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在美国率先出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一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它的出现与战后生态危机和现代环保运动有密切联系，其发展受到生态学思潮变化的明显影响。它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问题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史属于新史学的范畴，相对于新史学的其他分支而言，它具有更为突出的批判现实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有所弱化。

关键词：环境史；环保运动；生态学；人与自然；现实批判


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环境史在美国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关于环境史学的学理性阐释，即便在美国，成果也非常有限，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由于环境史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开放的新学科，美国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也各不相同。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纳什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1]。沃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2]。麦钱特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它仍处于一个需要自我界定的过程当中”[3]。斯坦伯格认为，环境史学要“探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4]。斯图尔特认为，环境史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小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5]。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它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6]。美国环境史学会提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①
从上引的关于环境史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一般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环境史的，对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他们基本能够形成共识。但在笔者看来，对环境史的上述界定既不能把环境史同其他相关的学科——人文地理学、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同样也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也不能涵盖环境史丰富的研究内容，而把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排除在外了。笔者以为，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在美国率先出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一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
首先，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环境史之所以直到战后才开始出现，是因为战后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就现代环保运动而言，又以美国环保运动最有声势。这是由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其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②。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生活品质就成为公众的追求，环境质量的好坏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是，自战后以来，美国的环境污染事件却层出不穷。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科技最为发达，高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新的污染——核放射性尘埃污染、杀虫剂污染——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另外，美国自然环境变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欧洲。在白人到达以前，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他们对美洲大陆自然景观的改变也非常有限，但在几个世纪之内，这里的景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进运动促成了美国的崛起，但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这些都促成了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环保运动，就不会有环境史。环境史是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如果理解和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关于人地关系的记载和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些记载和研究并非是作者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他们与现代环保运动也毫无联系，所以不能牵强附会地把它们也归人环境史的范畴。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环保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许多传统的学科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从而出现了一批诸如环境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生态文学、环境经济学等新的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立足于自身的优势，从本学科的角度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层面。
其次，环境史是一门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学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态学本身就是一门探讨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Haeckel)于1866年提出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Ecology(生态学)的词根Eco是由希腊文Oikos派生出来的，而Oikos的意思是“家”，所以生态学本身就包含“地球是我们的家”[7](p26)的含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生态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其一，研究范围从最初局限于动物与植物的关系扩展到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在战后尤其明显，并衍生出人类生态学这一次分支学科。生态学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从主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发展到研究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成为生态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生态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其二，生物群落的发展演替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内容[8](P248)，在自然状态下，其发展演替不断趋向和谐有序。由此就可以引中，环境问题缘于人对自然的过分干扰，人往往是自然的破坏者。这一提法使生态学自身有着一种反文明的倾向[8](P292)。其三，生态学还朝计量化和伦理化的方向发展。林德曼的“百分之十规律”(生态系统在相邻的每二级之间的能量转换率只有10％)和奥德姆对生态系统的划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体现了生态学开始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化。根据生态系统金字塔，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其数量必须保持适度，而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另外，人靠大自然供养，所以人类应该善待自然。生态学伦理化突出表现为利奥波德于1949年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他认为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9](P194)。另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说明，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最终都会对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生态学的这些观念，恰恰正是环保运动、环境史学要着力弘扬的。生态学所以能够成为环境史学的基础，一方面是由于它可以为环境史学所倡导的一些理沦主张提供自然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是由于生态学研究为衡量人为环境变化提供了参照标准。一般而言，生态学主要研究不以人类为主体的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诸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在自然条件下(在无人状态下)的演化状况。这些不同的生态系统恰恰就构成了环境史学研究对象之一极——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环境。通过对自然(理想)条件下和有人类因素参与条件下的同一地区的环境演化进行对比，就可以大致了解该地区在某一时段之内的人为环境变迁。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从各层面分析人为因素对环境变迁的影响。大致也可以说，对环境史学而言，它研究的是历史上各个特定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生态系统，其中人是主体，相对于人而言，自然就构成人类生态系统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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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rk Your Calendar”，Http：ncph．org/PDFS/ASEH/pdf．
② 有关数据可参考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环境史学既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它就必然受到生态思想变迁的影响。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关于自然的观念变化。“比如在保罗·西尔斯(Paul Sears)的时代，生态学基本上是研究自然的平衡、和谐、有序的科学”，顶级演替理论为那一时期多数环境史学家所信奉，生物群落、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名词就经常出现在环境史著作中。而“当前，生态学变成了研究混乱、无序和混沌的科学”，自然又被认为是混乱无序的，完全丧失发展方向的，无法预测的，生态破坏被生态变迁、混沌等名词取而代之[10]。理解和把握环境史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把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西部史学区别开来。
再次，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众多学科——比如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本身就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当前已经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个整体，但自近代以来，人(社会)与自然被各学科人为地割裂开来了，这就容易导致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片面错误认识，认为人外在于自然。人的生产社会活动可以不受自然的限制。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社会与自然本身的内在复杂性，都要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藩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就正好体现了这一要求和趋势。在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后，许多传统的学科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在立足于本学科的基础上研究环境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分支。
环境史学所研究的人，是参与社会实践的人，因而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点。恰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56)，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但环境史学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并不忽视人的生物性。人的生物性体现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活。人同时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而不可能将二者剥离，因而应该尽量协调人的两重属性。对人的社会性的塑造，也只有在顺应人的本性时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结果。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有一句名言，人在成为新教徒、天主教徒之前，他首先就是一个生物人①。在他的研究中，饮食结构、人口消长、疾病都是重要内容。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12](P15—17)。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乔·塔尔就说过，“正如生物的新陈代谢离不开阳光、能源、营养物质、水、空气，在城市生活也需要清洁的空气、水、食物、燃料和物质才能维持生存。这些物质中的一部分最初可能来自城市自身的某个地区，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城市扩展它的生态足迹，它们越来越多地取自不断扩大的城市的内地”②。在塔尔和麦乐西(Martin Melosi)等学者的倡导下，城市环境越来越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
一般来说，对环境的人为干扰越多，环境问题就越严重。就荒野、农村和城市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城市的生态系统最脆弱、最容易导致环境问题。城市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但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城市化使人口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迅速集结。人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求生活的舒适，必然加大活动强度和频率，从而盲目加快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同时对资源的利用又不充分，造成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现象；缺乏自然生态系统那种循环再生的结构功能关系。这样，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使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失调，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出现了全球性的城市膨胀、交通拥挤、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环境污染、居住条件恶劣等城市生态危机”[13](P821)。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城市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使城市成为环境史学家不能不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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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 Peter Coates, "Clio’s New Greenhouse", History Today, vol. 8,no. zl August 1996,pp, 15—22.
② Joel A. Tarr, “The Metabolism of the Industrial City: The Case of Pittsburgh”, http：//environment, harvard, edu/activities/events/ devent.

诚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言，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自然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的不满、反抗和修正。但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而在自然环境的客观属性和人类的主观要求之间，在自然环境的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人类文明正是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始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始终存在，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征服自然，不断改造周围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人类不断地改变着周围的地理环境，在自然身上打下文明的烙印。同时，自然环境又通过它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在自然面前越来越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以人类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对自然为所欲为，当他们试图打破自然法则时，通常只会加剧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一旦环境迅速恶化，又会直接殃及人类自身，这已为中外历史所反复证明。自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但恰恰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类在取得对自然的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之时，人类整体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生存困境。环境史学就是对这一过程和局面进行反思。多数环境史著作都是讲述哥伦布环球航行以来近500年的故事，所以环境史又被许多学者称为“现代环境史”[14]。当然。这并不等于环境史学家就不研究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地关系。
除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外，环境史还研究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史学固然是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但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征的集团和个人，而不是像生态学、生物学一样把人当作一个整体。环境史学研究人类在开发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研究历史上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不同方式和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研究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自然的生态系统出现结构与功能的紊乱——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有人成为受益者，有人成为受害者。在生态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人与自然的矛盾实际上又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指出，“地球的危机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的危机。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物的，或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它们是社会的、历史的，扎根于生产关系、技术推动和人口趋势。总之，由于危机的社会根源，解决办法必须包括社会关系的转变，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15]。环境史学注重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环境种族史、生态女性史、环境正义问题日益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重视，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都成为环境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总之，环境史不仅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还研究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瘟疫史的研究来加以说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瘟疫史就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瘟疫史并不着重研究瘟疫的医学临床表现、药物的成分和性状以及疾病的医学治疗，它主要研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人类对瘟疫的控制，还要研究以瘟疫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笔者看来，2003年在我国肆虐的“非典”日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将来的环境史学家在研究“非典”时，他当然会谈及“非典”的发病机理、传播途径、典型症状，但这肯定不是重点，他着重研究的问题至少可以包括：“非典”对北京等疫区市民、对政府威信、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治“非典”?如果对“非典”的研究仅仅到此为止，那么这种研究无疑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以“非典”为中介的多种社会关系，比如在“非典”问题上，为什么部分政府官员瞒报感染人数，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普通公众、医疗单位、不同政府部门、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各有什么反应?哪些人群、哪些阶层、哪些行业最容易受到“非典”威胁和伤害?在防治“非典”方面，社会各界进行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否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社会各界对政府管制的加强有何反应?为什么“非典”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控制?“非典”对政府工作、对第三产业部门、对普通公众的生态观念提出了哪些警示和启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大大深化对“非典”的研究。
最后，环境史属于新史学的一种，但和新史学的其他分支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和族裔史等相比，它的批判色彩和教育警示功能无疑要更为突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与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有密切关系。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在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下。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关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与重建。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对自然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基本相对和谐逐渐走向紧张对抗。正如汤因比所言，现在，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16](P21)，“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后果”[16](P10)。其次，环境史学的批判色彩和教育警示功能与环保运动的主张也是一脉相承的。就美国而言，诸多环境史学家，比如唐·弗洛里斯(Don Flores)、苏姗·福莱德(Susan Flader)、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都是环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多少都会受环保运动理念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向90年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从强调对荒野自然的保护转向强调不同社会阶层在免受环境侵害方面应该享有平等公正的权利，主要是使受环境破坏威胁更多的弱势人群得到保护。尽管如此，环保运动始终在倡导不同于现行主导价值观的绿色价值观。绿色价值观荟萃了参与环保运动的绿色主义者的诸多观点，并形成了关于自然、关于人、关于科技、关于生产和经济、关于政治的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看法。就自然观而言，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就人类而言，绿色世界观认为，人天生就是具有合作性的；社会等级是非自然的、不合理的和可避免的；生活的精神质量比物质拥有更重要；感情、直觉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至少同样重要。就技术而言，绿色世界观提倡，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技术是仆人而不是主人；应该采用整体主义的思考方式，综合解决环境问题。就生产和经济而言，绿色世界观强调，应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不论它们是否有利可图；如果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和环境危害，它就没有效率；不加区分的、不能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可取；经济规划的时间应该是长期的(几百年)而不是短期的(5—10年)；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应该减少，最终使各地区和社区能够自给和自我支撑。就政治而言，绿色世界观提倡，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地方社区是最重要的政治单位；解决环境问题的惟一出路，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变革，必须废除工业生活方式；专家可以献计献策，但不应该掌握过分的权威和权力；主张直接民主[17]。绿色价值观或多或少被环境史学家接受，因此，毫不奇怪，许多环境史著作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特点。
环境史鲜明的批判性，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环境史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沃斯特的《尘暴》和《帝国之河》、麦钱特的《自然之死》、怀特的《依附的根源》描述的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扩张所导致的一些生态灾难和社会悲剧。这些著作非常震撼人心，充分发挥了环境史深刻的教育警示功能。战后环境问题虽然已经层出不穷，但社会多数对自身的困境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一状况让人不寒而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问世的许多环境史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环境史学者对未来的重重忧虑和对现状的深刻反思。正是环境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使90年代以前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伦理诉求，在警示背后充盈着对世人的殷切期望和对人类出路的漫漫求索。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即便在阅读以生态悲剧为主题的环境史著作时，在忧叹之外，是不是会有更多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呢?既然是我们使地球满目疮痍，我们对拯救家园理应责无旁贷。在忏悔之外，我们要振奋人心，赶紧行动，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开辟一条人与自然相互和谐、人与人相互和谐的发展道路。
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环境史学的批判现实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所弱化。其所以如此，首先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从社会现实来看，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经过20多年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环境质量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污染的集中爆发期而言，已经明显得到改善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环保政策普遍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回潮，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的上台。从政治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环保运动的政治化，使环保观念深入人心，使环保政策或多或少地被采纳和执行，与此同时，环保运动的一些激进主张逐渐被抛弃了。从国际形势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暂时告一段落。在这种胜败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沾沾自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也明显弱化。其次，它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生态学本身发生变化也有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克来门茨提出的顶级理论模式处于主导优势，这种模式认为自然的发展演替不断趋于和谐有序，既然如此，环境危机就应该归咎于人类及其文明。而在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再次，环境史学批判特色的弱化，与90年代以来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也有比较直接的联系。社会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外交史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抛弃精英史观，关注并书写占社会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和环境史的顺利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90年代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创造的有利契机。环境正义运动“以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阶级主义为理论前提。认为环境灾害对少数民族社区、贫困人口的不利影响要严重得多”，反对环境保护中的种族和阶级歧视，争取环境保护方面的平等权利，因此环境正义运动又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民权运动”[18]。环境史和社会史的合流，在赋予环境史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削弱了环境史中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环境史的社会史化，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环境史更容易被主流史学接纳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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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美国的情况，可参考约翰·斯蒂尔·斯蒂尔·戈登：《美国的自然环境》，《美国大观》1997年第11期，第8页。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批判现实的特点，正是其生命和活力所在。在全球生态环境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严峻形势面前，人类要想转危为安，就必须改变观念，不再以自然的主宰自居。而应该敬畏自然，守护家园。同时，要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推动各种社会关系不断趋于公正和谐。推动上述转变，应该成为社会各界不懈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的道德伦理诉求，环境史的现实批判锋芒，在环境危机面前，还是非常必要的。在2003年美国环境史年会上，沃斯特做了题为《环境史的变化》的发言，对当前美国环境史缺少现实批判精神提出批评，沃斯特的主张尽管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同时也愈发显示其难能可贵。
总之，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危机、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在美国首先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对现实的批判、对文明的反思都是旨在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探寻出路。环境史的出现及其特点，说明了历史学总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嬗变，唯其如此。历史学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常写常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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