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from Lun Fei Jian Du by Shen Shi-xing ,the auther Identified “Luo Tuo Cheng” as Yu Lin i.e. Temegetu Hota (The place with camel ) which recorded in Mongolian Chronicle Erdeni in Tobchi. Zhongnun, the head of Toyin Wei，was entitled as Kiy-a . And ulaachi is the person who in charge of managing horses in horse-trate market in Kalgan.
中文提要：“骆驼城之号”、“庄浪恰”和“敖剌气”是申时行《纶扉简牍》中出现明代蒙古语词。笔者考订，骆驼城就是《蒙古源流》记载的Temegetu Hota，也就是榆林城，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增添了一条直接证据。“庄浪恰”是朵颜卫左都督长昂，他的恰的称号应该是来自领主万户喀剌沁的封授。敖剌气是宣府马市中专门负责管理入市马匹的蒙古人。
　
《纶扉简牍》（以下简称《简牍》）是明朝万历前期辅臣申时行的书信集。他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九年参与主持明朝中央政务长达十四年。在该书序言中他说：“余以戊寅荷上简命，参机密，自承乏首揆，先后十有四年。诸司以故事相闻，四方万里，笺记辐奏。退食之暇，辄有裁答，口占手勒，积几盈箱，多至不可胜校。余既归田之五年，而儿辈刻之以藏于家曰《纶扉》。诸往来通讯，寒暄动定之语皆削不存，所存者特关政事者尔。”[1] 而“特关政事”诸札中给明朝九边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回信占了相当比重，这些信件中涉及蒙古及明蒙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成为研究明代蒙古史及明蒙关系史的新的重要的史料。或许是由于申时行的个人志趣使然，亦或是由于他出自江南，对于非汉族社会的名物制度怀有天然的好奇，[2]他在信中多次谈到蒙古史地名物。这些记载无疑加重了《简牍》对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本文只是根据《简牍》的三条零散记录所作札记。实际上，对于《简牍》本身的研究和利用《简牍》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一 骆驼城之号
《简牍》卷之一申时行《与戴阅科》的信中说：“三镇中独延绥疲甚，入卫之马还者十无一二，安得不弱？！彼孤悬塞外，薪桂米珠，独以士马健斗，虏中有骆驼城之号，故往时谓之雄镇。”[3] 所谓“三镇”应该是指陕西三镇，包括延绥、宁夏和甘肃。其中，延绥镇初治绥德，成化七年以后徙至榆林，这一点经过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已成定谳，无须赘言。[4] 申时行信所说“延绥”是指延绥镇城榆林。
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记载：“扯辰吉囊于甲午年三十岁时再次出兵汉地，进至阿喇黑山，榆林城的麻总兵前去追击”[5]云，扯辰吉囊即卜失兔，鄂尔多斯万户的首领。“甲午为明万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94年，与“榆林城”对应的蒙古文原文为Temegetü。陈寅恪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蒙古源流》进行研究，连续发表四篇有关《蒙古源流》研究的文章，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通过蒙文本和满文本《蒙古源流》中Temegetü与Iui lin（榆林）的对应关系和对延绥镇总兵麻贵的名称的考订，认定《蒙古源流》记载的Temegetü 就是延绥镇总兵驻在地榆林城。[6] 乌兰女士在汉译《蒙古源流》时径直将Temegetü 译为榆林城，[7] 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
笔者要讨论的是，“Temege”意指骆驼，“Temegetü”意谓“有骆驼的（地方）”，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说明。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他的《马可波罗注》中说明了。[8] 而在申时行信札中出现的“骆驼城之号”恰恰是“Temegetü Qota”这一蒙古语地名的直译。“Temegetü”是蒙古人对榆林城的称呼，而“骆驼城”则无疑是这一蒙古语称谓在明朝方面的反映。“骆驼城之号” 的记录证明，明代蒙古人确实将榆林城称为“Temegetü Qota”（“骆驼城”）。恰可与《蒙古源流》的记录直接相互印证，这则史料对于论证榆林城的译名是一条直接证据。
蒙古人为什么将榆林城称为Temegetü Qota，而不冠以其他名称呢？榆林城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在榆林及其周围应该是司空见惯之动物。但是根据申时行的说法，“孤悬塞外”的榆林生活艰苦。面对蒙古方面的挑战，延绥镇施行的是以战为守的进攻性防御，明朝官兵还经常趁蒙古主力不在河套之机，对阿儿秃厮万户进行“捣巢”和“赶马”等行动。这就是申时行所说的“士马健斗”，正是由于榆林镇明朝官兵这种特点使镇城榆林坚挺于塞上，蒙古方面也因此称呼榆林城为“骆驼城”。“戴阅科”给申时行的信件对“骆驼城”描述已经无从查考。可以确定的是，申时行是将延绥镇明朝官兵“士马健斗”的精神与骆驼的坚忍性格相联系，来理解榆林城蒙古语名“骆驼城”之寓意的。
二 庄浪恰
《简牍》卷之六申时行《答许益斋巡抚》说：“不他失礼西部大酋也，声势颇大。今止于青酋部内成婚，而以百人东往，其无他谋可知。惟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常为蓟患也，或以不他至彼，假名窃掠，亦不可知，此则蓟镇当备耳。”[9] 所谓“青酋”即青把都，喀喇沁万户首领老把都之次子。不他失礼是俺答汗与三娘子所生子，后一句的“不他”是对不他失礼的简称。他到喀喇沁部“成婚”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看来，他当时顺便到过喀喇沁属部朵颜卫的牧地。长昂是明代蒙古朵颜卫左都督花当后裔，革兰台嫡孙，影克之子。在隆庆元年（1567）影克死后，长昂袭职为左都督。申时行此信“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一句为我们考订长昂的名称及官职提供了重要依据。
先说庄浪，申时行说他就是长昂。在汉文史料中，长昂之名还写作专难、砖难等，戚继光《蓟镇边防》谓：“夷人名字东西关口各呼唤不同，仅取其语音相似者，仍从其旧，譬如专难即长昂……”。[10]米万春《蓟门考》记朵颜卫左都督“影克隆庆元年导犯界岭口，出义院口，被我官军用快枪打伤，回巢即死。今有伊男专难袭职为首，太平路等边呼为长昂”。 [11]专难就是长昂，“长昂”是明人使用最广泛的译法。《简牍》的记录证明，“庄浪”是长昂的又一种汉译。元明两代，汉译少数民族名物制度的时候，泥母字和来母字是经常相混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不能”和“倘不浪”，将专难译为庄浪就不足为怪。 “专难”和“庄浪”的译法证明，“长昂”之“长”应读浊音，而影母字“昂”在“太平路等边”是和泥母字相混，读作nang 或 nan的，这种现象在今天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依然存在。至于用鼻音ng翻译闭音收声n更是常见事。长昂的名字在明代蒙古史书中没有记录，根据“庄浪”、“长昂”、和“专难”等不同译法，蒙文原文应该是Jongnan或Jongnun。乌云毕力格的还原Jongnun 应该是正确的。[12]
申时行说“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证明左都督长昂有“恰”的称号。《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谓：“恰，与首领同。”而“首领，是各台吉门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恰（kiy-a）是漠南蒙古各万户各鄂托克领主辖下的行政官员。长昂作为“恰”是哪个万户的行政官员呢？佚名《阿拉坦汗传》：“久为外敌的乌济业特兀鲁斯，以恩克丞相为首的诸诺延，（慕名）举族携带乌各仑哈敦之宫室来降，山阳万户自行降为阿勒巴图之情由如是这般。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将恩克丞相赐予其弟昆都楞汗，将其（恩克）弟兄分别占为己有，将其收为阿勒巴图之情如此这般。”[13]所谓“乌济业特兀鲁斯”（Üjiyed ulus）在两《黄金史》中称为“山阳之六千我着”（Ölge-in jirγuγan mingγan Üjiyed）达力扎布和乌兰都认为“泛指整个兀良哈三卫”。[14]乌格仑哈敦（Ögelen Qatun）就是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哈屯。恩克就是长昂父影克，他归降俺答汗时所率领的未必是所有的兀良哈三卫。可以看出《阿勒坦汗传》的作者为了粉饰俺答汗的功绩，作了有意的夸张。“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是指俺答汗，“其弟昆都楞汗”就是喀喇沁万户首领老把都。影克主动归降以后，俺答汗将他赐给喀喇沁作了“阿勒巴图”，即属部。汉文史料的记载与《阿勒坦汗传》的记录完全一致，《卢龙塞略·贡酋考》说革兰台长子影克“二妻子三，嫡满都孩子二：长曰长昂，袭都督，二子伯忽乃、伯晕歹。次曰莽吉儿。（影克）又收姨母伯忽，子曰拱难，三支。未分部落。千八百余名，在大宁北境界驻牧，南直界岭口四百余里，西南至喜峰口贡关五百余里。附属西虏把都儿。”[15] “西虏把都儿” 就是前述右翼喀喇沁部首领老把都。朵颜卫左都督一系是“附属”蒙古本部右翼哈喇嗔部的“阿勒巴图”，即属夷。作为喀喇沁的属部朵颜卫的首领，长昂恰一定是服务于喀喇沁万户的行政官员了。他的“恰”的官职始于何时，尚难断定。可以肯定的是，“恰”一定是领主喀喇沁部首领授予的官职。至迟在长昂时期，朵颜卫左都督已经成为喀喇沁万户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了。留金锁推测：“恰的称号似不属于领主阶级，而是授予阿勒巴图阶层的称号”，[16]《简牍》所记“庄浪恰”是一个例证。
《简牍》所谓“庄浪恰即属夷长昂”的记载并非孤证。《万历武功录·长昂列传》说：“是月也……土蛮亦帅三万余骑驰专难他不能营，候青把都、蟒忽大，声欲寇我义院口。于是，胡骑并逐水草，壁大宁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妇政从白彦举儿克迎喜神，亦驰专难恰倘不浪营。”[17]他不能、倘不浪，清译塔布囊（tabun-ong），是明代蒙古对黄金家族的女婿的称呼，《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谓：“倘不浪，是王子家女婿。”[18]十七世纪初喀喇沁部长给满洲黄台吉的信中称朵颜卫各部首领为山阳的官人他不能每（Ölge-in Noyad Tabun-ong‘ud ）。[19]长昂娶青把都女东贵为妻，是蒙古本部右翼喀喇沁部的女婿，所以蒙古左、右翼各部称长昂为倘不浪是无可置疑的。那么，“专难恰倘不浪”（Jongnan kiy-a tabun-ong）一定是指长昂无疑。看来，长昂的确以“庄浪恰”闻名于漠南蒙古社会，庄浪恰、专难他不能、专难恰倘不浪都是对长昂的称呼。申时行所谓“庄浪恰”是一则难得的史料，也为点校《万历武功录·长昂列传》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三 敖剌气
《简牍》卷之五申时行《答许益斋巡抚》说：“承示会保任卒疏领悉，虏中所索敖剌气者予之为当，而门下又默运机宜，绝将来之患，塞夷人之口，尤为远虑。市赏太滥，惟上谷为然，盖缘始事之初，急于招来，于节制，其流遂至于此。”[20] 可以肯定，许守谦和申时行这次通信是在万历十五或十六年宣府马市结束以后。给申时行所谓“虏”，也就是参与宣府马市的蒙古万户应该是蒙古本部右翼的喀剌沁或永谢布万户。这段文字有几个要点：第一，蒙古方面是在借“敖剌气”之名索取市赏，敖剌气本身不是市赏；第二，明朝方面认为，蒙古方面是在马市结束以后额外索取市赏。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申时行所说的“敖剌气”究竟是什么？蒙古方面为什么要以“敖剌气”之名索要“市赏”？彭大雅《黑鞑事略》说：“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徐霆注疏云：“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剌赤管，手执鸡心铁挝以当鞭箠，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帐房前，少顷，各散去。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于于而自来，饮足而去，次者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远挥铁挝，附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21] 丁国范先生《释“兀剌赤”》一文根据上引这条材料为主要根据，证明“兀剌赤”除了有“管理驿马的人”的意思以外，还可释为“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他说：“上引资料证明：兀剌赤义为‘牧者’。其基本任务是牧放和管理马匹，每两名兀剌赤要负责管理四五百匹为群的马队。因此，我认为兀剌赤另一义可释为‘牧者’，具体说来是‘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而这一解释与‘管理驿马的人’相比，是显然有区别的，因为他们牧放和管理的马匹并非驿马。”[22] 丁先生的研究对于理解“敖剌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笔者认为《简牍》所谓“敖剌气”就是兀剌赤，也就是“牧放和管理马匹的人”，在宣府马市，敖剌气的职能正是管理马匹，而他们所管理的马匹是蒙古输入明朝的马匹。
宣府马市在“俺答封贡”以后，马的交易量逐年攀升，增长迅猛。在明蒙马市贸易中是一个突出的亮点。黄丽生女士对“俺答封贡”以后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市交易量的统计最为详细，她分析说：“盖三镇之中，宣化交易量成长幅度最大，到万历二年（1574）时，已超过了山西、大同二镇的总和。”[23] 而在四年以后的万历六年（1578），明巡按直隶御史黄应坤惊呼：“以宣镇之大数言之，方互市之初，虏马不及二千匹。今岁已市者三万五六千已，迨及岁终当不下四万。每岁辄增数千匹，夫马以数千计则银以数万计，非小小增益也，且今岁增矣，明岁又增，明岁增矣，又明岁又增，其在于今视始市，不啻二十倍而犹未可以为限也。后将何所底极哉！”[24] 马的交易数量如此庞大，如果没有专职的敖剌赤（兀喇赤）管理马群，维持马市秩序，马市的场面是无法想象的。蒙古方面要求的“敖剌赤”实际上是在为这些“管理马匹的人”索要酬劳。
明蒙马市市场的“敖剌赤”对于生动理解明蒙宣府马市的面貌具有特殊意义。喀喇沁万户和永谢布万户认为蒙古方面的“敖剌气”维持马市的秩序，明朝方面应该付出相应的酬劳。而在明朝方面看来，这是蒙古方面在要求额外的“市赏”。明蒙之间的隔膜和误解于此可见一斑。

[1]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页。北京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2000年。
[2] 申时行《赐闲堂集》中青海藏族部落向蒙古输纳贡赋“名曰忝巴”的记录同样体现了申时行这一特点。见《赐闲堂集》卷四十《杂记》。明万历四十四年申用懋刻本。
[3]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12页。承内蒙古大学薄音湖教授教示，“戴阅科”可能是指明朝万历初年刑科戴光启，在此谨致谢意。
[4] 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1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439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
[6] 前揭陈寅恪文，122-123页。
[7] 前揭乌兰书第432、439、465页。
[8]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Ⅱ，第642页，巴黎，1963年。（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Ⅱ Paris,1963）
[9]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37页。许益斋即许守谦，万历十五年二月接替萧大亨巡抚宣府，万历十七年八月离任。
[10]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第51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11]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第50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12] 乌云毕力格《从十七世纪初蒙古文和满文“遗留性”史料看内蒙古历史的若干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9年第3期，第8页。
[13] 珠荣嘎译注本汉文部分第46-47页，蒙文部分第212-2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森川哲雄《アルタン·ハ—ン传の研究》第23页，福冈，1998年。吉田顺一《アルタン·ハ—ン传の译注》24页，风间书房，1998年。
[14]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第113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前揭乌兰书，第312页。
[15] （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中国史学丛书三编据万历二十四年王象乾刻本影印。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16] 留金锁编著《蒙古史概要》第21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三《长昂列传》，第十三册，1172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年。
[18] （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之二《夷语解说》，24a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本。
[19]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李保文编辑整理转写，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
[20]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册，第217页。
[21] 《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第13册，17a-b，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2] 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第198页。中华书局，1982年。
[23] 黄丽生《从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第274页，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25，台北，1995年。
[24] 《明神宗实录》卷七九，第53册，1702-1703页，台湾中研院影印本，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