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1488—1505）是明孝宗的年号。明孝宗名朱祐堂，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在位18年。他的父亲明宪宗在位期间风流荒唐，玩物丧志，怠于政事，内外朝政为一班佞幸所把持，尤其是成化中期后宦官汪直、梁芳、钱能、韦眷、王敬等相继专权，加深了政治的黑暗腐败。成化朝的土地兼并比以前更加发展，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引发了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明孝宗即位后面对这种政治局面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他斥逐奸邪，宦官梁芳、王敬、韦眷，奸佞李孜省，阿谀尸位的大臣如万安等，或被罢黜，或被逮捕，还下令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妖僧方士一千数百人；同时积极提拔贤能，任用正值练达之士，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现了许多名臣，其著者有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孝宗还比较注意广开言路，改良政治，他勤于政事，也能恭俭自饬，注意救济灾民，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由于孝宗对正统以来政治积弊的匡救，弘治朝政治相对清平，朝内没有较大的政治纷争，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农民起义也较少发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此明孝宗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令主”，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弘治中兴”。

明初黄河承元末之旧，呈现河道混乱、多支并流、变迁频繁、河患严重的局面。明初黄河一般为向南经淮河流入黄海，其入淮河道较大的有贾鲁故道、涡水、颍水，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支流。除南流外，明初黄河还时常北决，冲入山东运河。这些支流此决彼淤，迭为主次，黄河不断作南北摆动，变迁极为混乱。因而明初黄河河患也极为频繁，并呈上升趋势。明初黄河河患的发生地集中在河南境内，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极为频繁。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之后，供应宫廷、百官俸禄和军饷的东南漕粮由运河“一衣带之水”输达北京，保证运河的安全畅通成为明朝至关重要的军国大事。明代运河既要用黄河之水，又要避黄河冲决之害，“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王軏《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明经世文编》卷184。）黄河的修治对运河的畅通关系甚大。明初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多次引黄河之水济运，如宣德六年浚金龙口，引黄河水达徐州以便漕运；（《明史》卷85，《河渠三》。）正统十三年疏浚太黄寺巴河分水处，分黄水接济徐州、吕梁二洪；次年又浚黑洋山西湾，引水由太黄寺以资运河；天顺七年疏浚金龙口以接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这种人为的往北分水，常常造成主溜夺枝，北面和南面都频繁遭受水灾，尤其是经常向北决口，冲毁张秋运道，使漕运时时处于黄河洪水威胁之下，漕运安全畅通难以保证。继正统十三年黄河决于新乡八柳树向北冲入张秋运河后，弘治二年黄河又决于开封黄沙岗，五年黄河决于开封金龙口，溃黄陵岗，都向北冲入张秋运河，造成漕运中断。朝廷先后命白昂、刘大夏治理黄河，这是明前期两次重大的治河活动，他们改变了原先向北分流的治河方略，开始实行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这种治河方略的改变，也影响了黄河的形势和河患发生的情况。这种治河方略一直实行到嘉靖时期，才改为令黄避运、束水攻沙。因此弘治一朝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其前后治河方略、黄河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弘治朝在明代黄河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一、 弘治年间黄河水灾概况

弘治18年中黄河共发生水灾54次，占明代黄河全部水灾（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决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详31次。

（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十五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历朝黄河年均水灾次数分别为洪武1.35次、永乐2.45次、宣德2.9次、正统5.64次、景泰2.71次、天顺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庆8.5次、万历3.46次、天启3次、崇祯4.06次，可见明代黄河水灾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黄河水灾较多的时期，其次数也高于整个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建文、洪熙、泰昌三朝无统计。）下面简略叙述弘治朝几次较大的黄河水灾情况。

1、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决于开封黄沙岗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岗、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冲入沁河，所经郡县多遭水灾，开封尤为严重。《明孝宗实录》卷26。）据前往治河的户部左侍郎白昂奏报，当时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决者自中牟县杨桥等处，至于祥符县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于淮河；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于淮河；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于淮河。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诸县，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等处，冲入张秋运河，弘治二年冬水消沙积，决口淤塞，因而并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等处，下于徐州。（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弘治三年正月辛巳。）黄河河道形成多支并流的局面，更为混乱。由于灾害较重，明政府几次下令免征河南赋税，弘治二年九月因黄河水灾暂停征河南开封等府亏欠种马驹并备用马匹，（《明孝宗实录》卷30。）十二月又以水旱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麦213 340石，丝119 960余两，宣武、彰德等八卫所麦20900有奇。（《明孝宗实录》卷33。）弘治三年二月又因水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弘治二年分秋粮375 008石，草482 270余束，及怀庆等八卫屯粮6 030石。（《明孝宗实录》卷35。）由于这次水灾较为严重，当时甚至有人建议迁开封城以避河患。

弘治二年五月明孝宗命巡抚督所司征发五万人修筑决口，九月又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至三年十一月完工。

2、弘治四年十月，黄河溢水，命有司赈济开封、怀庆二府及归德、宣武、睢阳三卫被灾之家。（《明孝宗实录》卷56。）

3、弘治五年八月，因黄河“迁徙不常，为患久矣，近者颇甚。盖旧自开封东南入淮，今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往治河，总领疏浚修筑。（《明孝宗实录》卷66。）据陈政疏报，黄河故道原俱在荥泽县之孙家渡口和归德州之饮马池经入淮河，由于此二口淤塞，致使上流冲激，黄河水势北趋，自祥符县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县铜瓦厢决为数道，全部冲入运河，以致张秋一带形势非常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有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明孝宗实录》卷72。）这次决口使原先白昂修筑的河道工程完全废坏。不久陈政去世，次年正月又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督治张秋决河。

由于这次黄河水灾，弘治五年九月免开封、卫辉、彰德、怀庆四府州县正官明年朝觐，并停解河南、南北直隶州县军丁，并免山东秋班官军暂于本处操守。（《明孝宗实录》卷67。）

4、弘治六年夏霖雨大溢，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南北运道中断，漕舟因而无法北上。（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六年六月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麦4670余石，丝2640余两，秋粮11640余石，草15700余束。（《明孝宗实录》卷77。）

这次黄河大水到弘治八年才堵塞决口，修完各项工程，黄河恢复南流故道。

5、弘治九年十月，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民田淹没，明朝廷下令夏税秋粮尽令折布，每匹折麦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征银三钱。（《明孝宗实录》卷118。）

6、弘治十一年七月，黄河上流自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等处通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造成河道浅阻。朝廷下令于归德冲决处所加以筑塞疏浚，阻遏黄河之水使流入徐州以济漕运，并命河南管河官员时常挑浚沁水，修筑堤防，务使流入徐州以济徐州、吕梁二洪，不致为黄河牵引别流，使水利深广，漕运通利。（《明孝宗实录》卷139。）又据弘治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张鼐说，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堤防尽决，而祥符侯家潭口决啮弥深，比旧广宽数倍，工费浩大，卒难成功。他于上源武陟县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贾鲁旧河，倘此后黄河南迁，就引沁水入渠，可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使粮运不致艰阻。（《明孝宗实录》卷143、《明孝宗实录》卷147。）

7、弘治十三年三月，兖州知府龚弘奏报，黄河从王牌口等处东行，不由丁家口向南，经黄陵岗入曹、单、虞城诸县。另据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奏，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二处，共宽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镇（即张秋镇）可虞；下流散溢则萧县、砀山被患，而漕流有阻。（《明孝宗实录》卷160。）十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玉又奏，因贾鲁河、丁家道口冲决散漫东注，不归故道，徐州并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河患。（《明孝宗实录》卷167。）

8、弘治十五年九月，因黄河河水为患，免河南开封府及直隶归德卫夏粮子粒有差。（《明孝宗实录》卷191。）

9、弘治十五年，河南商丘县城“圮于河”。（其“旧治在南”，弘治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明史》卷42，《地理三》。）

10、弘治十七年五月，因曹县黄河冲决，上流淤浅，导致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明孝宗实录》卷212。）

11、弘治十八年，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

二、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山东曹州冲入张秋运河，“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疏浚，应改图者从便别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人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东一带“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势”后，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为合颍、涡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间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游金龙等口虽幸暂淤，久将复决，宜于北流所近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同时因为朝廷赐给他的敕书中只包括山东、河南、北直隶河道，他认为“南直隶徐、淮境内实河所经要地，议拟未及，其事尚无所统”，经朝廷批准，“于是，并以命昂”，亦归入白昂的治河范围。（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又推荐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协助治河，征发人夫二十五万，修筑了以下工程：

（1） 因当时金龙口已经淤塞，于是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运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黄水。一是引中牟决河出阳桥以达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黄河水进入泗水，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在宿州北）至宿迁以会漕河；

（3）沿河筑堤七百里，下修减水坝；

（4）因河势多曲，截弯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条，约一万余丈，以分杀河势；

（5）塞决口三十六处；

（6）又以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并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纳黄河水流，又于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长堤，以捍水势。（以上见《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原计划还要自东平北至兴济（今青县东南）中凿小河十二道，进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但未能实行。明末《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一文的文中夹注，见《明经世文编》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后，“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明史》卷83，《河渠一》；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弘治三年十一月白昂又对管河官员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令扬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总管闸坝，不许回府营干他事；南北直隶、山东府州县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兖州府通判则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专管捞浅并提调各闸；山东布政司劝农参政则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实录》卷45。）这些规定有利于河道经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志一》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况为“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而按照李东阳的说法，“白公既从塞议，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实际上是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白昂开始了明代前期“重点防北”的治河方针。

2、刘大夏治河

白昂治河后仅两年，黄河又决于金龙口，溃黄陵岗，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擦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等处水道。朝廷在赐陈政的敕书上说：黄河“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廷臣屡请修浚，且言事连四省，不相统摄，须得大臣总理，庶克济事”，因而特命陈政带同工部员外郎陶嵩、署员外郎主事张谟前往治河，会同各地官员“自河南上流及山东、直隶一带直抵运河，躬亲踏勘”，加以疏浚修筑，“务使民患消弭，运道通，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66。）陈政赴任后巡历山东、河南一带，与当地官员视察河道及水灾形势，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筑堤岸，增广闸座”，并征集河南丁夫八万人，山东丁夫五万人，凤阳、大名二府丁夫二万人，随地兴工，分官督役。但陈政的方案奏上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决河。朝廷在赐刘大夏的敕书中说：“近年汴城东南旧道淤浅，河流北徙，合于沁水，势益奔放，河南之兰阳、考城，山东之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逼近张秋，有妨运道”，因而特命刘大夏前往治河。这封敕书中还提出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明确规定了黄河治理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成为明清两代黄河治理的的指导方针，使四百多年来黄河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一方面要求刘大夏到任后会同各地官员踏勘河南上流及山东、两直隶河患情况，“从长计议”，分别情况予以治理，“何处应疏浚以杀其势，何处应修筑以防其决”，“必须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另一方面又说“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春暮运船将至，敕至尔即移文总督漕运、巡河、管河等官，约会至济宁循会通河一带至于临清，相视见今河水漫散，其于运河有无妨碍，今年运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即要求刘大夏先使漕运粮船通过，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见书，他指出：黄河之患“或决而南则其患在河南，或决而北则其患在山东”，“然汉、宋都关中，或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害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实际上强调了以保漕为先的治河方针。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一曰疏浚，他认为“夫长河西东一泻千里，非杀其势而利道之，其冲突有不可御者”，如果“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溢北决”，提出在上流东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杀水势于东南，又须筑堤岸于西北”，将黄陵岗等处旧堤“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以入于海，则张秋等处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他这两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着眼点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荐河南按擦司佥事张鼐，“治河之务请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请对都御史刘大夏“久任专信，使之展布四体，竭尽才猷，庶几久远之功可就”。涂升的这四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明孝宗实录》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刘大夏所采纳。

刘大夏受命后，经过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的考察，提出了他对黄河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河南、山东、两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但“虽该上源分杀，终是势力浩大，较之漕渠数十余倍，纵有堤防，岂能容受”，而“河南所决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势若建瓴，皆无筑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冈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贾鲁旧河尚未泄水，必须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他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涂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黄陵冈古堤，导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于保障漕运。刘大夏另外建议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俱长三四十丈，中砌石块一条，长十四五里，“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倘或夏秋水涨之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来，则于贾鲁河或双河口，径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为利便”。（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明经世文编》卷79。）

但刘大夏刚刚兴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黄河又决于黄陵冈，张秋东堤复决九十余丈，大水夺汶水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当时许多人对治水没有信心，“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宜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 而“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掉失度，人船没”，（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大水造成漕船无法北上，朝廷更为焦急，于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都御史刘大夏治张秋河决，在赐给李兴、陈锐的敕书上仍然强调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们务使粮船通行：“虽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河既中决，运渠干浅，京储不继，事莫急焉。尔等必须多方设法，使粮运通行，不致过期以亏岁额，斯尔之能。”（《孝宗实录》卷88。）

为了筹措修河经费，除原先工部运送都御史刘大夏用于修河的抽分银两万两外，弘治七年五月又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役夫每月口粮四斗五升则于附近州县预备仓粮支给，另外又因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奏请，凡河南、山东在官钱粮除送运外，其存留者悉听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芜湖二抽分厂税银之半接济。山东、河南京班人匠亦听存留应役，修理闸座石坝堤岸，所用砖石以粮船、民船带运城砖量留备用。（《孝宗实录》卷88。）

出于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刘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认为“治河之道，通漕为急”，（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他又根据水势，认为“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一》。）于是在上流决口西岸开月河一道，长约三里，连接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过，“于是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

漕船通过后，刘大夏等开始治理黄河决口。陈锐等认为，“不治上流，则决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杀其势”，（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于是疏浚荥泽孙家渡口，另凿新河七十余里，道水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于淮河；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梁进口出徐州运河。

经过这些疏浚工程，实际上把下游河道分为四支，“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趁势组织力量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由于决口时间较长，决口较宽，塞决和整治工程十分艰巨紧张，据记载，当时在“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网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舰沉，压以大埽，合且复决，随决随筑，吏戒丁励，畚牐如云，连昼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决口筑塞后，又“缭以石堤，隐然如虹；辅以滉柱，森然如星”。（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弘治七年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赍羊酒前往慰劳，并因太监李兴等奏请，改张秋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各神，赐额曰“显惠”。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后患，而黄陵岗决口难以一时筑塞，弘治帝批准工部的建议，命李兴、陈锐、刘大夏先将安平镇等处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设法疏筑修浚，培筑张秋决口及新旧河岸，务令坚厚，东昌、临清、德州一带河道逐一经理，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再加疏筑，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明孝宗实录》卷95。）于是刘大夏等对兖州、东昌一带的漕河作了进一步的修治，并疏浚了南旺湖及诸处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后，漕运运道已经基本整治完毕，刘大夏认为“必筑黄陵岗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孝宗实录》卷97。）开始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决口。黄陵冈居安平镇上流，决口广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上流，决口广四百三十余丈。诸口筑塞工程从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动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黄陵冈以上凡地属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筑塞，以河南当地官员负责，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负责荆隆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负责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博采群议，昼夜计画，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其中黄陵冈屡合屡决，最为难塞，特筑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严加防护。（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黄陵冈、荆隆口等处均为黄河之“喉襟要地”，诸口筑塞后，黄河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恢复了黄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

为了防止黄河以后再向北决，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等又于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大名府长堤起于河南胙城，历滑县、长恒、东明等处，又经山东曹州曹县，直抵河南虞城县界，长三百六十里；荆隆等口新堤起自于家店及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县东），长一百六十里，其石坝均特为培筑坚厚。这一黄河北岸大堤后来称为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的屏障，“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灾害因而大为减少。

黄陵冈等处决口及北岸长堤工程均于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监李兴奏请，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实录》卷98。）

太行堤建成后，刘大夏等认为两堤绵亘甚远，黄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将冲击张秋，威胁运河，又在旧决口以南建减水坝，“植木为杙，中实砖石，上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铁以键之，液糯以埴之”，坝均宽十五丈，“又其上甃石为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缆，窦可通水，俾水溢则稍杀冲啮，水涸则漕河获存，庶几役不重费，而功可保”。减水坝工程始于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一万六千人，巨石一万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铁一万一千斤，由山东左参政张缙、按察司佥事廖中、都指挥佥事丁全等人负责。（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回京。至此，这次黄河大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有关官员均予以升赏奖励。

十月，李兴、陈锐、刘大夏又提出了关于河防和漕运的六条建议。一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诸泉接济漕船粮运，要求按照先年旧例禁止豪强军民将南旺等湖决堤泄水用来种载庄稼，或阻遏泉源以资灌溉；二因南北运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济，必须藉各闸积水按时启闭，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圣诏旨，严格禁止官员随到随开，以致粮运阻滞，确保漕运粮船顺利通过；第三认为管河官员责任太轻，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大名府带管堤防参政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政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军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政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三、 小结

从永乐时期开始，保护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就成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的目的和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对明清时期黄河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的两次治黄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不但明孝宗几次明确指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当时大臣们和白昂、刘大夏的治河方略、治河措施也都显示治理黄河已变成为保证漕运畅通服务的手段，“北堵南分”的治河方略正是这一原则的产物。这种治河方略对黄河的影响比明初的治黄更为严重，它不顾自然规律，明知黄河在河南、山东、两直隶交界处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却逆水之性，堵绝黄河北流，迫使黄河河水全部南流。同时由于当时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知道分流可以减杀水势，提高各支流行洪能力，而一味向南多支分流泄洪，既没有考虑到黄河多沙的特点，分流也没有节制设施，向南分流实际处于没有控制的状态。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缓，降低了大水刷沙冲沙的能力，必然导致泥沙沉积，南流各支时间稍久，即纷纷淤塞。弘治十三年黄河在丁家道口（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上下黄河溢决堤岸十二处，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则萧、砀被患，而漕流有阻”，（《孝宗实录》卷160。）造成徐州及萧、沛、单、丰诸县多被河患。（《孝宗实录》卷167。）弘治十七年五月又因曹县黄河决口，上流淤浅，造成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孝宗实录》卷212。）由于当时“南河故道淤塞，水惟北趋”，黄河不得不仍然向北冲决，在刘大夏治河的以后几年中，黄河就数次北决，弘治十八年黄河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这三次北徙“俱入漕河”，仍然影响运河的安全和漕运的畅通。（《明史》卷83，《河渠一》。）刘大夏筑北岸太行堤后，对开封一带黄河形成屏障作用，开封以下的“单、丰之间河窄水溢”，容易决溢，黄河善决地段自河南境内下移至河南、山东、南直隶交界处的曹县、单县、丰县等地，“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余里”，正德、嘉靖间黄河屡决于曹、单、丰、沛等地，“曹、单间被害日甚”。（《明史》卷83，《河渠一》。）嘉靖以前明政府在这一带不断进行北堵南分，却总是随浚随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黄河两岸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尤其是曹县、单县、丰县、沛县、徐州、砀山一带更是糜烂不堪，而且黄河河道更加恶化，实际上也不能确保运河安全、漕运畅通。

北堵南分这种治河方针单纯从保证漕运畅通出发，不顾黄河的内在自然规律，实际是以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干扰水利决策，必然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