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民众意识是植根于下层百姓中间的精神食粮
中国民众意识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命题，有关这方面的优秀著作很多。[1]这些著作对中国民众意识的形成、发展和表现特征都有非常准确的介绍。本文不打算对中国民众意识这一大的命题展开全面讨论，仅试图就民众意识与秘密教门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般来说，中国的民众意识是指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意识，这里特指农村的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等。这些人缺乏经济实力，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千百年来在极其简陋的生活环境里顽强生存，一方面靠他们雄浑的体魄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则是植根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他们才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长久以来，祖祖辈辈的中国农民就是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顽强地生活着。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农民不仅物质生活极为贫困，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尽管教育大师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理论，但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也不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的例子，但就整体情况看，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这当然是贫困造成的后果。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虽然在物质上极为贫穷，但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存在的现实，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对生活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饭，平安无事，一家人顺利地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精神需求反映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歌颂。在极度贫困的乡里社会，人活着除了主要有粗茶淡饭维持之外，能够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动力就是精神上的企盼了。中国百姓是善良和务实的，生性乐观豁达，他们对于目前所处的窘境并不十分在意，而是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甚至是来生来世上面。这些意识一方面来源于封建正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则来源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和创造，这些民众意识是植根于下层百姓中间的精神食粮。
一、明清时期民众意识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一）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是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以清前期为例，清朝康、雍、乾时期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巩固封建统治政权，所采取的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以及改革赋税制度等各项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不但为社会上提供大量商品粮食，而且也进一步为手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原料，从而促进了商品化的进程。[2]
农业生产规模的提高，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适应过程，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些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均土地面积减少问题，进而引发的流民问题；由于商品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出现新的市圩集镇，带出许多新的行当等等，这些必然引起人们的日常活动、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变化，康乾年间会党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同时也会在百姓的民众意识方面留下新的东西。
（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全部垄断了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了广大农民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文盲，在文化上处于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他们所拥有的一点可怜的知识，也主要是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的封建迷信和忠君思想，以及民间文学和乡里知识。在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繁荣以及宝卷和演义的大量传播（宝卷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一种文体。根据考证，变文和演义的性质差不多，专门解释、讲述佛教故事，它们效果是让复杂的说法简单化，让没有文化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和普及，为民间文学的传播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民间文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许多历史人物比如伍子胥、韩信、孟姜女、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神话里，都已经为广大农民所津津乐道[3]。
（三）民众意识形成完整体系
中国的民众意识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远古时代的美丽传说，到各个朝代不断增添了新鲜内容。中国民众意识反映和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想法和意愿，并且随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生产力的前所未有发展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中国的民众意识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
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动荡，按照程歗先生的观点，此时中国民众的民众意识大致可以分为务实求验的处世态度，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执著亲情的道德情操，平均主义和消费水平上禁欲规范以及和管理上的皇权主义、民族意识与爱国激情[4]。
二、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除了改造、杂糅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外，还大量吸收和利用民众意识为己服务
（一）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
中国秘密教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源远流长，曾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一股强大的
社会势力，成为历代政权皆难以解决的社会
问题，对中国
历史的
发展，产生过深远的
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在民间广为蔓延，屡禁不止，发展信徒，不断起事造反，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成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不仅当时就受到统治者的严重关切，而且对民国以降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作用，因此一直成为中外学者
研究和瞩目的焦点。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种类很多，少则几百，多达上千种，持续时间也非常长久。那么，支撑这些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是什么？这些信仰体系又都是由哪些重要思想构成的？搞清这些问题，对了解秘密教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打开秘密教门的教义和经卷，里面无不充斥着上述
内容。不仅如此，很多秘密教门干脆还自称是佛教，如一贯道就自称是“在家佛教”，黄天教自认为是道教。实际上，秘密教门并非简单地“杂糅”，而是把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经过改造之后又加以利用。例如，把对道教的修炼内丹、坐功用气的改造，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武场和硬气功。
中国的秘密教门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在缺医少药的明清
时代，不得病、少得病乃至延年益寿应该说是人们的一种奢望。一些秘密教门正是看上这一点，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借鉴道家修炼的思想，以能得到长生不死的目的为借口，吸引人们入教，这方面黄天教做得比较典型。黄天教从该教门创始人普明即李宾开始，便宣扬通过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这样美好的愿望，吸引着很多人加入到黄天教的组织中去，这也正是黄天教教首所最希望看到的场面。
中国秘密教门所面临的社会生存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信仰方面他们受到正规宗教的排挤和打压，被视为邪教异端。在创立初期，老百姓对于教首们美好的说教，并不是很认同。教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处于地下状态，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是每个秘密教门创始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深知仅凭美好空洞的说教和无法兑现的许诺，是不能打动人们的心，于是他们想到了道教的治病手段和文武气功。
道教的养生之道长期存在于民间之中，这使处于缺医少药和弱势群体的贫苦百姓在生活方面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在一个普通百姓面前同时摆出两个选择：是愿意此生身体强壮，不受人欺负，活得轰轰烈烈，还是一生穷困潦倒，但死后能够享受冥福，显然，普通民众的选择会是前者。当然，两者同时兼得，更是一种两全齐美的事情。秘密教门的创始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开出空洞的进入“云城”、“天宫”享福的许诺之后，也注重对入教者眼前利益的承诺，很多秘密教门都是以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特色，例如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东恩县人陈起祥传习的一炷香教，就以为人治病相号召，其具体治病
方法是根据病人发病部位，确定得病原因，如果病人头痛，就断言一定因为不敬父母；手足疼痛，便断言与兄弟不和有关；如果断定患者的良心出了问题，他表现的症状一定是腹部疼痛。判定病因后，要病人对天磕头改悔。[5]
除了以看病号召外，很多秘密教门还把道教的坐功运气加以改造利用，并将其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场和武场，这一点在山东这个习武之乡尤甚。
总之，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秘密教门所采取的炼内丹、坐功运气乃至发展到后来教门内部的文场、武场，表面看来是偶然现象，实际上这恰恰是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而成了秘密教门发展的有力支柱，也为教首实现其个人
政治野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把儒家化伦理道德(忠君孝亲、三纲五常等)发展成为拥护君主制、维护旧道德的说教。
中国秘密教门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加以利用和改造。秘密教门发展到后期，儒家的纲常名教被进一步强化。除此之外，秘密教门还把佛教的经典思想偷梁换柱，据为己用。罗教对于佛家思想的宣传，则随处可见，例如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无始以来至今，还糊涂流浪红尘，不着出路，六道轮回，父母无期数，死后不知托生什么物，或变猪羊，或变獐狍鹿。”劝人们“把红尘，抛弃了，与世无情。” 这一点，兴起于清末而大盛于民国年间的一贯道信徒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贯道是信徒自称“在家佛教”，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一律称为“佛堂”，新道徒入教也就是所谓的“点道”，而那些考验表现诚心、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扶鸾”、“借窍”、“传三室”、“训练班”等场所，无不在挂有“佛”字的地方举行，而且那些教首开口闭口也都是什么“仙佛附体”，做事之前也要在佛堂点上佛灯和蜡烛，为佛进香，给了信徒强烈的暗示；这些就是佛教，真佛就在这里，这也正是一贯道教首所追求的。
（二）巧妙改造和利用民众意识
前文提到，在传统正规的宗教以外，中国各地还流传着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这些信仰和传说内容丰富多彩，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保佑平安求免疫病的“南海老母”；有救苦救难功能的“观音菩萨”；有祈福免灾的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祈求降水、避免干旱的“水神龙王爷”；等等。对这些民间信仰，老百姓很容易相信，流传甚广，有些意识还植根于百姓心中，妇孺皆知。对于秘密教门的教主来说，如果仅仅利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未免太窄了一些，不利于传教。所以我们仔细考察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的教义，无不在杂揉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外，掺杂了大量民众意识作为创教和支撑其教义的主要内容。比如，在秘密教门的经卷里，普遍推崇的义勇之神是关羽，不少秘密教门把崇拜的偶像都定在关羽身上。民间教门的关羽崇拜，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和意识取向，关羽的性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忠勇。《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不仅武力过人，而且重义轻利，专诚不二。可见，关羽理想化的性格，正好符合了民间秘密教门教主的要求，也和一般教徒的思想能够产生共鸣。此外，民众意识传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魏延、秦琼、杨业、哪咤乃至神话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都成了秘密教门宝卷里的座上客。嘉庆元年以混元教为主力的教门大起义里，教首就让教徒祈祷“八大金刚将、哪咤”等，声称他们可以“引路护身，可避枪箭”。
在秘密教门的教义中，还大量体现了中国百姓善良的传统思想。清茶门教在传徒时，首先要向入教者传授所谓的“三皈五戒”。“三皈”指的是：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师。“五戒”则是，“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邪淫，四戒荤酒，而且不食生葱生蒜，五戒诳诏”。[6]
一柱香教在传教时，则力主要教徒孝敬父母，教徒在一起烧香磕头的同时，一起吟诵：“父母恩理应赞念”的词句，并规定凡不孝敬父母，或有奸、盗、赌博行为的人，一律不准入教。[7]
一柱香教还有这样的歌谣：
……
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
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酒戒色莫赌钱。
还有：
依天靠天，白天要吃穿。天赐雨露，普地下遍。
丰收了都吃饱饭，不受饥寒。天也没图半文钱。
日都吃三餐，该将佛念，阿弥陀佛。[8] (连诵三遍)
此外，一柱香教还有“敬天地，孝父母，尊敬长者，和睦乡里，吃屈忍耐，戒去杀祸”等类的词句。
上述歌词歌诀，无非是把百姓的各种美好愿望揉合在一起，劝人学好向善，孝顺父母，戒除酒、色、赌博等等恶习，也劝人安分守己，向官府缴纳钱粮，一柱香教也被称好话教。广大贫苦百姓正是信从了这些美好的说教，愿意加入到秘密教门中去。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秘密教门的教首正是利用了中国民众意识，为其私利服务。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清规戒律，只是教首哄骗信徒的一种手段，教首从来就没有遵守，也没有打算遵守。
（三）教义迎合百姓心理，达到教主私利
中国老百姓虽然物质生活非常贫困，精神生活贫乏，但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不愿伤害生灵，不愿因自己的原因而让别人过不了好日子，痛恨一切有悖于良好生活习惯的行为。这是一种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是非常务实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在困境中真正得到接济，比什么都实际。从罗教在粮船水手中传播的情况来看，该教教义满足了这些水手们的生存需要。
粮船水手多是来自运河沿线的破产农民，他们常年奔波在千里大运河上，劳动极为艰苦且充满风险，如果所运粮食遭到覆船或火灾等情况，就要由运粮者赔偿，发生一次事故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另外，水手们收入微薄，运粮又有季节性，每运一次就有一个单程回空，根本挣不到钱，每到闲季，大批水手生活无着，只好靠打工度日。另外，这些水手一旦年老生病，丧失劳动能力，下场极为悲惨，正因为这些情况，水手们精神空虚，也有许多实际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罗教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闲暇栖息之地。另外，罗教还帮助水手们调解矛盾，接纳年老有病的水手在此茹素诵经，创立了许多庵堂，“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9]。
这样，罗教的庵堂成了粮船水手的临时住所和可以依靠的地方，
自然也成了罗教传播与活动的中心，粮船水手加入罗教，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信仰，到不如说他们是出于求生的需要。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的一支弘阳教，只收妇女，尤其是吸收寡妇入教，教徒的主要活动除了烧香诵经，就是替人治病，该教规定每月聚会两次，诵经拜佛的内容无非是劝人行善一类，教徒上香上供，也要“随愿奉献钱文”[10]。
这支弘阳教吸引人入教的手法也是看准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中国，一个妇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还会带来种种麻烦，弘阳教吸引夫故无嗣的妇女入教，对于这些身处绝境的妇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对于这些妇女来讲不仅是精神上的安慰，入教之后，可以通过传徒，做会挣钱，有一定的收入，使这些穷苦无着的妇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妇女越来越多。
(四)解除病痛、健体强身
几乎所有的秘密教门在传教时，都把为人解除病痛，健体强身作为招徕徒众的重要手段之一。
很多秘密教门的教首本身就已学过一些医术。弘阳教的始祖韩太湖本身就是一位民间医生，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他“未尝受读，自能知医，医病颇著奇迹”[11]。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人。老百姓把他奉为药王，甚至为其建造塑像，香火不断。不管韩太湖的医术高明与否，但懂得医术是事实。从教祖开始，弘阳教的教徒始终给人以能
治疗疾病的印象，治疗的方法有气功、针灸、饮用茶叶和画符等。这里有医术，也有巫术，但在封建社会，人们往往很难将医术与巫术截然分开，针灸、气功和饮用茶叶是属于中医学的范畴。老百姓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老百姓一旦生病，很难得到治疗，只好求助于土方或巫术，懂些医术的人更是被人看重，一旦疾病能够治愈，医治者的地位就会得到提高，因为能够治愈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病很难医治，那就要寄希望于不得病或少得病的强体健身上面了，更何况有了强壮的身体还可以保家卫院，不受人欺负。在这一方面，秘密教门同样想到了。
除了清水教教首王伦教授弟子习练气功健身以外，嘉庆年间山东一带的八卦教分支离卦教也以习练武功见长，其办法是：“用药薰洗，吃符运气，学会不怕刀剑。”[12]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山东当地的民风，也从精神上满足了老百姓健体强身的需要。
秘密教门的以上做法，也是吸取了中国民众意识中热心助人的传统美德和强身健体的内容，并加以发挥扩展，从而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秘密教门中来。
三、民众意识和明清秘密教门的相互作用对
社会的
影响 （一）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猛
发展 明清时期，是
中国秘密教门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秘密教门更是发展迅速，根据一份统计资料，从成化到隆庆(1465-1572)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教门武装起事达到45起，其中千人以上有12起；从万历到天启年间(1573—1627)，50年中教门起事达到32起，千人以上的7起。[13]
从教门的种类来看，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也不仅仅限于白莲教一种，新的教门教派不断出现，明朝中后期成了教门大发展时期。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些教门，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比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和弘阳教等等。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礼部奏请“禁左道以正人心”时，列举了当时盛行的八种教名：“一名涅盘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教之名，实演白莲教之实，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为煽惑。”[14]而到了天启年间，这种较大的秘密教门数目整整翻了一番，有十六个之多，[15]这还不算那些较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教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门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单单局限于起事造反，而是出现了很多以传教为生的世袭家族，例如山西的李福达家族、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家族，皆父传子，子传孙，延续数百年之久。
从教门发展的地理分布看，也是全国各地都有，从者甚多，仅闻香教在山东一地的会众，就有200万之多。[16] 在这种环境下，教门的经卷也流传开来，比如罗教的经卷《五部六册》，在明代就多次刊印，光是版本就有20种以上。并有号称临济正宗的兰风、王源静等的补缺注漏，以《金刚般若经注解全集》(即《开心法要》刊行于世[17]，并企图混入《大藏经》中，弘阳教则借助太监的资助刊印了大量的经卷。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速发展，除了其特定的
历史原因之外，和明清时期民众意识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明清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各种矛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切为秘密教门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秘密教门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原因，比如明清时期的
政治环境、宗教环境、民众受
教育极低的文化环境、自给自足的
经济环境等等，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成熟的民众意识为秘密教门创立提供了精神支持。
那些教主在创教和传教的时候，无不利用了当时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例如在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候，担心前途没有把握、期待有“神人”能够保证他们在灾害出现之前，不发生危害他们安全的灾难；而灾难一旦发生，则企盼灾难尽早结束。
秘密教门就是利用农民的这种心态，向他们宣称劫难就在眼前。乾隆五十九年，湖北的西天大乘教宣称，山西平阳府王家庄有一块大石，一日大石头忽然裂开，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河”的字样，只有入教，熟读西天大乘教的经文，才能幸免。[18]面对如此可怕的场景，秘密教门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入教才能得救。乾隆末年八卦教则宣称，入了该教，可以消灾免祸，不但今生获福，来世必得好处。如此等等。
秘密教门开出“美好”“实用”的药方，对于那些生活没有保证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民众意识有很多
内容，他是下层民众为了在恶劣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的精神支柱，反过来说下层群众的精神物质需求也反映在民众意识的内容里，比如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需求；祛病健身的需要即生理需求，追求权力的政治需求和追求改变生活窘况的金钱需求等等，都是通过民众意识反映出来。秘密教门的教主在创教和传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下层群众的这些需求，再杂揉上儒释道三家的部分内容，开出许多虚幻的承诺，切中下层群众的心理要害，教门遂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众意识虽然在各地都有存在，所述内容也都大同小异，都是歌颂美好，求真务实，但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的层面，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具有地域特点，一定的习俗，一定信仰仪式仅仅限于一定的地域之内，在当时
交通资讯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样的习俗就只能限制在一定的地区之内。第二，民众意识一般都以口头文学为主，很少形成文字的东西流传下来，秘密教门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民众意识这两个方面的不足，在明清时期众多的秘密教门中，跨地域、跨时空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罗教、黄天教、清茶门教等都是横跨数省，存在百年之上的大教门，这些教门在创教过程中所吸纳的民众意识的内容，随着教门的传播也被传播扩散开，尽管这些内容也许被改造和歪曲。这些教门都有自己的教义，被记录在其经卷中，原先许多没有文字记载的民众意识传说，也随着经卷而被保留下来，成为教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文字的东西外，不少民间流传的形体动作也在秘密教门的传播之下走出地域的限制，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的清水教，本来是存在于鲁北一隅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气功，经过教门的传播，成了数省众多信徒每日必练的功课。所以，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对民众意识的完善和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相互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都是存在于明清时期下层社会中。民众意识的基础更广泛、更持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秘密教门是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思想相互融合，民众意识借助秘密教门跨出地域和时间的界限，经过秘密教门里文人的整理，形成文字得以保存下来；秘密教门则汲取了民众意识的丰富营养资源，创造的教义更加贴近下层群众，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众意识的因素，秘密教门不能在明清时期发展得如此迅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信徒。两者的相互融合对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主要表现在：
首先，促进了民众力量的增强。
民众意识对于老百姓的聚合作用是比较分散的，也难于持久系统地流传下来，但经过与秘密教门的结合改变了这种情况，下层民众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主要以秘密社会的形式出现。
第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新的阶层、新的阶级开始出现。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新形势下，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融合也成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社会上各个阶层都很重视，就连统治阶级也不能忽视。我们考察近百年来发生的大事，几乎都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结语 从新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重视对民众意识的
研究 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对其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许多学者已经在秘密教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何使研究更加深一步？显然，对中国民众意识的研究不应忽视。
民间信仰意识，是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秘密教门和民众意识相互融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要想更深入地了解秘密教门，就要加强对民众意识的研究。特别是把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是摆在学界面前一个新的和十分必要的课题。
[1] 如：程歗《晚清乡土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侯杰、范丽珠《中国民众意识》，山西
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等。
[2]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3、332页。
[3] 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
社会》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4]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参考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军录》），直隶总督方寿畴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6] 档案《朱批奏折》（以下简称《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7] 《军录》，直隶总督方受畴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8] 《军录》，嘉庆十九年步军统领衙门英和奏折。
[9] 《史料旬刊》第十二期，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10]《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1] 光绪《广平府志》卷二十三。
[12]《军录》，嘉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百龄奏折。
[13] 王净：《明代民间宗教反政府活动的诸种表现与特征》，《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
[14] 见《万历实录》卷五五三。
[15] 本数字来自明天启年间《龙华经》。
[16]《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17]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73－185页。
[18]《军录》，陕西巡抚秦承恩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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