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 命。”[1]工业化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为简便计，我以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代表新式产业资本，并把各时期产业资本集成和产值的估计列为本文附表。[2]­

从附表可见，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产业资本原大于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这是洋务派创业之功。而甲午至辛亥间测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的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迄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

本文目的不是研究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而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或它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道路。故有关增长情况可参阅附表，不再置论。

工业与小农经济

我国新式产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两种传统经济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它发展的道路。

我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据五十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这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不过那时因受殖民地型外在因素干扰，反应不甚灵敏而已。那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都不允许我国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协调的基础上。

我曾考察，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进的。[3]就农作物产量说（不包括潜在生产力），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0.5－－1.5％，擎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实际上，也能满足当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粮食进口的增加乃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大口岸经济的结果。这种大口岸经济又使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给农业造成损害。[4]­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与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传统农业有巨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50％可知，而且中外皆然。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依靠从农业中汲取原始积累。英国的暴力圈占土地只是历史上的特例；最通常的办法是通过不利于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5] 从甲午战争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着。大约除1905－1912年、1921－1925年短期间外，都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13－－1920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13年间差价扩大约1/3；这时期也正是工商界所称“黄金时代”。1926－1931年，同样的差价在6年间就扩大了1/3，工商繁荣。接着进人经济危机，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价进一步扩大。[6]­危机最甚的1934年与危机前的高峰年比，农业所得下降了31％，工业所得仅下降5.9％；若用1931年不变价格计，农业所得下降20.8％，工业所得反增长11.9％。[7]®农业对工业的资助显然可见。

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迟缓，但毕竟有所加速。我们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赖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我国新式产业的开发中，交通运输业快于制造工业。有人认为铁路、轮船等“先工业资本而发展”，以至“过度开发”，并导致民族资本“偏向商业”，乃是半殖民地经济的表现。[8]此论非是。1920年我国铁路货运量中，农产品占41％，矿产品占39％，工业品连同进口洋货不足10％。[9]­又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二三倍，人常谓“畸形”发展。但据我们测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农产品占45％，手工业品占26％，工矿产品占16％，进口商品占9％；不得谓之‘“畸形”。在当时，惟孙中山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业乃先行产业，并提出保商、通货流之要义，实属卓见。[10]®
工业与手工业

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给外尚有出口。鸦片战争后，洋货人侵，约有8个传统手工行业受到摧残，但除手纺纱外都非重要行业。据我们考察，迄1920年，绝大部分手工行业都是发展的，手工业总产值也是增长的；并且，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1920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82.8％，机制工业占17.2％。这以后，情况略变。机制工业加速取代手工业，但手工业产值仍有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69.4％，机制工业占30.6％。 作为封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原甚微弱。鸦片战争后，则发展甚快。我们估计，1920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25％，比当时全部机制工业（包括外商厂）的产值还稍大些。这以后，工场手工业仍有发展，但因电力比较普及，部分工场手工业向机制工业过渡。到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30.6％，与机制工业的产值比则只有后者的69.2％了。

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艺术品除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据我们考察，至少在1920年以前，两者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同时两者又有互补性。当时最大的两项民族机制工业是棉纺和面粉。棉纺业是先以纺粗支纱供应手工织布为主，到1920年它已占有52％的纱市场；然后转向织机布，到1936年亦占有57％的布市场。至此，它已杜绝了洋纱进口，洋布的进口也不多了。机制棉纺业的发展比较顺利，实得力于农村手织户以及定县、高阳、潍县、宝低、郁林、平遥等新的手织区的兴起，给它提供补充作用。这是一种垂直式互补。机制面粉业兴起于20世纪初。1931年至1936年；它的产量由0.47亿包增至1.23亿包；但同期土磨坊的产量也由1.66亿包增至1.72亿包，土洋并行发展。又机制面粉厂最初是采用一种土洋结合的机器磨坊形式，然后改用全机器化的滚筒制粉法。在上述期间，机器磨坊的产量也由90万包增至1,476万包。三者并进，形成一种水平式互补。这样，1913年进口洋粉260万担，1936年就仅进口51万担了。[11]此外，如火柴、针织、电器、日用化工等工业，一自国外引进后大都是先用手工上马，或利用家庭散工制，使事易举，俟扩展市场后．再实行机械化的大生产。

传统手工业中，不少是从改革工具人手，增进生产力的。如丝织业，原用投梭机Ｅ世纪初引进日本手拉机，接着并用足踏铁轮机，再进一步改用电力铁轮机。到1936年，全国丝织机中，已有20.3％是电力织机，按生产力计，占到38.3％；即1/3以上已过渡 为现代化绸厂了。[12]棉织业的工具改革与丝织业同，但因早有机制纱厂在，织布厂用电力织机者不多，手拉机和足踏铁轮机则长期使用。余如缚丝业，由手摇丝车而足踏丝车，而汽喉（煮茧用）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轧花业由手摇轧车而足踏皮棍轧车，再到动力齿轮轧车。榨油业由木槽楔人油榨而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吸人式油榨。这种工具改革大多出现在工场手工业，而个体户仍少改进。以工场手工业而论，在一定改革后即容易过渡为机制工业。又手工矿业，到1920年大体都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在煤矿，是先添置动力吸水机，积累资金，再添置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在金属矿，是先添置动力铁林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粉碎机以至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且，新中国的建设，也仍然要利用前人遗留的物质基础――尽管十分薄弱――和经验。

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这就决定了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即使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后，也还是这样，这可以从解放后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战略中得到启发。

高度发展的传统经济意味着它内部含有精华，尽管是与糟粕并存。从上述介绍中可见，在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中，都含有积极的、能动的因素，能为工业化、甚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利用。这就决定了一条协调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曾有一种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刘易斯模式，它是把传统农业看作完全无所作为的，只为工业发展提供无限劳动。这种模式，以及它的修正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中国。[13]国外汉学家的研究还常采用一种“传统——现代”范式，认为中国的各种传统的因素都是静止的（static）或只能“在传统内改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因而与从西方传人的现代化因素是互斥的，互不相容的。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就只能是“全盘西化”了。不过，这种理论既未得到证实，近年来也已受到批判。[14]­

在近代中国的理论界，也不乏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以卓越的工业家穆藕初为代表，也曾有一种农本主义思想，认为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应从改革农业入手。[15]®还有以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庭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主张应优先发展乡村工业，以就地利用资源和农余劳动力，降低运输成本；且众擎易举，有类今之乡镇工业。[16]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以外国资本势力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都只能停留在纸上。

最早兴办新式产业的晚清洋务派，虽在体制上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践上却是走的全盘移植西方企业的道路，连厂房也是在国外设计，与中国传统经济脱节。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建设思想也基本上是以欧美为楷模，并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仅是适应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传统经济无涉。民间的或民族资本家则不完全是这样，上述那些土洋结合、逐步过渡的事例，都是他们创造的。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就必须从“地利”和“人和”上下功夫，创出一条道路。其中，也不乏佼佼者。

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就不完全是当时洋务派“分洋人之利”的目的，还有一个传统的但是积极的“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它是立足于本土的。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手织业上。这里的植棉业，乾隆间就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这里的织布业，嘉庆道光间已由稀布（包装用）进而为关庄布（销东北），再进而为通州大布（销各地）。大生利用这种优势，以产12支纱为主，全厂70％的产品供应通海手织户，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适应农时。张春在创办大生前就有个黄海垦殖计划，这种思想更是立足于本土的。既得大生的资助，乃创办盐垦区，得到各方响应，一个2000万亩、30万人口的‘通海垦区终于形成。垦区由晒盐而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大增；所产棉花，供应大生原料。而其意义在于由工业与手工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与农业协调发展；用张春的话说，“不兼农业，本末不备”。棉纺是具有联进（linkage）效应的工业，以大生为中心，陆续办起炼铁、机器、油脂等多种工业，以至轮船、商务、银行、汇兑，成为“南通实业”体系。张春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这是个完整的industry定义，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也是工业化的完整的内容。[17]

可见，在近代中国，也确实有人在探索一条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和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道路。张春的以大工业为中心发展实业和地区经济的道路，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当时古优势的，乃是以外国洋行为中心的，脱离了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张春的立足于本土的实业建设，也败于这种大口岸经济之手：大生纱厂于1925年被上海的银行团接管，他的其他事业也—一失败。不过，失败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

注释

[1] 见本书《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2]­ 见本书《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
[3]见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4]­ 关于产品价格水准的决定及各级价格构成，见拙作《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277、292－295页。
[5] 这种不利于农产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在西方或称为Mill－Marshall模式，在苏联称为“剪刀差”；我国亦称剪刀差，推近年来有人认为概念不确，改称为“差价”。这是各国普遍存在的原始积累办法。推日本明治维新时以1873年的地税改革法将农业生产（大米）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以利“殖产兴业”，为东方一大创举。孙中山的地价税法，或源于此。推我国一向是高租低税，此法不能行，并且农业剩余尽人地主之手，而地主是不投资于新式产业的，造成我国原始积累的一大困难。
[6]­ 拙作：《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75一277页。不过，这时差价扩大的幅度并不比解放后1952－1978年为大，并远较二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剪刀差”为小．见李炳坤：《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版第45、49页；《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版有关章节。
[7]® 此项估计见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7、19页。“所得”指净产值。
[8] 这种观点早见于1932年国秋白（屈维它）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转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后成为流行的看法。
[9]­ 交通部：《国有铁路会计统计报告》1924年，货运延吨公里表。
[10]® 交通运输业“先行”之论见《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总理全集》第一集下；保商、通货流之义见《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
[11] 面粉产量估计推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106页。
[12] 1936年有电力织机17，810台。手拉机32，677台，投梭机37，030台；生产力分别按3：1.5：1计算。这是我根据有关资料所作的估计。
[13] 参见本书《论二元经济》。
[14]­ 传统——现代范式，“radition and modernity”paradigm，最早是从分析中国的儒学立论的，可追溯到黑格尔和韦伯（Max Weber）；而其广泛被汉学家应用是在20世纪前叶。对于这种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详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1984年，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2。
[15]® 穆藕初说，“产之于农，成之于工”，工业以农业为前提，见《藕初文集》上卷第49页。又查时进、漆进生也是当时的重农主义者，他们的言论见《中国经济》第一卷第6期、第三卷第8期。
[16] 见所著《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载《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又顾翊群提出发展农村工业的9项理由，见所著《农村工业化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马寅初在他的《中国经济改造》中（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04—106页），刘大钧在他的《国民经济建设》中（《经济统计月志》第二卷第8期）也提出了向内地发展中小工业的主张。
[17] 张謇的事业见《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引语见《张季子九录》，文录卷二，记论为舜为实业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