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了,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年内，整个苏联东欧国家纷纷改旋易张，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西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早在冷战结束以前的十年，中国就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上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的改革开放。
人类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甚至欢呼声中进入21世纪的。
乐观的人们以为，全球化以为着原有的国家界限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村”和人类共同体，其既包括经济-贸易上的WTO，也包括更大范围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将越来越能够共享一套基本的信念、价值、经济-贸易发展带来的好处、通讯-交通带来的便利。总之，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此也是“历史的终结”。（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悲观的人则认为，随着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以一方胜利而结束，代之而起的，将必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与依斯兰文明圈、儒家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冲突，还能是什么呢？（SAMUL HUNGTINGTON《文明的冲突》）
在中国国内，主导的观念也是和平。在这种观念引导下，不但学术上在反驳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中，主要的反驳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和”字上，例如说儒家文明如何注重“和为贵”，历史上中华文明如何善于吸纳、兼容各种外来文化，等等；而且，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布局上，基本上不再考虑毛时代的所谓“备战”，大量的“军转民”（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国际上也奉行大国外交，一再主动与美国等西方强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参见伏波：）
人们似乎忘记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是充满了血腥、暴力、战争和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的世纪。在此之前，从14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战争和暴力，已经成了强国争夺资源和领土的主要手段。到了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战争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展开，其所造成的杀伤和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为震撼的，首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经过了它在越南战争其间对整个村整个镇的地毯式轰炸，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摧毁性轰炸，包括了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滥炸。
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的层面上说，现代制度本身，第一次把战争本身也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了！暴力，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维度。（Giddens，Nation-State and Violence），这是前现代国家很少有过的现象，甚至是前现代许多君王和将军也无法想象的。历史上当然有过延续时间很长和涉及范围很大的战争，也有过尚武的时代和国度，西方历史上有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几次十字军东征，东方也有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成吉思汗的所向披靡，等等。但是，这些战争与冲突，都没有如现代社会那样，被制度性地嵌入到体制内部；没有如现代民族-国家那样，把军事作为国家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有机构成；没有如此名正言顺的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工生产、义务征兵，等等。
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论，是为了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和权利，同时为了确保国家本身的主权（既包括领域和边界，更包括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有必要运用军事的手段或暴力的机构。于是就有了非常矛盾的结构和结果：内部的安全是建立在外部的紧张之上的，很多时候，是用武装保卫和平，用暴力换取平安。这在西方强国里的保守思想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中，都可以看到。
再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关于列强争夺资源以及后起的强国争夺生存空间的分析。因为早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不再是各自封闭的小体系，而是越来越连成一体的大体系（“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等），在这个体系内，从早期的领土之争发展到近期的资源之争，强弱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强者之间的利益分摊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妥协和合谋，更多的时候则是要通过战争一决雌雄。列宁曾经极而言之：帝国主义主义就是战争，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似乎既应验了这些似乎矛盾的理论，也从这些理论中对实际的冲突有了相当的理解。二战后虽然没有大范围的战争，但是局部武装冲突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大国甚至一直不断挑唆、引发小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政变、培植傀儡、贩卖军火。一个特别诡秘的现象是，由于战争和暴力本身成了现代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建国立国的基础，它们一旦建立起来，就不能没有战争：已经发展起来的军工集团和军火商人，不仅成了最大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成了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它们不允许自己的产品无处销售、自己的利益无处表达！
当然，事情远比任何一种理论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克劳塞维茨还是对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初看起来，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强国仍然不断发动或参与各次局部战争，科索卧，阿富汗，这个现象似乎是令人费解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等无疑既是托词，也是理由。由于有了所谓“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有了所谓---特别是911以来---恐怖主义，民主制度受到了新的威胁，而趁着威胁者手上还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要赶快动手术，切除“癌细胞”。
在这种托词和理由背后，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人们立即想到了资源，尤其是石油。而在石油这个东西后面，还有由来已久的巴以冲突，更有一整套地缘政治战略，从中欧、中亚、中东，一直伸延到远东和太平洋等地。
我们应该明白，在整个冷战期间，虽然有诸如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的武装冲突，但是毕竟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其基本的原因是非常富于辩证法的：苏美两大集团各自拥有摧毁对方和整个世界的核力量的“均势”，是各自没有轻易拨动核按钮的关键。而在理论上，类似基辛格这样的人对于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彼斯麦时期的梅特涅，关于平衡、制衡等，也至少是美国相当一个时期内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
但是，甚至还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就有一些智囊开始反省这种“均势”理论。他们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理论中寻找灵感，发现美国奉行的基辛格那一套缓和战略，苏联得到的好处比西方得到的要多得多。同样的批评也发生在对华战略的检讨中，其认为通过接触政策，中国得到的太多了，而中国的发展，不管是不是最终彻底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会在经济和资源上导致所谓“中国威胁”，所以至少应该重新回到“遏制”时代。
这些理论决不只是说说而已。举例来说，冷战后每次中美关系出现别扭，除了具体的原因（例如向台湾出售战略进攻性武器、中国大使馆被炸）外，都与这股所谓“新保守主义”重新抬头并入主或影响白宫和五角大楼决策层有关，所以，也基本上每次都是以中国妥协而暂告一段落。而在已经发生的几次冲突、战争背后，都有这套以积极姿态出击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的影子。
很有意思的是，这是一群野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他们反对的是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相对论，而要重新确立西方文化大优越性。他们不是原来意义的保守：保卫等级、传统、现存秩序。相反，他们要的是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在全世界推广，为了这个目标，政治权力---必要的时候军事干涉---必须被积极地运用，从而积极地改变世界。
如今在依拉克运用的军事“威慑”，就是这种理论的体现。其不但接受有限的战争，必要的时候还要先发制人，甚至也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也可以实行单边主义，联合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意、不通过也没有关系。当然，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梅尔（John Mearsheimer）在他最新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002）所说：“美国在19世纪以来就有殖民主义和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上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

这种“美国国际主义”（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不是帕特里克·布坎南的“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其主张美国从国际事务中撤回来专注于国内事务），二战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公开地被鼓吹过。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幽灵，它担心，如果民主力量不起来与专治作斗争（包括主动诉诸武力），就不可能占优势；它主张，好的政权有权力、有责任用暴力反对坏的政权，而我们还没有找到比美国更好的制度。
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近代历史上，战争并不总是发生在民主与专制国家之间，例如”一战”，当时的交战国其实是民主制度;再如“二战”，德国本身，从选民比例来看，其民主基础要远远高于英法。还有一种战争，是强国不断操纵的结果，比如1970年代早期，美国的民主政府动用军事手段推翻了智利的民主政府，却扶持了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上台。
这种理论的另一个阐释，是由罗伯特·库伯（Robert Cooper）完成的。无独有偶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从相反的立场来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库伯提出并不断地宣讲的一个主要概念是“新帝国主义”。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既北美、欧洲的国家和日本；第二类还是传统国家，即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新帝国主义的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如果必要，动用他们的武力---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用武力去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专制之类的事情。库伯提出，“在后现代国家内部，我们应当按照法律原则及安全协作的原则来行事，但是对于传统国家，我们还可以使用过去那些粗暴的方式：动用武力，防御性进攻以及欺骗等，总之，我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对付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19世纪那个自私时代的国家。我们之间可以讲法律，但当我们进入丛林时，我们就应该按照丛林法则来行事。”（罗伯特·库伯《恢复世界秩序》，参见：法国《世界报》2003年4月25日文章“后现代帝国主义”）
库珀发表这一套新帝国主义理论以来，西方许多很有影响的主要刊物，比如《泰晤士报》、《外交季刊》等，又公开地、正面地重新开始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了，而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要么回避“帝国主义”这个词汇，要么认为这是个负面的甚至是可耻的词汇，但现在，它居然又成了正面的东西了。（参见：Perry Anderson：“三种新的全球化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如今由美国共和党政府所领导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无一例外都得到了英国工党政府的全力支持。它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个无情的现实：不管国内政策可能有多大的差别，在国际事务、争端、冲突中，英美总是彼此呼应的？或者，如许多批评者所言，库珀乃至布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现在，布什和布莱尔，已经双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要证明用暴力换和平的合法性，还是要彻底改变“和平”两个字的本来含义？
历史走到了如此的反讽地步，以至于原来鼓吹用革命暴力打碎旧制度的国家机器的国家，要么彻底瓦解或缴械（苏联东欧），要么完全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主流（中国）。而正是当初被革命的暴力理论要推翻的对象美国（以及英国），今天却张扬起“正义”的大旗，要用武力去“解放”被压迫的人民！
更大的问题是：在这种种迹象、势力、理论背后，还有没有可能实现和平？或者说，反战，还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吗？
如今，我们还没有处在所谓的后现代时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仍然还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权力架构。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不断碰到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资本、技术、产品、信息和人本身的跨国大流动；但是，如果现在就说人们---或者，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代，未免也太“乐观”了。

记得1970年代初曾经有法国朋友问中国总理周恩来，你怎样评价法国革命？周恩来的回答是：法国革命到如今还不到200年，评价它为时太早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基本制度，还是法国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它当然包含了很多阴暗的方面，特别是战争和暴力。如果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还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制度，那么，它所赖以成立的基础---独立、主权等，还没有过时，我们需要检讨的，是究竟如何处理好国内的事务，究竟如何处理好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好跨国的种种力量关系和现象。
和平，首先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来的。国与国之间，不论什么纠纷，如果总要以枪炮相见，则不论什么理由，都会造成生灵涂炭，平民遭殃，环境恶化，仇恨加剧。而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似乎忘记了：人权国家有多大的能力横扫世界不民主的各个角落？用武力把人权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地区的其他人群，怎么体现人权的意义而不是违背人权的本意？对于广大“传统国家”和“前现代国家”来说，来自发达的“后现代国家”的暴力、轰炸，怎么保证不会孕育出来自所谓“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的抵抗？而且，暴力也好，恐怖也好，怎么保证它们就不会来自“发达社会”本身而不是什么“塔里班”和“基地”？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保证武装干涉、单边轰炸、先发制人等不会演化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体制，有很大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恰恰是它太依赖暴力了，总是在以暴易暴的规则下彼此争斗，我们如果要超越它，有没有可能不通过暴力去实现。世界上大概只有一种暴力是不应该简单受到谴责的：那就是弱者的反抗！而今天，即使是反抗，也没有条件了，人民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老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也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动员全世界的弱者的反抗，不是用暴力，而是用和平，这里首先要反抗的，就是新帝国主义的霸道秩序。
人类如果一定还要有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是无硝烟的，例如抗击SARS之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需要的，恰恰是和平的合作。
中国古代的智慧告诉我们，依靠强力、暴力，只能建立霸道，依靠义、理，才能建立王道。
战争，离我们还太近；和平，离我们还太远。越是如此，就越要为和平而呼吁，这，是爱好和平的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