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因素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在各地区分布的差异、各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农村工业化程度，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差别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它们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地区差距的成因和变动趋势至关重要。

　　地区间的资本流动

　　改革以前，地区间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受中央政策分配。改革以来的这20多年间，资本流动一方面受财政分配资金和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的引导。对外资而言，还受到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影响。财政体制、银行政策、市场条件、外资优惠政策等因素使得区域间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格局。

　　1.固定资产投资在地区间的分布

　　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东部的45%，但西部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区GDP 的比例）是22%，高于东、中部的18%.这提示当时投资是向西部倾斜的。这也基本反映改革以前投资的分布情况。在改革期间东部地区投资率迅速提高，超过了西部。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投资率才又超过了东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历史高点（但规模只相当于东部的35%），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这显然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为了搞清导致区域间投资率差距的原因，以下将对区域间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进行考察。这些计算受到数据准确度的影响，有的还需要借助于假设条件，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这里提供的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2.对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的估计

　　这里我们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进行估计。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各省的资本净流入（流出）应当等于投资与储蓄之差。我们以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为权重计算了各省城乡居民储蓄率，并用它近似代表各省总储蓄率，从各省GDP 推算出各省储蓄总额。以各省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储蓄总额，再扣除误差分配，就是近似的跨地区国内资本流动额。再加上外资投入，就反映出各地区净流入（流出）资本的总量。

　　我们还采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根据支出法GDP 核算，各省的GDP 可分解为最终消费C 、资本形成I 、货物与服务净出口X 三项（这里的“净出口”应理解为“净出省”）。假定初始阶段某省的跨省贸易是平衡的（但该假设会带来误差），那么X0，C IGDP.当发生资本净流入而其他条件不变时，C I ＞GDP ，X ＜0.此时资本形成中包含省外资本的流入，其值与X 相等，符号相反。此时用X 扣除对国外净出口后的负值可近似表示各省国内资本流入（或流出）的毛值。各省合计数不为0的部分为误差部分，进行分配和剔除后可近似得到各省国内资本流动净值。后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前一结果有一定出入，但在总的资本流动方向上与前者相当一致，因此起到了互相验证的作用（结果从略）。按三个地区汇总的数据，两组结果关联显著，相关系数为0.841；OLS 回归的t 值为7.777，R20.708.根据以上结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准），东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国内资本净流出，多数年份有数百亿的规模，在2000年达到1200亿元。但加上规模巨大的外商投资，东部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加上外资后，也没有改变流出的格局。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后期突破了1000亿元（不包括外资）。加上外商投资，资本流动的格局变化不大，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

　　3.资本流动的变动趋向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呈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种流动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外资优惠政策的地区差别也对资本投向有影响。这个差别如果长期保持下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相反，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并受到以前财政分配格局惯性的影响，较多地照顾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转移支付增加较快，使西部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2002年达到了42%的历史高点。东西部地区的增长率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说明缩小地区差距主要不能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转移。

　　至于银行信贷资金的分配，居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首先满足国有企业资金需求的模式，政策性贷款更是直接服从政府的政策目标，使银行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向中部地区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部。在过去，由于银行体系改革滞后，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并产生了大量不良信贷，银行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基本上无助于消除地区差距。在2000年已经出现了银行资金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由于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在内）超过了政府导向的资本流动，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是向东部地区倾斜。这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而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回报率的差别。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上述资本流动格局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是地区间资本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趋势。根据蔡昉、王德文（2003）的计算，在改革初期（1978年），东西部资本的边际产值相差一倍以上，经过了20年东部地区的持续大量投资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使两者趋于接近。这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是必然趋势，它预示着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将逐渐趋于平衡，从而阻止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原来只给予一些东部地区的外资优惠政策已部分地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后者对外资的吸引力。第三，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也在改善。上述变化有利于缩小投资回报率的地区差距，从而逐渐改变市场导向的资本一边倒地流向东部的局面。此外，政府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力度还将继续保持。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

　　但是，实现上述转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首先这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别进一步缩小的速率，而后者又依赖于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其次还取决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今后银行体制的改革方向。一方面，银行商业化和贷款利率市场化可能继续引导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业能够逐步形成多元竞争的局面，将产生一批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这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而减缓资金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两者都将有利于提高中长期经济效益，特别是后一个因素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1.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规模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6万多农户抽样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推算（见2002年报告，以下简称劳动部），截至2000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为1.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3.6%.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占65.8%.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约为2825万人，其中90%来自中西部（中部56%，西部34%）；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主要是流向城镇。

　　最主要的劳动力流入地是广东，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其他主要有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苏。这6个省市加起来占跨省农民工的3/4.主要的劳动力流出地有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广西、重庆等；它们占了跨省流动劳动力来源的77%.为了验证数据的准确度，作者将1999年劳动部数据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全国固定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对比（两个样本互相独立；后者包括2万多农户）。根据两个样本推算总体，1999年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总量分别为2115万人和1894万人，相差10%.差别不太大，说明基本上可信。

　　应当说明，两个抽样调查都是通过入户方式进行的，不可能包括已经全家迁徙到其他地区的原农村住户，因此以上流动数据可能偏小。如果假定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5%是举家搬迁，那么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在2000年可能已达到3300万人。按同比例估计，从中西部流到东部的劳动力接近2500万人。

　　2.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产出的贡献

　　第一步需要估计这些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边际产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农村居民收入调查，2000年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各省算术平均值）分别为3476、2075、1632元。假定劳动回报占纯收入的50%，其余部分为资本和土地的报酬。再根据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人均收入折算为劳动力的人均劳动报酬。考虑到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将该报酬按1.2的系数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个劳动报酬近似等于外出劳动力在原住地的边际产出水平。同样可以假定，外出劳动力在流入地的边际产出等于他们的工资水平。我们知道外来劳动力在流入地区的工资一般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作者采用各地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平均工资水平（这在各类企业中工资水平是最低的）来近似代表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水平。2000年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年边际产出分别只有1773元和1434元，而他们在东部城镇地区打工的边际产出达7837元，两者相差约5倍，平均每人多创35.7.造收入6224元。按2500万人计，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打工的劳动者额外创造了约1556亿元的价值，大约相当于中西部农业增加值的18%（而他们只占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数量的8%）。

　　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当然也对输入地的就业状况产生一定的压力。不过，外来劳动力从事的工作大多数仍然是东部地区和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脏、累、苦、低报酬的劳动，因此对当地就业的替代率显然远低于1∶1.他们填补了市场空缺、活跃了当地经济，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3.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的贡献

　　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外，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根据劳动部（2002）数据，2000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均寄带回家庭的款额为4522元。推算总体，汇寄款总额达5128亿元，因此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推算中西部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汇款，当接近1000亿元。这相当于将5亿多中西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提高了约10%.对那些相对贫困、外流劳动力多的区域来说，提高收入的作用尤其明显。

　　4.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潜力

　　与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数量相比，目前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还小。除了广东省和少数大城市，其他较发达省份和城市吸纳的劳动力还比较有限。劳动力迁移带来的问题有些是被人为夸大了，有些则是可以通过改善服务和管理来解决的。事实上仅广东一个省就吸纳了全部跨省流动劳动力的一半，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高失业现象，相反这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使得广东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可见，如果未来出现几个类似广东的省份，将使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大大扩展，从而有效地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我国城市化程度较低，服务业发展空间不足。我国目前仍有61%的人口居住在镇以下的农村，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这是改革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政策，和一段时期内实行的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政策的结果。

　　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

　　在研究资本和劳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时，我们应当侧重流量的分析；而在研究人力资本的影响时，则需要更加侧重对其存量差别的分析。

　　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有若干不同的角度。例如Romer （1986）用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而Lucas （1988）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人力资本。以下我们使用现有的数据，从不同角度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描述。1.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及教育的规模1999年，东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中部是7.7年，西部是6.9年，东西相差1.2年；而且在1996—1999年间两地区差距扩大了。关于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是经济观察说明受过高等教育者有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的明显趋向。

　　我们还可以用下列指标衡量东中西部地区教育规模或教育能力的相对差别：在校学生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职工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例、按人口平均的教育经费等等（计算结果从略）。这些指标都反映三个地区的相对教育规模有一定差距，其程度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基本一致（西部大约是东部的62%—88%）。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部中学教育普及率低于东部，即使差距不大（按在校学生占人口比例，西部为东部的88%），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西部地区的人力素质。2.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关于各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目前没有全社会范围的统计，我们只能近似地使用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目前非国有经济部门在研发和教育方面的发展还很有限，因此上述指标能够大致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按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分配还是相对平衡的，西部相当于东部的91%.但是按研发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例看，差距较大。在东部，研发经费占GDP 的1.1%，而中西部分别只有0.6%和0.8%（国家统计局，2002）。3.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如果从科技成果的角度来看地区差距，差别就远远超过了上面这些指标所反映的程度。按每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专利件数，东部为140件，中部和西部只有39和35件，西部相当于东部的25%（国家统计局，2002）。如果看平均每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中西部也仅相当于东部的31%和29%，而且这个差距似乎还在扩大。

　　以上情况说明，尽管以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东西部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更为突出的差距是中西部地区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程度太低，在人力资本的产出率方面无法与东部竞争。这显然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除了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配置和流动，还有制度和政策因素。我国经济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显著加快，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改革。但是市场化的进程在各地差别仍然很大。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课题使用25项客观指标进行度量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0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年的市场化指数（记分区间0—10分），按东中西3个地区分组平均，分别为7.16、5.47、4.71.这反映出绝大部分东部省份不仅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市场化进程中也走在中西部前面。中西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

　　樊纲和陈渝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他们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量（用技术发明专利表示）对各省的TFP 进行回归，两个解释变量在不同模型中都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市场化程度和技术进步是两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指标。

　　这一发现证实，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改革期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与前者在市场化改革中相对滞后有密切关系。因此，加速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对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将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在农村工业化方面，中西部的发展程度远低于东部。以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从业人数的比例衡量，2000年东部平均为36.8%，中部24.2%，西部只有18.9%，东西部相差一半（国家统计局，2002）。研究还发现，各省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联，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起了重要作用（王小鲁，200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840元，而西部12省（区、市）平均仅为483元。不难看出，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程度落后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这种落后并不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滞后。今天中西部已经不太可能简单重复东部走过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改革初期，市场供给存在大量空缺，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因为体制障碍而缺乏竞争力，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使乡镇企业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导向的优势占领市场。今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品牌、相关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乡镇企业在人力资本、技术、管理、基础设施、企业布局等方面的先天劣势越来越制约着它们的发展。它们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展。

　　经济改革期间，城市化发展速度有了明显的加快。但中西部地区目前在城市化方面发展同样滞后，而且与东部的差距在继续扩大。从1982年到2000年，东部城镇化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西部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

　　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还集中地反映在大中型城市不足。在我国，规模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计）只有92座，只容纳了全国9.6%的人口。在东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2座，人口有6500万，占东部人口的13.3%；而西部只有14座，人口还不到2000万，只占西部人口5.6%.模型分析发现，东西部城市化的差距可以解释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差距（王小鲁，2003）。因此目前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部分源于城市化水平的差距。西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振兴城市经济来带动。

主要结论

　　本文分别考察了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制度变革（主要是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结构变动（城市化是最主要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过去若干年中主导了地区间的相对变动趋势。

　　概括来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还在继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但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得地区间资本生产率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这个趋势，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可能在未来逐步改变资本流动的格局，使之较为有利于中西部的发展。但是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说明要缩小区域差距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尽快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软硬环境，包括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政府服务水平，改革科技开发体制，以及加速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这些将推进中西部的发展步伐，促使缩小区域差距的目标尽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