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可以购买人们所需的物品。因此货币单位的变化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这种变化具有一致性，它对一切交易的影响是均等的。假定价值的既定标准发生了变化，某人的一切权益和一切努力的成果以货币计量时是以往的两倍，但同时对于一切获取之物和一切享受满足，他也必须支付两倍于以往的货币量，那么这种变化对他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由此可见，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其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

自从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竟使其构成了近代经济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银或纸币计量的价值标准，都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不仅如此，这种波动所侵扰的社会，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相比，一般认为价值标准应该是相当稳定的。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物价在波动最猛烈时，一年间的涨落差距达22％；在19世纪初期，价格水平达到了最高点，尽管我们一向把这个时期看作是货币史上最紊乱的一个时期，但就价格水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比较而言，在长达13年的时期内，两者相差也还不到1倍。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形与近9年来不同寻常的变化作一比较。从1914年到1920年间，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相对于可购买的物品供给而言，支出货币的供给出现了极大的扩张。从1920年起，重新恢复对其金融局势的控制的那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通货膨胀，因而过分缩减了其货币供给，于是又尝到了通货紧缩的苦果。而那些没能重新控制金融局势的国家，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比以往更加严重。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问题像以上这样分类研究，应该是最便利的方法——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分析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

一、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1．投资者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某一时期内几乎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的货币投资契约有关的职能。这类契约——即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那种契约——正是我们为方便起见所称呼的投资制度（区别于一般的财产制度）的特色所在。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中，许多举措都是为了使财产的管理权从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些举措主要有三种类型：（1）财产所有者失去对财产的管理权，但仍保留着对他的财产，即实际的土地、建筑物、机器或成为其财产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典型方式是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财产所有者暂时同其财产脱离关系，并在此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最终财产所有权仍由他收回，此类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赁；（3）财产所有者同其财产永久地脱离关系，由此获取的报酬或者是无限期的以货币计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此类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体现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只要有货币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规定在将来某一时期收回一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至于将来收回之际货币实际价值出现的变化，契约内并没有加以规定）。租赁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实体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很常见。但在19世纪，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有产阶级分化为两种类群，一种是“企业家”，一种是“投资者”，两者在利害关系上存在着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企业家也可以是投资者，而投资者也可以持有普通股；但是这种区分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就忽视它的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样的制度，活跃的企业家阶级，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运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和有产阶级则找到了利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既减少麻烦，又无责任，而且（据说）风险也很小。

这种制度在整个欧洲实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储蓄和投资，对于一个大的阶级来说，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储蓄很少被提取，在复利的条件下，储蓄的积累使物质的充裕成为可能，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代的伦理、政治、文学和宗教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储蓄。上帝和财神和谐一致。有钱人在尘世中寻到了祥和。富有之人毕竟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只要他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天使们唱道：“这真是不可思议，通过上帝贤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尽管只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行事时，却对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营造的氛围使扩张企业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与一个安逸富足的非企业阶级的发展和谐一致，相辅而行。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的命运主要寄托于货币的稳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适和进步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是否能够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缺乏必要的关注，而大都抱有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认为这些事情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气越来越广泛，数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金边债券成为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财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货币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传统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的法律，鼓励财产受托人把他们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此类交易，而且事实上，除了地产交易以外（这是一个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的一个遗留产物），信托资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

19世纪总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经历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对以往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训，却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是这样，在别的方面也是这样。人们也许忘记了，货币即使用某一金属的固定量来体现时，在历史上也没有保证货币绝对稳定的范例；现在要指望以不变购买力所体现的货币趋于稳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由国家随时宣布的、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清偿物而已。到1914年时，黄金不再作为英国的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其他国家，黄金不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每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荡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定货币的变化，但每一个国家关于货币的历史记载表明，从有经济记载时起，代表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几乎不断下降的。

不仅如此，贯穿历史的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其背后，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政府的贫困和债务者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

由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征税权，自从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所固有的一项权利。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承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自然下跌，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容易忽略货币的本质内容，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处于相同的水平。1844、1881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如果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100，我们会发觉，从1826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30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130或低于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理论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明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

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从1826年到1896年这70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79提高到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特殊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意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2.企业家

长期以来，企业界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价格上涨对企业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家有利。

首先，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却是所得颇丰的。当货币价值下跌时，那些从事于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显然会获取利益，因为他们每年从其所得利润中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额是固定不变的，而随着货币的贬值，这项固定支出在其货币营业额内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比以往下降。这种利益的享有，不仅发生于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当价格定位于新的、较高的水平以后，就原有的债务关系而言，这种利益仍然存在。举例说明，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凡是以前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土地来经营农业的，现在都会感到这种债务负担已经几乎不成为什么拖累了，但是他们在债务上的解脱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在价格逐月上涨的变动时期，企业家还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意外财源。无论他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位实业家，一般总是先买后卖，那么至少他的部分存货要面临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随着价格的上涨，他手里的存货也会升值，这样他就会处于“待价而沽”的地位，由此获取的利润将超出他原来计算的预期收益。处于这样的时期，做生意就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借到钱，只要时运不是特别糟糕，都会从中获利，尽管这种收益对他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借钱经营的企业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他所偿还的货币借款，以实际价值衡量时，不仅没有体现出借款利息，而且比原先借得的本金还要少。

货币的贬值的确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条致富捷径，但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大众所指责和非难的对象。在消费者看来，企业家的意外收益是造成令人厌恶的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与此同时，企业家本人在财富的纷繁变化过程中，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安分本性，他所关注的，只是当前的巨大利益，而对于在正常经营下所获取的相对较少但却是持久稳定的利润，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他头脑中所充斥的，全是赚取暴利的念头。不过这种暴利并不是他蓄意谋求的，他原来并没有这样的阴谋或打算，然而一旦他尝过这种甜头，他就决不肯轻易放弃，而会竭尽所能，争取继续占有这种意外之财。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这样的欲望，可以想像，他本人在心情上不会很舒畅。过去，他对同社会的关系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在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他却丧失了这种自信。他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以及本阶级的前途，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他对财富把持得越紧，就越是感到缺少保障。企业家，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前途发展的建设者，他的经营活动和所获报酬，在不久以前，还几乎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他被认为是一切人类、一切阶级中最应受到尊敬和赞许的、是最不可缺乏的一分子，而且如果他的活动受到阻挠的话，一般认为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是一种失敬、无礼的行为；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自己也感到是被人猜忌、受人攻击的对象，是这种不公平的有害法律条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免有些罪行的，是一个“暴发户”。

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如果一旦认为富人的所得只是凭了幸运的赌博，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决不会甘心安于贫困。企业家蜕变而成奸商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而这种心理平衡正是保持不平等收入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所谓正常利润的经济原则，每个人只是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合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大体上、在某种意义上跟他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活动发生联系时，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以上所讲的，是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对现存经济秩序的第二种干扰。如果说货币价值的下跌会使投资活动受到打击，那么它对企业也同样会造成伤害。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家也不允许独自享有其额外利润的全部。为了消除当前存在的弊端，我们采取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补救措施，如补助金、价格和租金方面的规定，以及不正当利润的取缔、超额利润的课税等等，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到头来它们自身也变成了弊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当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价格趋于下降时，这对拥有存货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影响，与价格上涨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意外的损失代替了意外的所得，而这种现象与企业经营的效率是毫无干系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存货减少到最低限度，结果使整个工业陷入停顿状态。这一点，同以前竭力囤积存货的过度兴奋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失业取代了非法暴利，而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

3.工资收入者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工资变动总是落后于价格变动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所得将会减少。在过去，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某些处境不利、组织混乱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在改善自己地位时，情况也依然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在英国，还有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开始在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力争使所得货币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不仅同以前一样，而且事实上要有所增加，使工资的增长同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量）的缩减结合起来。在英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是在整个社会总财富趋于减少的时候。这种违反常规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肯定有一些可察觉的确定缘由。

有些工人，如铁路员工、矿工、码头工人等等，为了争取货币工资的增长，其组织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军队中的生活，也许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传统的要求标准。士兵们比以前穿得好，饮食方面也往往好于工人阶级，他们的妻子，除了在战时有机会享有分居津贴以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比以往有所提高。

这些影响作用，固然是引发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动机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另一个因素，即企业家非法获取的意外之财，那么还缺少达到目的的手段。众所周知，企业家获取的巨额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商业利润的一般水准，这一点使他们很容易地招致来自其雇员以及公众舆论的非难之词，不过由于财力上非常充裕，他们能够有效地应付这些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也愿意支付一笔赎金，与工人共同分享所得的意外横财。

结果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若干年中，工人阶级的地位，除了“暴发户”以外，相对于其他任何阶级，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的绝对地位也有了改进——工作时间缩短了，货币工资增加了，劳动力价格提高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付出每一单位的努力和劳动所获得的实际报酬，也比过去提高了。工人阶级当然欢迎这种发展势头，但是这种状态是否稳定，我们却无法加以估测，除非能够确切了解他们报酬增长的来源所在。一般说来，各阶级之间收入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确定国内产值在不同阶级之间分配的那些经济因素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状况是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标准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是不可靠的，会有反复。那么我们在这里述及的工人收入增长情况，究竟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还是后一种原因呢？

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但不利情况并不表现为实际工资的降低，而表现为失业，不过由于国家的资助，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被大大地缓解了。随着价格的下降，货币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在1921年到1922年的萧条时期，工人阶级在若干年前取得的对中产阶级的相对优势，不仅没有逆转，而且甚至没有明显的减退。1923年，英国的工资率，如果把工作时间缩短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与战前相比，显然要比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快。

二、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对于企业界而言，任何原因，不管正确与否，只要由此预计价格要下跌，生产进程肯定会停顿下来；反之，如果预计价格要上涨，则生产将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价值标准的波动根本不会改变世界财富、需求或生产力的状况。因此，价值标准的波动，对生产的性质和数量两方面都不会产生影响。至于相对价格，即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对比价格，如果有了变动，则会影响生产的性质，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表明各种不同商品彼此之间的生产比率，与原来的已经不完全相同。但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生产进程的事实，源于社会现存经济结构的特有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当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也就是当确定货币借入者（生产如何进行，是由他们主动决定的）对借出者（一旦把货币借出以后，他们在生产方面就处于被动地位）所负债务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动时，将会对这两个集团之间实际财富的再分配产生影响。此外，居于主动地位的借入者集团，如果能事先预见到这种变化，就可以提前采取行动，从而使自己在价格变化后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它转嫁给另一个集团，或者以另一集团的牺牲为代价，从中增加他们的收益。如果借入者集团预计价格要下跌，他们就会故意压低生产，这样做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人为的怠工将造成贫困。如果他们预计价格要上涨，就会增加借入资金扩大生产，由于我们曾经说过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报酬需要补偿社会整体的损失，因此生产的规模必然要扩大到足以提供这种补偿的程度以上。当然，有些时候价值标准的变化，特别是当这一变化事先没能预料到的时候，会使某一集团受益，而使另一集团受损，不过利益的偏差程度与这一变化对生产量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也许并不相称；但是处于主动地位的集团如果预期到这一变化的话，那么总体趋势就会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其实这也就等于说，生产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在现时条件下企业家预期的实际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适宜的判断标准，然而这种判断只有在各方面利益的微妙调节没有被价值标准所打乱时，才具有正确性。

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也会直接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内会有一些货币支出，如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支出等等，而在企业产品售卖之后，就可以补偿这类支出。这就是说，以整个企业界而言，它必然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价格上涨时有所收益，而价格下跌时有所损失。不管企业界愿意与否，货币契约制度下的生产技术总是迫使其行为具有很大的投机特性；如果它要摆脱这种局面，生产过程必然要陷入停顿状态。在企业界范围内，未尝没有一定程度的职能专业化，其中有一种专业投机者，他们对正常生产者有所援助，会替他分担一部分风险。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上面的论点。

由此可见，不仅是当价格变动实际发生时，某些阶级会受益，另一些阶级会受损（这一点是本篇第一部分的主题），而且由于价格下跌而引发的普遍恐惧心理，也许会使整个生产过程陷入停顿。因为如果预期价格将趋于下降，肯定不会有许多冒险者愿意处于先买进后卖出的投机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不愿意从事于先预支货币、事后才能收回的长期生产过程——由此必然会产生失业。价格的下跌事实上的确会对企业家造成损害，因此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心理将促使他们减少经营活动，借此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然而生产活动和就业，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单个企业家对风险估计的总和，取决于他们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关于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期如果相当普遍的话，就会造成价格的累积性变动。企业界如果预计价格将上涨，并且以这一预期为依据来开展其经营活动，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造成价格一时的上涨，而价格的上涨则证实了原来的预期，结果是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价格变动的预期心理；同样，当价格下跌时，情形也是类似的。所以说，一个相对微小的起因，也许会引起巨大的波动。

要消除个人主义的这种致命弊病，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使关于价格将普遍上涨或下跌的任何有信心的预期根本失去存在的可能；或是采取某种措施，价格即使发生了变动，也不致扩大到很大的地步，不会由此引起严重的风险。这样的话，即使出于意外或偶然的原因，价格也只会出现有一定限度的变动，尽管由此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但财富总量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要想获得上述的那种结果，就必须消除由初始变动引发的一切可能影响，但看起来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可能的补救措施也许应当是对价值标准严格控制。无论何时，只要事态的自然进展会引起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管理当局就应采取措施，把与当前预期趋势相反的某些因素发动起来。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预期，避免发生实际变动，尽管行使的结果没有能完全奏效，但总比采取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政策要好些。如果让价值标准完全受制于偶然因素，而故意使之脱离中央的管理控制，那么预期造成的后果是，生产活动要么陷于瘫痪状态，要么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各有各的不利作用。通货膨胀对个人和某些阶级，特别是食利者，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通货紧缩促使价格下跌，企业家为了避免损失将限制生产，从而对工人阶级和企业造成贫困的后果，因此对就业是不利的。当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两者的影响性质，也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后者对借入者来说，也同样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而前者使工业活动过度兴奋，也同样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后果，并没有像以上所看重指出的那样明显；因为借入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紧缩最坏的影响时，相比借出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膨胀最坏的影响时，总是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总比在就业不足的糟糕局面下进行自卫要容易得多、有利得多。

由此看来，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后果是不公道的，而通货紧缩的结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把极度恶化的通货膨胀，如发生在德国的那种情况除外，那么两者之中，通货紧缩似乎更糟糕一些，因为在世界处于贫困的情况下，它所引起的失业问题，比之使食利者受到打击要糟糕得多。但是我们对这两种不利情况作轻重权衡，却是不必要的。容易达成一致的看法认为两者都是应当竭力避免的弊端。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储蓄是委托给个人投资者的，生产是交付给个人雇主的。正因为如此，就必须保证价值标准的稳定，否则，资本主义是不能行之有效的，也许是不能存在的。

我们曾有这样的怀疑，认为价值标准的调节，不是一个能够随意加以决定的问题；基于上述的那些严重原因，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观念，从这种怀疑中解脱出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价值标准具有别具一格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这是由天气、人口出生率和组织结构等等一些自然原因造成的；或者是许多个体独立行为的结果；或者认为除非通过变革，否则难以改变这些特性。这样的观念已使我们受害匪浅，今天，我们决不能再听其自然，决不能再把价值标准问题列入此类范畴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