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无与强弱上。中央财政的权威除地方尽力维护和必要的制度保证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财政就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全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业收入很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致使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个多百分点，即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再就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说，也是惊人的相似。“六五”和“七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0.6：69.4和39.5：60.5。到1991—1993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29.8：702、28.1:71.9和22.0:78.0。难怪小平同志说：“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到刚性的税收返还和体制退补等因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如此之低；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把它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它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为今之计，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管理体制，加强征管力度，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改革所势在必行的事情。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回复到过去中央财政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状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的目标是做到在集中统一下有序地运动。对此，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办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四、优化财政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结构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小平同志历来重视经济结构问题，把财政分配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结构调整的强有力的手段。因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切科学技术都同国防有关，教育、文化、卫生等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因此，科技、国防、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是维持生产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所讲的生产力，是一种广泛意义的生产力，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着科学、教育等诸因素在内。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小平同志讲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结构调整就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教文卫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对于科技、教育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

一方面，小平同志以“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复出后，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并把是否抓教育作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好的标志。为了使科学、教育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小平同志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把科学和教育与农业、能源和交通放在同一战略位置上。他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依据这样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他说，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得钱，也比我们多几倍。因而，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