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和民族化之间关系的原理入手，深入分析了当今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的错误。历史地看，由资本所发动的全球化浪潮，一直伴随着民族化的进程，今天又成为民族主义复兴的主要原因。因此单向度的全球化不是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它在目前正日益受到了民族化的挑战。
【关 键 词】马克思/全球化/民族化/双向作用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013-05
　　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一体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单向度全球化进程。与此相伴，这一进程又出现了强劲的民族化趋势，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在宗教因素的作用下，日益普遍化和国际化，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许多边缘国家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复兴与发展。对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民族化的现象，马克思是否有过分析，做何理解?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中蕴含的民族化理论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概念和当代的“全球化”概念虽然相差一个半世纪，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同一个范畴系列和谱系。它最早探讨了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阐述了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生长点和基本思想，形成了对后来者的研究有规范作用的总体框架，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世界历史观。
　　《党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1](第4卷，P470)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使得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并因此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克服了各个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民族的孤立性也被消除了。
　　显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党宣言》中，就探索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从而成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这一分析不但完全符合了19世纪中期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状态，而且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实际就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
　　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即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中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么，是否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吗?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至少从第二国际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已产生了重大歧义。今天人们研究这个问题也时时会产生困惑。
　　为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细细分析经典作家的全球化理论，那样我们就可探寻出其中内含的民族化思想。首先，从民族的形成过程看，它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第3卷，P57)由此可见，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民族的形成和各个国家民族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出现的。也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不断扩大和更替，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从而使民族从古代民族、奴隶民族、中世纪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
　　第二，民族国家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扩大的而建立的。马克思在《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第1卷，P255-256)对于这段话，人们一般都会正确地理解为欧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old-established nation)或“历史性国家”(historicnation)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情景。但从民族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描述的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或建立的过程，是西方传统的“历史性国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19世纪中期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于首先出现的中欧、东南欧和东欧，随后出现在亚非拉各地，出现在全世界的新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建立的。
　　可见马克思以其远大的预见性和卓越的智慧为我们描述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套用当今的话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发展后，列宁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第24卷，P129)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两种趋势，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双向效应：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分工的发展，而被消灭的愈来愈彻底，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又造成了各国民族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资本膨胀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把落后的民族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附庸国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侵入落后民族，掠夺天然财富、农业原料，倾销商品，落后民族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终于被资本主义势力所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新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把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而“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1](第4卷，P470)
　　资产阶级对落后和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独立。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不仅是解决和处理内政的需要，也是开展外交活动，是进一步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在《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又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第1卷，P249)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大大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循此思路来思考当今的全球化和民族化问题，也许会得出与西方一体化或东方民族分离主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一)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双向的。
　　依托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起来。过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工业革命始于民族国家，又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民族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牢固确立。虽然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机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双向的。
　　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全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实现了各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步只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比如说，发行和使用本国货币的权利被包括在每个国家的主权概念之中，但欧元的出现使欧盟各国已经没有再保留各自国家货币的余地，这种放弃原有的货币主权，只是为了世界经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发达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界线已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消极界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界线依然是其发展的有利屏障和积极推动者。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也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主要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由于经济的互为一体，相互依赖，市场经济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各国的利益之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的斗争。未来世界的主导权之争很可能是对世界游戏规则制定权利的争夺，这种争夺日益凸显出政治领域的较量。故此，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称为“权力的集装器”(powercontainer)。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的双向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全球化的视野下文化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第一，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市场生活价值观开始出现。诸如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产品的标准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规同一化。同时一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一经商业化的文化机制包装改制后，马上就会风靡世界，成为各民族大众共享的文化。第二，全球化共识的逐步形成。全球化时代，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伦理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全球共同认可的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普世伦理、人权意识等等。第三，作为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数字化语言成为民族交往日益重要的媒介。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全球化的方案不会消融和取代各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有自身生存的根基。
　　首先，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格局的基本力量，其主体地位一直未变，它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占据中心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中，虽然他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的本质，相反，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冲突仍还需要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处理，如知识产权、经济纠纷等等。实际上，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主权的行为主体，拥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实施对内和对外的战略目标，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因——民族利益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依然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内在动力。虽然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趋向合作和共同发展，但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任何国际行为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判断，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诉求，导致文化的较量和话语之争，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动权，谁就能保持国际上主导地位，实现由软权力向硬权利的转化，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实现这种权利转化的手段。在此，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凸显出来。
　　再次，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民族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特点是竞争，竞争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必然通过全球化显示出来。可以说全球化把竞争的主体从个人变为民族国家，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民族国家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所以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也不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更不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相反却极有可能置不发达的国家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因此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所难免。
　　　　　　三、当今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阐述可知，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正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民族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其他的不平等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发达的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和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多发地带，是因为它在近代以来遭受到了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由此形成严重的经济贫穷和依赖。而民族国家为了寻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必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产生冲突，导致民族主义。
　　从政治生活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有关，少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压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主要诱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并动辄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可以说，只要存在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民族主义。
　　再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出现的文化本土回归，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民族平等事实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不仅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霸权主义，而且也实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民族国家价值观念的失落和误导，使原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被文化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梦想所取代，而且西方的价值标准也造成了被殖民国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和自卑，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以对抗文化霸权。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民族国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同样出现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向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在《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分析。
　　收稿日期：2003-09-0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