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20世纪的西方史学；全球史观；新史学
　　【内容提要】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　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对于当代西方史学的特点和趋势，很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做出准确的概括。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似乎用“变动中的西方史学”，强调它的“变动性”更恰当。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模糊”的描述往往比似是而非的“准确”的描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尽管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它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出发，去认识和分析当代西方史学的某些有一定倾向性的内容。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　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有选择地汲取西方史学的有益内容，为我所用。

　　一、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主要内容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是因为西方史学在19世纪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著《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　。在他看来，“人们时常谈到‘历史的结论’、‘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但没有一致同意的结论，只有个别的结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历史中所提出的各个问题，现在或将来会有最后的答案吗?如果有的话，它们还没有被找到”。[1]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在批判地继承19世纪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学派林立，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目不暇接。科学地认识20世纪西方史学，有选择地借鉴其有益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19世纪的西方史学，当数德国“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然而，正是在兰克的故乡，首先揭开了批判包括兰克史学在内的“新史学”的序幕，使西方传统史学受到强烈震动。20世纪初，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摆脱传统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模式。他所致力于的“新文化史学派”，强调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探究“为什么”。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其代表作《新史学》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他说，这部著作“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做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样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2]；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不应脱离现实生活，要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倡导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不断提高史学家的知识素养，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他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逐渐形成了显赫的“新史学派”，新史学一时风靡欧美诸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主流，就是在“新史学”的旗帜下持续发展的。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29年创刊后名称多次变更，1939～1943年为　《社会史年鉴》，1944年称《社会史杂志》，1946年以后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两位创办者费弗尔和布洛克在该刊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在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3]该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　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代的土地问　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正如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4]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莫尔顿等人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出版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提出“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等主张，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J·E·希尔的《英国革命：1640年》(1955年)、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都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此外还有M·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年)　；R·希尔顿的《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1969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　1976年)；E·J·霍布斯鲍姆的《最初的叛逆者》(1959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　等。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吕阿、科尔尼　、索布尔、伏费尔等。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抵抗运动中　的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大革命史等。1953年，法共组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　，1961年主办“历史学面对时代”思想周，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有力地推动　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后来人们经常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史学，和这里所讲的英国、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西方马克　思主义”史学，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相结合。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西方史学中　的一个学派，只是从研究方法上，而不是从世界观、价值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端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中期完成了从“思　辨的历史哲学”向“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　的是文化形态学派。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第1卷　问世，最早论述了文化形态理论。他将文化视作具有诞生、成长、鼎盛、衰亡阶段的有　机体，并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英国历史学家A·J·　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O·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　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在12卷本《历史研究》(1934年～1961年)中，他详尽地讨论　了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意大利学者克罗　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7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真历史”；英国学者柯林　伍德在《历史的观念》(1946年)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　重演”。上述著名命题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研究领域迅速扩大　，“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生　活的深刻变革，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回答。在这种情　况下，传统史学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就　决定了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　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在广泛采用新　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
　　新的史学方法和一系列新的史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新的理论在不少方面需要通过新　的方法体现出来，需要新的方法的支持；而那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则是在新　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　战后西方史学理论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更重视理　论性的描述，借助跨学科的方法充分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对历史认识客体进　行总体性的研究，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弥补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某　些不足或缺陷，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史学的发展。
　　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主要有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　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　、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作为　一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运用，但仅　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已，在历史研究的诸多方法中并无更多地影响，而战后西方史学的　发展使其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影响逐渐扩大，逐渐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　科，如计量方法——计量史学；比较方法——比较史学等。其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在学术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影响和推动下，首先是历史　学和相关学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然后在史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内　外已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其理论意义、方法论原则、发展进程、主要代表人　物、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在史学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等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任何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都不是史学理论和方法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　简单的嫁接的产物，而是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相互汲取、彼此交融的结果。一般认为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的缺点是只重视个案研究，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社会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恰恰相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社会史学则是在克服历　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将其有　机地结合在一切去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使之“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因此　，社会史学并不反对分析一系列具体的、实证的社会历史现象，但却是从整体上认识社　会历史现象，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进行研究，并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中　的重大问题做出整体性的回答。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在不少方面存有歧义，至今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　程中，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学术实践中获得继续成长的活力。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有些问题受客观原因所制约，甚至是难以避　免的。以“文化史学”为例，首先就要涉及如何认识“文化”这一概念的问题。1952年　，美国学者克鲁伯等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中提出“文化”的定义有　161种之多，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已发展达300余种。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　勒研究原始文化时，曾对“文化”进行这样的概括：文化是包含有全部的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　惯的复合体。这个概括既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也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是，什么是“文　化”尚无定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有统一的意见，不应成为“文化史学”继　续深入研究的障碍。相信不同学派学者通过广泛的对话，会在某些方面逐渐形成共识。
　　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如果认　为它们的出现，将会代替或已经动摇了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基础，那是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因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在丰富和完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另外，在具体的　历史研究中，也往往是各种不同的分支学科相互配合，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并　非要使用某一种方法，就一定要排除其他的方法。例如，论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　原因时，不仅分析政治、经济原因，而且还从社会人口的变迁、社会心理的演变等方面　进行分析，并同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比较，显然，这种综合分析更有助于人　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及这场革命的特点。
　　还应指出的是，上述论及的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是西方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样，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代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英国史学家克拉克　主编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的经典作品之　一。该书第12卷分析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动大清洗的原因时，用心理学的方法得出归结　于斯大林“病态心理”的结论，而这又是和1932年斯大林之妻的死联系在一起的，使其　“个性发展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而“疑心太重”、“手段毒辣”等等。这个结　论即使在西方史坛也多有争议，因为论者从某种先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过　分夸大了心理因素的作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关注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

　　人们在谈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全球化”是不可避免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全球化不是幻觉，而是事实，它作为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等，都从自身研究的具体客体出发，就全球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历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球化密切相联系的“全球史观”，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的建立体现了胜利者的意志和利益，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此后，战后分裂和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政治、经济等方面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再限制接受新会员国，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空　前密切。1989年东欧发生了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美国极力称霸世界，扬言美国是“国家社区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而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美国的“领导作用”提出挑战。[5]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20世纪50年代西　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则使“全球历史观”更加凸现出来。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全球史观”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4](P,　1、242)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6]。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在Q·巴勒克拉夫之后，当西方一些理论家公开反对“全球化”理论、指出这是“美丽的谎言”，另一些理论家则极力要把“全球化”理论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时，人们对“全球史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近年西方有多种体现“全球史观”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之一是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I·沃勒斯坦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目前已出版3卷，并译成法、德、意、西、葡、挪、匈、罗、塞尔维亚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以及盲文版。第一卷的全名是《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第2卷为《现代世界　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3卷为《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第4卷为《现代世界体系：1917年至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巩固和它内部的革命》。
　　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不少人的非议。现在，批判和修正I·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内容之一。I·沃勒斯坦生于1930年。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校后研究非洲问题，为副教授。青年时代曾在非洲工作。他说，他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者，曾与非洲解放运动年轻的勇士们同仇敌忾，共享欢乐。1968年因支持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运动，被迫离校，1970年到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开始撰写《现代世界体系》，现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曾来华在北大讲学。
　　I·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7]基于上述认识，I　·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他不是研究具体的国家或民族，而是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而世界体系可分　为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体系两部分。他还使用了“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　的历史。
　　I·沃勒斯坦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他强调的是对现行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柱国家体系”的破坏。他说：就意识形态而言对所谓的全球化所做的颂扬其实是我们这一体系临终前所做的哀鸣。我们已　进入了这一体系的危机时期。希望的丧失和伴随而来的恐惧是这一危机的缘由和主要症候。
　　I·沃勒斯坦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努力做到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十分关注现实问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写有《自由主义之后》(1995年)、《有托之乡——21世纪之历史抉择》(1998年)。在文章中，他写道：如果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事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衰微，更加表明了我们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　识形态赢得了最终胜利，而是决定性地削弱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续发挥其历史作用的能力”。[8]“9·11”事件发生后，他在《“9·11”——为什么会这样》一文中提出假如我们是本·拉登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的问题。他认为，那就是要表明美国是只纸老虎，首先是向美国人，其次是向世界上其他人表明这一点。美国貌似强大，在全世界到处伸手，而实际上连他本国的人民都保护不了。[9]
　　在阐述“世界历史体系”时，I·沃勒斯坦向流行于史学界的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的方法提出挑战。在他看来，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片面的和模糊的，既无法把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变迁完整地涵盖进去，又难以解决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因为二者不是社会系统，而是封闭的单位，无法解释社会系统中的总体社会变迁和局部的变迁。[7](P,6)通过“世界体系”，可以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和局部的、个体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整体和部分、一般和特殊、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等。
　　关于世界体系，I·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三种体系。“微型体系”只有小规模的劳动分工；“世界帝国”如古罗马、中国、埃及等，非全球的，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缺乏与其他体系的交换；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于欧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14～15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危机，成为16世纪以后欧洲的扩展和经济的转变　的前提和基础。I·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发展的动力在于对利润的最大追求，正是这种追求决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不断扩张。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前途，他认为它曾经有过巩固的趋势，但正在走到尽头，因为在扩张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现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应该为一种民主的、合理的体系所代替。
　　I·沃勒斯坦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谈到中国，他在分析21世纪中叶可能建立的新的世界体系时说：“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7](P,2)
　　I·沃勒斯坦还就“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而是一种在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并将这看做是“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是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I·沃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第二部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的实　际努力。在论及建立面向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时，他也对中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上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10]但这并不是要搞“中国中心论”，因为无论是“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还是“新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是植根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应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当解释世界体系起源的问题时，I·沃勒斯坦指出：“为什么哥伦布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人”?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上：农业生产的差距，欧洲需对　外扩展，中国农业生产先进，在自己的疆土内发展水稻生产，没有对外扩张的动机；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广大的世界帝国，而同时期的欧洲却是初生的世界经济，包括许多小的帝国、民族国家和城邦，欧洲的状况易于促进帝国解体。此外还有：帝国的体制限制了军事技术的发展；以王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欧不同，成为“捍卫传统和权威的武器”。总之，中国和西欧的区别在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
　　除了I·沃勒斯坦以外，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等也都强调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历史，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　。
　　“全球史观”的提出和发展是全球化在历史学中的反映，是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

四、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思考

　　研究外国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有利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因而，这种研究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
　　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最近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的世界定位时说，“我们要　有勇气去思考‘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　。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　自我期待”。张教授在论述中国文化问题时，提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或“我　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这决非小题大作，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他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　，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11]
　　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　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乱发议论，夸夸其谈，用一些晦涩的“新概念”、“新　术语”非常轻率地否定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例如，雷海宗先生谈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时，强调“彼此间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而中国不仅仅是消极的、被动的接受　，要自觉地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以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为例具体地阐　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　，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以援用……“发现”一词乃　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　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过去西欧人虽知中国，　但始终不够明确，进入16世纪，才真正“发现”了中国。雷先生认为：无论是何种社会　，人民都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在世界史上，即或是先进的地区对于落后的地区，也不当　用“发现”一类的词语。若用此类的词语，那就等于在世界上的国家及人民间，定出宾　主之分，有的居主位，是“发现者”；有的居宾位，是“被发现者”，在未“被发现”　前，等于不存在。因此雷先生建议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　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12]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　解决，在不少专著或教科书中，仍然见到的是“地理大发现”，而不是“新航路的开辟　”。又如顾颉刚教授1928年曾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有发刊词，其　中写道：“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　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将一直隐没在幕后的芸芸众　生推到历史图景的前台，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13]顾颉刚教授如此重要　的史学思想却长期被淹没，几乎为人们所忘记。然而，1966年4月英国历史学家汤普逊　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History fromBelow)时，国内史学界至今仍然认为由撰写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主要是社会民众的历　史，是汤普逊等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最早提出的，是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大成果之一。这　种认识和评价几乎写入了各种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社会　史学派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成就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评价无可非　议，问题是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为什么却对顾颉刚教授1928年曾提出的类似的史学观念却遗忘得一干二净。
　　上面所列雷海宗教授、顾颉刚教授的事例所以存在，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的独立性确实面临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这种　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也必然会有所表现。在近年美国的国家政策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始终将“文化”和“新经济”、“高科技”并列，极力使以美国文化为中心　的“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用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国际　秩序。托夫勒教授等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　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将掌握未来的世界。美国　学者在论述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的同时，着力宣扬“文化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他还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　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统。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提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仅在国际政治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如果只知道是在写“世界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中国人，那将是十分悲哀的。中国人应该写出自己心灵中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　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地积极参加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中去。它首先应该实现的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
　　在我国史学界，有些人将科学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淡化甚至否认历史研究的社会内　容，盲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其成果才有学术价值。之所以有这种　错误认识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西方的学术研究是“客观”的，具有科学精神。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历史学著作披着“学术”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放肆　的攻击并不鲜见。例如，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　研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出版后，在60年代、80年代多次再版，在西方学术界有较　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冷战政策的产物。他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和“东方专制主义”　概念，用“治水社会”和“半治水社会”体系代替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攻击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集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原理。在他看来，干旱、半干旱的东方　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而社会协作又需要强化纪律　、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通过歪曲古　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埃及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污蔑马克思　主义是“无与伦比的对科学的犯罪”。[14]魏特夫公开声称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　为了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做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成的“真空　”。该书即是“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15]这种赤裸裸的表　露足以表明，这里丝毫没有什么“科学”和“客观”可言。又如英籍奥地利科学哲学家　卡尔·波普尔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在西方学术界被公认为是“批判　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集中　阐释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主张通过所谓点滴的“社会工程”实现社会改　革，反对革命，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在学术上　致力于对“历史主义的反驳”，认为“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　来行程”[16]，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他攻击马克思主　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难以置信的智力　狂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而不是一种新颖、进步、革命和科学的　理论”。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本书“纪念各种信仰　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受难者”。[16](P,39)这段题词仇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显而易见，集　中表现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的阶级本质。由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　期以来，西方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其内容十分繁杂，需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认真研　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其中一些有益内容可以有选择地批　判地汲取，为我所用。但对我们说来，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　了什么问题，而不在于他们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例如，西方史学强调理论分析、理论　概括，对历史过程也强调理论描述，尽管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理　论基础上，但也同样启示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只不过我们的“理论”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上的理论，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
　　建设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重要内容之一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充分发挥　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不　断地提出问题，和不断地回答问题；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之间的永　无休止的对话，所谓“选择”，是一种理性的历史哲学思考，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创　造，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映”。在历史认识的范畴中，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历　史事实，然而，客观的物质世界毕竟是存在的，因此，“历史事实”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4页。
　　[2]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3页。
　　[3]转引自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
　　[5]参见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2页。
　　[6]G·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页。
　　[7]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8]I·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9]I·沃勒斯坦：《“9·11”——为什么会这样》，见《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14页。
　　[10]I·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序言》，见王正毅著《世界体系与中国》，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页。
　　[11]张洁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　访谈录》，2002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
　　[12]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13]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1928年第1期，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14]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89年版，第35页。
　　[15]参见李祖德等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页。
　　[16]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