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历史上中国国情基本特点之一,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基础，农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之二是长期以来至少是明清以来，农业文明是在人口与资源（以土地为代表）比例十分紧张的状态下发展变化的。人口多而可耕地少，是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重要区别。这个国情特点在今天依然存在。尽管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大于农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仍是人口的主体；而且人口增长与其他自然资源的失衡更趋严重，几乎到了危机的边缘。但当前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所走的途径，又以提高资本能源等资源消耗以替代人力为方向。这就导致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取向，产生出与我国生产要素特征及基本国情相矛盾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否缓解它的办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基础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看来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以小农家庭为社会经济细胞。小农经济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成功适应当时严峻社会生态环境压力的经济行为准则，使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长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大放异彩。小农经济下形成的经济规律的某些特征能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看法截然不同。一些学者曾一再疾呼重视中国传统的积极因素；[1] 然视传统经济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之观念，似仍为大多数人包括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笔者认为，重视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的发挥，运用世界先进的而又适于中国国情的一些作法对其改造，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可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选择。当然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学识有限，不能全面讨论，这里不揣愚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劳动生产率为中心，围绕传统小农经济行为、国情和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三个方面试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小农经济[2]

1 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谈起。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前些年先后推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两部力作以及若干论文，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笔者认为，黄氏的重要建树在于，经过实证性研究，鲜明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高度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它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得出的规律，也不同于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结论。

黄氏注意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之处是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论证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小农经济并不会随着商品化的发展而发生质的变化，像西方国家那样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尽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经历了明清两代500年的发展，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所谓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不仅没有瓦解，反而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为完备。[3] 黄氏认为，“简单地把英国古典经验抽象而来的模式套用到中国的经历是不适当的。”[4] 从而对长期以来被许多人奉为教条的“规范认识”提出了尖锐挑战。黄氏的以上见解，至少对我个人启发极大。

黄宗智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呈现特殊性，是与中国小农经济采用的以过度密集劳动投入来获取生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的，由此伸引出了“过密化”生产这一核心概念。对此他解释说：“我们需要分辨三种农村经济变迁，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增。”[5]

黄氏认为,过密化是由于中国人口过多和其他生产要素过少造成的,“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人口与可得资源间的平衡关系。相对于资源的人口密集的压力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的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发生。”[6] 他认为，因大量投入过剩劳力导致的过密化生产，虽然可使生产总量得到一定增长，但它却阻碍了生产工艺的资本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过密化生产是阻碍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这是黄氏过密化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所在。

中国传统农业是否是一种“过密化生产”，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因劳动力过剩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理论亦非始于黄氏。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曾以危地马拉、印度的实证资料对该理论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黄氏此说至少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氏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去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

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在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在的以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以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否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

2 民生是中国经济第一问题

人民大众的生存—民生问题，是中国经济从传统直至近代、现代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最重要的内因。受生存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制约，民众的求生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全人类发生过或仍然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各国生态环境的差异，民生问题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度是不等同的。在发达国家，生存是经济的首要任务早已过去。而在中国古代至近代，民生问题之所以特殊重要，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明清以来，人口的增加更快，19世纪以后，人口增长已突破4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过渡中，如此众多人口所形成的生存压力，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前发生的人口剧减恰成反比。这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面积的扩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高度开发地区，如长江三角洲江苏等地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后期，耕地面积反而下降了。人均地亩则下降更甚，从18世纪中期的约5.55亩下降至20世纪中期的约2.17亩。[7] 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基础，土地面积基本不变，人口大量增加，农业技术的提高也较缓慢的社会中，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生存问题。珀金斯认为，到了19世纪，来自扩大耕地面积而引起的产量增加在总产量中的比例急剧减少。要是没有太平天国的造反，那么来自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上涨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农业所能提供的足够粮食的能力。[8] 这个论点尽管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反映中国因人口过多而形成严重的生存压力，还是合于实际的。直至当代，中国的农业在全球7%的耕地上养活了約22%世界人口，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70%，但必须供养多于美国3~4倍的人口。[9] 这个基本国情，又不能不对其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合理，加剧了生产要素结构的失衡。如：对土地改革前的苏南农村调查表明，占总户数2.33%、总人口3.02%的地主阶级,占有耕地36.19%(包括公地);而占总户54.50%、总人口50.59%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19.44 %。[10] 无疑，地权不均大大加剧了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程度。缺少土地的农民必须租用地主土地才能生存，但高额地租，又夺去了他们不多收入中的很大份额。据上述调查，一般情况下，苏南的地租率高达正产量的50%。此外，苛重的赋税、高利贷等等，都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构成了严重危胁。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严重失调、生产关系中的种种问题，都造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后果：中国老百姓求生存的艰难。

第四 ，中国是一个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部资源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国家。它虽然有漫长海岸线，又与诸多国家接圵，但东南有波涛汹涌的大海阻隔，西北有大漠高山的重重障碍。中国在历史上，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不大。至近代，虽然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外货严重入超。更重要的是，受换汇能力、国际市场和交通运输的制约，中国庞大生存人口所必需的食粮，除个别地区外，只能靠自己解决。中国至少已在一个极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法做到如众多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这又使得民生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民生问题从整体上影响制约到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法则，使中国传统经济及其向近代的转化呈现出诸多特殊之处，使其早期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 求生法则统率下的经济行为

民生的根本问题是吃饭，是生存。种种经济行为都是为解决或更有利地解决吃饭问题。也可说，解决吃饭、存活问题，，是普通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中的第一位的目标，成为统率农民大众一切经济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

要吃饭必须生产，有活干才有产出。在求生法则的根本性制约下，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谋得吃饭手段，如下一些经济准则[11] 在传统社会中形成并一直延续到整个近代。甚至在当代，在大量地区特别是较落后地区，这些准则的影响也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

准则之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这是传统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那些需要投入较多资金以节约人力的生产方法和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是鲜有地位的。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是最丰富也是最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剩余劳动力是以家庭成员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生产资料不足的家庭之中。对一个家庭来说，每个成员干不干活，总要吃饭，努力使家庭成员中闲置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尽可能以劳动力的投入获取总产量的增加哪怕是微小的增加，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种最经济的也是最合理的“持家之道”。

准则之二：以最少的人力以外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投入，获取最大的总产量。人口与生产资源失衡在中国农村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人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匮乏。正因为如此，在狭小的土地上，尽量减少生产工具和设施的资金支出，以劳动力取代资本，施用生物性肥料，实行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化生产，以获取单位面积的高产，是中国农业和家庭经营的传统特征。在农家工副业中，充分利用家庭人手，合理安排农业与副业的生产时间，是农民的通常做法。近代以前，小农从事的商品生产是与家庭规模相适应的，很少见到雇工生产的现象。近代以后的小农家庭商品生产情况相当复杂，在商品生产最发达地区，如高阳土布业中出现了家庭雇工现象，但为时不长，而且家庭成员劳力均作为生产者参加生产，与资本主义企业显有区别。在绝大部分地区，小农家庭雇工罕见。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以资本和雇佣工人替代家庭劳力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法，对中国小农经济而言完全不可思议。

准则之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经济核算，用此种经济组织形式实现最大程度节约生产成本，获得家庭整体的最多收益。试将此准则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比较，更可看出问题。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严格计算工人的劳动成本，当工人的生产效益低于工资支出时，企业必解雇工人，否则亏损。对工人来说，必然要求企业支付与自己劳动力支出相应的工资。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产生的失业和工资成本问题，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但在中国农民的求生法则下，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多余家庭劳力和减轻生产成本，于是普遍推行和顽强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包括商品生产—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形式。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的优点是，一，可以合理支配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发挥每一个成员的劳动潜力。例如，从古老的自给性男耕女织，到明、清至近代的商品工副业生产，都可做到两性互补、老幼互补，“全家齐上阵”。二，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除购买必需生产原料之外，家庭成员不会要求付给工资，按西方经济学术语，即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可达于零。这在以企业为细胞的纯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思议的，但正因为如此，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增加收益。三，家庭生产不存在失业、解雇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经济搞好了，每个成员都有饭吃，反之亦然。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与家庭利益密切相关，而家庭作为经济单位，也可以在保障每一个成员的生存权利的同时，从每个成员处获得整体最优利益。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总的原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求付给个人努力之必须的报酬。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直到近代的农村商品性生产中，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庭利益是最高利益，个人利益包含于家庭利益之中，并不分开算帐。这正是中、西国情不同、生产要素资源构成不同而致。正应了“适者生存”那句老话。

准则之四，在可能条件下，实行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手工业副业密切结合。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手工业、副业及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人口资源比例失衡的环境中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小农家庭这种两种生产的文献记载颇不少见，学界也有大量研究。这里仅简要一提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民在农业之外，还极力从事商品性工副业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不足，仅靠农业难以维生，二是家庭中存在季节性剩余劳力，不能不设法利用以增加收入。而农民在从事商品手工业副业生产后仍紧紧抓住农业不放，其必然性为，一，小农经济从个体看是很脆弱的，难于抗击灾害，遇灾后粮商往往兴风作浪，粮价猛涨，小农难以承受。而“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故农民一般尽量保持口粮自给。二，国内市场和需求水平的局限性，常在远程贸易的手工业、副业产品中形成价格的大起大落，从事完全性商品生产风险甚大，农民不能轻易放弃农业。

由此可见，无论失去哪一种生产，都会使小农经济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而两种生产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则实为最佳之策。正因为如此，自给农业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的密切结合，从古代至近代一直延续了千百年之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重炮，也难以破坏摧毁。
如果上述小农行为准则大体符合中国的基本实际，对准则的解释大体说得通，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上述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是他们只能以农事为主业的大背景下，面临不利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人口和自然资源比例严重失衡的条件下形成的；而正是因为形成了这一套准则，个体小农经济才有可能应付生存环境的挑战。这种最有效的适应方式经受住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不仅仅维持了亿万贫困农民的生存，也使一个人口压力极其沉重的大国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使数千年文明史地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尽管我国学界近年来对小农经济的研究有重大进展，但就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而言，应该说，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恰亚诺夫在对俄国小农经济所作的杰出研究中早已指出，俄国以及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大量存在的家庭经济单位，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家庭，有其特殊的经济活动动因及获利概念，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并不适合于古典经济学及现代国民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不使用僱佣劳动的农民家庭农场，工资范畴消失了，因而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浄利润、利息、地租等。从总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后即是家庭全年的劳动报酬。对于与市场交换有联系的家庭单位，它更关心取得最大劳动报酬，但家庭仍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准则来考虑这种劳动报酬是否有利。恰亚诺夫的农民家庭经济理论对我们分析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经济很有启发。笔者觉得，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二，劳动生产率、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和国情

以家庭为单位、以劳动力密集投入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经济行为对中国的现代化作用如何？是否有宝贵的积极因素可资利用？看来黄宗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得出过密化是阻碍中国历史真正意义发展的根源时实际已作出了结论。他认为，只有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密化，才能使中国经济发生质变，走上真正的经济发展之路。过密化的发生，既然是过多劳力投入有限资源（如土地）所致，则欲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采取“反过密化”措施，即投入大量资本，以资本替代劳动。只有实现生产的资本化，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这在以下的话中表达得很明确：“过密化必须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因为它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如此变迁的前景，远不是小农生产让位于大规模生产，而是通过其承受劳动力投入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能力阻碍了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小生产远未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而实际上通过推向低成本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的的方向变化而阻碍了发展。”[12] 这段话表明，黄氏的消除过密化的途径、方法，还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模式为参照系的。而黄氏的理论基础，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判断经济发展的根本依据。在此书中，黄氏这种以发达国家的高资本化为标准提高生产以求得经济“真正”发展的思想可在多处找到，使人产生只有如此才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唯一途径的印象：“我认为没有发展趋势的增长与有发展的增长之间的区别 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和不发达的持续来讲是极重要的。我们所知的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投入的改进，这使得极少的农业人口得以养活全体人口，这也是使农业摆脱了仅够维持生存线的生产的地位。根据本书的定义，那样的变化乃是乡村发展的核心。”[13]

黄宗智的看法可能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作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有位中国学者的看法可能有些代表性，他在评价黄宗智的“过密型增长”概念时说，“发达国家的农业近代化首先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以美国为例，其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率，使其4%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显而易见，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14] 黄宗智在中国传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等问题上极有创见地洞察到中国历史实际与某些经典理论的悖论，但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家庭生产与企业生产的效率比较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评价；商品生产与自给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上，似乎倒没有认为，在中国，这也与经典理论有相悖之处。而这正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特别需要注意的。

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或论断的“公理性”即普遍适用性的判断，都应该放到某一具体社会的具体历史阶段中进行具体分析。对特定社会的特定时期而言，某些公理可能完全适用，也可能完全不适用，当然还可能部分适用。对经济史学者来说，不应该以某种哪怕是被视为绝对真理的“经典理论”去套用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实际，而是相反，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去判断“公理”对该国的适用程度，乃至对其加以修正，从而找出适用于该国的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论断。具体说，在中国国情下实现现代化能否以劳动生产率为判断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以资本替代劳动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绝不能以某种理论为根据，也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要首先取决于中国国情，取决于中国有否这样做的可能。因为这里说到现代化问题，不妨看看当前的国情及其趋势。

斗转星移，几度春秋。鸦片战争至今已一个半世纪，今天的情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农村工业在许多地区蓬勃发展，这使许多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农业生产中资本的投入密度大为增加，在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变化尤为突出，农村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已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们高歌进步，但前进中并非没有问题。由于工业、交通、居住等占地，全国农田面积急剧减少。1990年末就比1985年减少1854万亩，5年中平均每年减少 371万亩。而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我国传统农副渔业基地，农田减少更甚，鱼米之乡需要从外地调入大量食粮。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补偿总产量的下降。在一些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农业政策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农村工业之间、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发生了大量冲突和矛盾：原料大战、市场大战、资金大战.....工业污染严重蔓延以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更大的问题在于，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支撑的农村工业发展道路难以在落后地区推行，而这类农村无疑是中国农村的主体。类似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能源、交通、大城市辐射等条件在落后地区无一项可轻易得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年形成庞大的民工潮冲击着脆弱的就业市场。

展望未来，形势更不容乐观。中国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说，至少有四大困境摆在我们与子孙后代面前。第一个困境，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人口迅速膨胀对经济的压力主要表现于就业问题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有限，新增乡村劳动人口又超过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转移量，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第二个困境，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受极限。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处于人口负荷过重的临界状态，若按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2015年中国人口有可能突破理论承受极限。我国土地资源潜在自然生产力，即年生物生产量，约为72.6亿吨干物质，按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的最大承载人口能力为15~16亿人，突破这一界限后，只能大规模地输入农副产品，或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人口，难有其他选择。中国人口增长如按现状发展，将在下世纪形成超大规模的并行膨胀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老年人口群，且不说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恐怕连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第三个困境，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与自然增长率生态日趋恶化。我们正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上述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已直接威胁着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地演化为下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第四个困境 ，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今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塞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增长。[15]

极其严峻的资源前景，逼迫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如下思考：必须放弃那种以生态破坏、资源高消耗、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能选择一条（如果还来得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消耗和破坏、工农业协调发展、并充分发挥以掌握适用技术的人的能动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认为，我国劳动力丰富与资源短缺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国情，它决定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以劳力替代资金和土地资源。

在经济学理论上，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在农业发展史上，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的国家里，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劳动的方向发展的，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另一方面，在土地稀缺而劳动丰富的经济中，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土地的方向发展的，因此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美国土地丰饶而劳动力稀缺，因而农业发展遵循的是以节约劳动为特征的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日本的资源条件刚好相反，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农业的发展走的是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的途径。虽然采用的技术不同，但两国的农业发展都获得成功。”[16] 这里虽然只就技术层次而言,但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资源状况，同影响技术一样制约着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吴承明曾介绍了日本学者将帕累托关于选择商品的无差异曲线理论用于二元经济，提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的观点。在这个曲线上，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的不同配合可获得同一的经济效益。吴承明针对中国说，近代化企业需较大资本，工场手工业需要较多劳动力，按不同情况，两者并用，即可形成无差异曲线的生产．．．从辩证的观点看，互相替代的东西也是互相补充的东西，二元经济的研究应该注意及此[1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西奥多.舒尔茨早在60年代就提出了“全面生产要素”概念，他在解释概念的含义时，提出一个研究经济增长源泉方法的新的资本理论概念，“这种资本理论包括了所有生产要素，即土地、一切再生产性的物质生产资料及人力。”[18] 由此他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因为生产力包括了人力，所以如何使用包括人在内的每种生产力的知识（或者专门技能，或者教养）也是生产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无论怎么说，限制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比较缺乏。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缺乏哪种资本？是缺乏传统的再生产形式的资本吗？不。非传统形式的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的吗？是的。”[19] “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20]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说明，经典经济学中几个并列而且常是无法同时满足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加强其中之一的质量，实现某种程度的替代和生产要素总体质量的增加，这对物质资本缺乏而人口丰富的中国有重大启示。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农业文明史已在事实上有力地证明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相当经验技术的劳力对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按通行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标准，中国农业生产率是极低的，但以单位面积产量计算，中国在古代历史上的粮食生产早已超出近代西方国家。就当代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远较美国为低，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的接近、有的相当于或超出美国。以1993年状况看，每台拖拉机负担的可耕地面积，中国为125.75公顷，美国只须38.70公顷，每台收割机负担的谷物收割面积，中国为1680.7公顷，美国为91.15公顷。比较中、美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可耕地，中国为0.20公顷,美国为71.44公顷;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0.28%。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谷物,中国为878公斤,美国为99597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0.88%。但在单位产量上,当年水稻,中国为每公顷4557公斤,美国为4291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06.19%。(该年美国水稻减产,以1992~1994年平均计,中国为4483公斤,美国为5074公斤,相当于美国的88.35%。)小麦每公顷产量,中国为3519公斤,美国为2569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37%。(1992~1994年平均数,中国为3389公斤,美国为2577公斤,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31.51%。)在总产量上中国近年来更遥遥领先于诸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的国家，1980年，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已达到世界第一，1992年后连续居于世界第一；中国的棉花和油菜籽总产量自1985年起一直居于世界第一；肉类总产量自1992年后居于世界第一。[21] 而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以劳动密集方式生产出来的。中国以密集劳动投入、精耕细作的办法结合农业科技，实现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2%的人口，不少西方国家经济学家认为是奇迹，能否因其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认定中国农业是远远落后的呢？原本是中国的特长和优势，但在某种理论下却成为落后的象征，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正是在这里，我们遇上了（套用）经典经济学概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一个明显悖论。悖论产生的原因，正在于不顾中国实际，将基于差异极大的西方国家国情为基础形成的一些经济学理论或概念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真理到处套用所致，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视为标准模式而致。 上述悖论出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含义是,即便在劳动生产率这个几乎被公认是经济发展标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低生产率或“过密化”仍有其合理之处，有其与国情相适应的特点和优点。

黄宗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应该向以资本替代劳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努力之见解，并不能说全无道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尤为重要。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这在中国是应特别予以注意的。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中，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流行模式和通行作法，而要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资源、生产要素拥有状况之特点的合理配置问题。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注释

[1] 参见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世潮.传统.近代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论二元经济》等文，见《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中国经济史研究》以“传统与现代化”为基本内容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刊载过多篇文章，兹不一一注明，可查阅。
[2] 除国外学者外，国内学者自1980年代后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方行等学者的研究对本人教益尤大。
[3]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305。
[4]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305。
[5]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1。
[6]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1。
[7]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8]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页34。
[9]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页1。
[10]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6页。
[11] 对中国小农经济及其经济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对其自给性与商品性的研究，我国学者近十余年来有很重要的成果。可参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
[12]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2。
[13]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页12。
[14] 《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5] 参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29、30、73页。
[16]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六章。
[17] 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18]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8页。
[19]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9页。
[20] [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1页、136页。
[21] 《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中国经济年鉴》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