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看，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的经济回升势头正在节节下滑，1999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趋势凸现，若到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6％左右，2000 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确实需要未雨绸缪。
一、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
在1990年至1992年上半年，我国曾出现过带有需求不足性质的市场疲软，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上次的市场疲软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前者是经济“硬着陆”后发生的，这次是“软着陆”之后出现的；第二，前者发生在短缺经济形态还没有结束的经济条件下，这次是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后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第三，前者主要与国内大力压缩基建规模、抑制投资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有关，这次则还与亚洲金融风潮有一定联系；第四，前者在宏观经济调节政策一旦放松后，便立即走出低谷，景气迅速回升，这次即使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也还难以启动，经济增长的外部干预效用递减。因此，这次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具有长期性，还预示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具体分析构成有效需求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要素，实际上，我国的出口在1998年从实物量上看，增长率还是不低的，大约在10％左右，价值量上的零增长主要是由于1998年全世界进出口商品价格总水平下降10％以下所致。因此，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外需不是主要因素，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内需上。内需是投资、消费双不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制约生产”，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目前，消费制约生产的问题特别突出。其原因，既有宏观经济政策因素，也有微观机制方面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改革的政策与措施不够配套、协调，对于经济软着陆之后的买方市场环境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对于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后企业和个人预期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应对不力，政策引导不到位，存在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现象，存在着主观上刺激景气而客观上收缩信用的逆向运作问题；对治理通货膨胀我们积累了较多经验，而对通货紧缩的危害认识还比较肤浅，缺乏治理经验，措施迟缓，力度不够，办法不多，使“两个脱节问题”（一是城市巨大的购买力，与缺乏消费新热点，消费不足之间脱节；二是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与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严重不足之间脱节）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例如：
1.住房改革患了“中焦阻塞症”。住房改革目标没能按期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努力排除阻力解决什么问题，而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且出现了中途停顿，这既延缓了住房分配商品化、货币化的进程，使我国最大的积压商品——巨大的房地产投资形不成现金流，而且还把居民增加支出的预期吊了起来，再加上医疗、养老和教育增加支出的预期作用，迫使居民们没有雨也要准备着伞。于是减少目前的消费就成为城镇居民的理性选择。
2.增加农民收入靠行政性提价，短期可以，长期不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应在引导农民不放弃粮食生产，推进农业产业化，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同时，鼓励继续大力发展工业。工业上去了，来自工业的收入增加了，就可以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粮价也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然得到提高。我国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后续的扶植、强化、提高措施没有跟上，以至最近几年发展缓慢，关、停增多。农民来自工业的收入减少，总收入减少或增长放慢已属必然。所以，即使农业丰收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增收问题。
3.严格限制用地的政策措施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歧视，也对经济景气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信贷向国有大企业倾斜的政策措施，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浪费，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非国有经济。一旦占非国有经济比重非常大的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渠道被限制、被堵住，其发展必然受到抑制。
4.目前还缺乏宽松的自由创业环境，存在小企业创业难、发展难和小本经营难的问题。
5.国家严加控制集团消费，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民间消费由于消费结构未有升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增长缓慢，未能填补集团消费减少留下的空挡；而有些集团消费却变相转为发放奖金和补贴，成为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
6.整顿、规范财政信用，无疑也是对的，但要选择适当时机。我们于去年8月1日断然停办财政信用的措施，是典型的信用紧缩，是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对立的逆向操作。如果选在经济过热时出台，其正向调节作用定会得到有效发挥。对金融机构的整顿，也存在类似情况。针对当前经济的运行状况，不应砍减信用机构，而应积极扩大信用规模，加强管理，帮助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提高资产质量，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否则大量问题集中爆发，就会动摇信心。
7.在微观机制上，由于国有企业行为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还不善于根据消费结构和市场的变化寻找自己新的投资热点，形成不了有效投资。因此对新经济增长点的带动不明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出来，于是，与国有企业关联强的非国有企业也因此处境艰难，再加上非国有企业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严格限制用地以及诸多的行业准入限制、物价下跌，致使民间投资主体的发育受到制约，民间投资不振则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从而使目前启动经济变成了政府的“孤军作战”和财政的“独木撑天”。
二、刺激景气的思路
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扩大内需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性政策。如何启动内需，需要采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措施。治本的办法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相结合，政策上的外部刺激和培育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相结合，宏观上对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微观机制的塑造相结合。改革和制度创新仍是第一动力。要不断深化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企业制度改革，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和政策体系。目前刺激投资和消费可选择的政策取向应该是：
1.适时开征利息税。这不仅可以增加几百个亿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农业和城镇低收入家庭，而且可以发挥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的作用，刺激投资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分配不公和弥补当前个人所得税的缺陷，其作用要大于降息。难点在于，政府压力较大，需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消费也是爱国的理念，必须舆论先行，取得理解。如果今年6月10日的大幅度降息仍然起不到明显的刺激作用， 可考虑果断开征利息税。
2.一般来讲，所有的增税措施都会对纳税人产生收入减少的政策效果，会抑制投资和消费。因而，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则要十分慎重。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两个税种迟早是要开征的，但目前开征可能适得其反，有可能促使居民为了给后代留下足够多的遗产，进一步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同时也万不可将利息税和遗产税、赠与税同时出台。
3.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地实行利率市场化。通过理顺利率体系，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银行经营难的问题。
4.改革对商业银行的考核指标，变不良资产考核为利润考核，促使银行经营由目前的侧重安全性做到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统一。同时，作为促进商业银行增加信贷的配套措施，可以考虑再下调准备金存款利率。
5.研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政策。一是建议将推进小城镇建设政策和发展第三产业政策统筹规划；二是建议利用去年8 月份停办财政信用后财政收回的资金和部分银行资金，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三是实施投资减免税的政策。
6.迅速扭转通货紧缩，同时防止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绝不亚于通货膨胀，而且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当前必须迅速采取得力措施制止物价的持续下跌。不然，民间投资信心将丧失殆尽，还会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增加，局面将不可收拾。反思去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并不十分理想。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财政投资的直接带动能力毕竟有限，其贴息的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利用和发挥；二是没有基础货币的扩张相配合，财政的单方面扩张可能因“挤出效应”而没有多大的放大作用。为此，建议由政策性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专项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大城市地铁建设、环境保护、农村电网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和扶植出口等。以期物价保持一个适当水平。政策性银行向央行借款可以不还，以当年的货币发行平衡了事。但是，一旦物价涨幅达到3％时，则要迅速制定预案， 当达到5％时， 就要由财政用其收入或采取发债的方式向政策性银行注资，再由政策性银行偿还央行借款，以减少货币发行，抑制物价。这并不违背《财政法》和《央行法》，还可以有效地发挥出财政政策的稳定器作用。
7.住房改革应卖与租并行。只卖不租恐怕不现实。对于买得起的，国家就卖；对于买不起的，就仍用租的办法。问题的关键，一是要提高房租，并且至少提高到成本水平，变暗补为明补，让买房的也感觉不吃亏；二是坚决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否则，房改必然受阻。同时，房改面要足够宽，避免有的改有的不改，要制造一个公平的房改环境，迅速把陷于停顿的房改推动起来。
8.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主要解释变量。目前通过增加工资收入刺激消费有其现实意义。一是增加工资必须与房改、医疗改革等有效结合起来，要保证使工资新增加部分用于即期消费，而不是增加储蓄；二是工资增加额不能太少，对于某些地方财政有困难不能兑现新增工资的，可以通过财政转帐的方式，直接冲抵购房交款或计入养老帐户。
9.早日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这不仅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搞好国有经济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增强经济活力，吸引民间投资的有效方式之一。国有资产不上市、不流通，资产重组就不可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内需不振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不论股市多么低迷，政府也不能托市。因为托市后的股市繁荣，有可能使物质生产部门和商品流通部门的资金流出，在某些局部产生通货紧缩效应，损害实物经济的增长，并蕴藏着风险。
10.为缓解内需压力，还必须积极刺激扩大出口。 在实现出口产品零税率问题上，与其分步实施，不如一步到位。实行零税率，表面看可能减少财政收入，实际上可能在经济规模扩大后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
11.面对房改、医改、教改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 在具体实施方案不明确的情况下，对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我国人民来说，其理性选择是尽可能多储蓄，以提高自我保障系数。为引导增加投资和消费，需制造两个预期：通胀预期和收入增加预期。制造通胀预期最简单的方法是酌情调整汇率，人民币贬值；制造收入增加预期可公布一个收入增加计划。同时，持续高强度的、适当的舆论宣传配合也很重要，着力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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