的实施到最后摊丁入亩的实现，则使广大劳动者不再到官府去承直奔走，摆脱了封建徭役制的枷锁，封建的人身束缚有所松解，这无疑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此乃是有关劳动者人身解放的一件大事。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最初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明清赋役改革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在经济方面。而明清赋役制度改革的主角，从周忱到庞尚鹏，从张居正到雍正皇帝，或为封疆大吏，或是当权宰相，乃至封建国家政权的最高主宰皇帝，不用说，以他们为代表的赋役改革运动当然属于政府行为。明清的赋役改革，也许多是当政者的被动举措，也许并未超出封建体制的范围，然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很明显具有积极意义，无疑应该加以肯定。
如果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仍然是向前发展的，如果认为明清社会不是停滞不前的，那么，在明清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内，国家政权与社会经济二者则不可能总是背道而驰，一直处于相反的方向。国家政权虽然主要是在起阻碍作用，但亦实行了某些顺应经济发展的举措，其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必须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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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熙]《休宁县志》卷三《徭役》。

三、如何认识体制变革在社会转变时期的作用

明清时代又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变革时期。为探讨这个转变，过去开展丁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不应否认，这个讨论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从今天看来，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在哪里?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显然，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如果仅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若是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即明清时期历史的具体情况，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让我们先从具体问题谈起。前几年《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是一名美国记者写的，题为《郑和的足迹》，原编者按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几十年前，中国明朝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就曾率2．8万人和300艘大船组成的船队进行远洋。这支船队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因此郑和很有可能去过美洲，但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新大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文中说：“在1405年—1433年之间，郑和曾率当时，或者说在随后的500年间也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进行七次远洋航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船队能够与之相比。郑和的船队有2．8万名水手和300艘大船，其中最大的船长约400英尺。而哥伦布在1492年首次进行远洋时，只有90名水手和3艘船，其中最大的船只有85英尺。”文中又说：“在郑和生活的时代，中国和印度加在一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因为全球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这两个国家。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说，甚至到近代的1820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还能高达29％，排名第二的印度占16％。”但为什么郑和最终没有远航美洲、发现新大陆呢?为什么近代以后中国远远落后了呢?该文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自守，重农抑商；儒家思想文化喜欢向内看，墨守成规，盲目排外；以及高度的专制集权等等。文章最后说：“如果郑和发现了美洲，我不敢说世界格局同现在有多大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纽约时报》将是一份汉语报纸。”文中的数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其分析颇有道理。应该说，在世界近代开始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生产力绝不落后。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最主要的不是因为生产力没有发展，不是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而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所以，在探讨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之际，除了经济基础之外，还必须关注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
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模式，而机械地加以套用。史无定法。在具体地研究某一段历史时，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出发。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探讨明清社会的变迁，则对明清时代的历史背景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即在明清之前，中国已经历了千年以上高度发展、十分成熟的封建社会。这是我们考察明清社会形态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史实。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是其自身历史的辩证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既必须以旧社会为母体才能产生，又必须在清除旧制度的基础上方可建立。旧制度的瓦解为新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就某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既可能为新制度的产生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其成熟而带来的坚固性，则难于瓦解，又必然成为新制度建立的极大障碍。明清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即是如此。正是由于其长期高度发展，十分成熟，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及传统体制，在明清时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甚大，十分突出，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固然重要，但政治斗争、体制改革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革亦不容忽视。明清以来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明清社会变迁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明清时代的社会变革，实为中华民族由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这个伟大变革的一部分，这一变革至今尚未结束。明清社会变迁乃是其起始阶段。它既有明中叶以后诸多近代化因素的萌动，又有清王朝建立后的曲折反复，1840年以后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这一转变异常激烈复杂。如果说，明中叶以后诸多近代化因素的萌动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引发的，而到了今天，中国若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经济方面的大发展，中国最终仍然不能实现现代化，从这一角度来说，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社会的变革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十分复杂曲折，极富个性，若对其整个过程始终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都用经济决定论来说明，将其描绘成一种模式化的直线变化过程，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了。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之中，有很长一段时期，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变成头等大事，革命战争、政治斗争、体制改革成为历史主流，而“实业救国”却不能解决问题。明清以来社会变迁的历史表明，我们在注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基础变化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在社会转变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职能与作用是巨大的，它也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