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子货币的发展减少了公众对央行基础货币的需求，这就势必削弱以往货币政策的效果，甚至可能使其失去作用。因为这种货币政策以基础货币为主要调控对象。但实际上，只要央行将调控重点转移到利率上来，货币政策仍有很大的用武之地。我国电子货币的使用在短期中可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因为，货币漏损率和超额准备率的下降，可以提高货币乘数。而长期中货币数量调控的效果也会下降，所以我们也要尽早做好向利率调控转轨的准备。
关键词：电子货币 货币政策 基础货币
正文
随着电子货币的普遍应用和结算方式计算机化，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正在退出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交易媒介日益失去其可触摸的形体，而越来越变成像幽灵一样的脉冲，这就势必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严峻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在我国的表现远不及发达国家充分，但是，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了解发达国家的研究动态，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我们的观点。
一、有关电子货币影响的主要观点
国外的学者几乎都承认，电子货币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削弱程度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也就是说，这种削弱究竟是有限的，还是从根本上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以下就是这些不同观点的介绍。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认为，电子货币削弱甚至消除货币政策操作与家庭、企业支出之间的联系，因为，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可能脱离央行基础货币支撑，独立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难以影响公众的货币需求，也不能有效地通过货币乘数影响经济活动。对基础货币需求的减少导致央行国债交易规模的缩小，央行调控利率的能力也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央行将成为只有信号兵的军队”，它只能向私人部门指出货币政策的发展前景，却无法干预私人部门的政策预期和行为选择。3
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认为，虽然电子货币可能替代基础货币，但是，这种替代是不完全的。例如，非法经济活动离不开现金交易，否则，使用电子货币就很容易被管理者发现。即使非法经济活动的货币需求达到最小化，甚至完全消失，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依然存在。因为，财政征税接受的只能是基础货币，而不是没有基础货币支撑的、由其他私人部门发行的电子货币。在个人和企业税占国民收入很大比重的意义上，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地步，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仍然不可低估，央行还是能够运用它所控制的基础货币量，将经济活动纳入期望的轨道，所以电子货币的发展不会明显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默文·金(Mervyn King)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央行发展的黄金时期，央行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信用纸币取代商品货币之后。但是，随着电子货币逐渐替代基础货币，央行作为基础货币供给者的垄断地位开始下降。因为，电子支付网络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不再需要基础货币就能满足结算账户的平衡需要，一旦电子货币完全替代基础货币，货币政策就将失去稳定经济的作用，央行也只能相应淡出货币政策的舞台。
查尔斯·弗里德曼(Charles Freedman)的观点恰好与金相反，他认为在历史上央行的出现，并作为最后贷款人发挥了稳定经济的极大作用，目前，央行在办理银行间的支付结算，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各国金融机构都愿意接受并依赖于央行的这个作用。电子货币的出现虽然可以打破央行对货币供给的垄断，但却不会威胁央行为银行办理支付结算，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所以货币政策仍然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二、对上述观点理论前提的质疑
尽管上述观点的差别很大，但是，它们都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公众购买商品和劳务所支付基础货币。二是电子货币的发展会取代对央行货币的需求。密切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从以下方面对这两个假定提出质疑。
第一个假定建立在基础货币对交易的作用上，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名义支出与基础货币需求的联系，因为对基础货币需求产生于交易支付的需求。这样的假设易于引起以下的误解。
其一，它会使人们以为，没有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动则不足以影响名义支出，实际上，美国货币政策实践往往是调控短期名义利率，而不是变动货币供给量。央行对于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也未必一定需要变动基础货币规模。支出手段创新提高了运用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难度，甚至可能使之无法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本来就不靠基础货币量调节拆借利率的央行，它们的政策操作方式几乎无需改变（如新西兰央行就是如此），电子货币对它们货币政策作用也没有什么影响。
其二，它使人以为，零售交易中货币的使用对货币政策传导至关重要。确实，交易中的现金需求占基础货币需求很大的比重，电子货币的使用减少的首先是现金的需求。但是，如上所述，央行通过商业银行的准备余额，而不是基础货币量控制隔夜利率，公众的现金持有对利率的影响，只发生在其影响银行准备余额的条件下。在以往的金融体制中，公众多持有现金，商业银行则需减少其在央行的存款，以保障存款人的提取。央行为了不减少银行的总准备量，则要在公开市场买入国债。电子货币可以大为减少这些麻烦，因为公众消除对现金的交易需求，央行无需经常为商业银行准备现金，这就简化了对商业银行准备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简化了目前利率控制的操作。
其三、它使人以为，央行必须造成银行准备金的短缺，才能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增强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确实，这种需求取决于市场上没有基础货币的替代品，否则，人们就会转向替代品，央行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垄断就会被打破。电子货币确有这种效应，一旦央行不再拥有垄断基础货币供给的力量，它就无法影响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进而影响不了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也就无法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这样的分析隐含的假设是，准备金存款利率为零或者是一个不变的值，然后，央行只能通过基础货币量影响利率水平，但如果央行对准备金付息，央行就可以变动准备金利率，影响隔夜拆借利率。这就是说，即便电子货币消除基础货币与其它流动资产之间的利差变化，央行仍然拥有调控利率水平的手段。美国至今不对准备金付息，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可以这样做，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比美国更能应对电子货币的挑战。
第二假定是电子货币削弱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目前，基础货币的需求主要为公众用于交易的现金，以及商业银行缴纳央行的准备金，美国目前仍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但英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则不再有此规定，美国的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持续很久了。电子货币极大地便利了支付方式，减少了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如EFTPOS（电子划拨系统）和储值卡的使用就有这样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减少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但是，商业银行无法确切知道未来的收支状况，所以它们必须持有部分准备金，以保证对公众的偿付，公众为日常支出的便利，也要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不管这种基础货币采取纸币，还是脉冲的形式，它们都不可或缺，这就决定了不管电子货币发展到什么程度，它都无法完全替代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三、直接调节拆借利率、保障货币政策效果
以往的利率调控主要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来实现，电子货币则减少基础货币需求，货币供给量变动因此难以调控利率，密切尔·伍德福特根据新西兰的经验，提出在基本不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条件下，通过对准备金存款的付息，实现对隔夜拆借利率的调节。


密切尔·伍德福的隔夜拆借利率的控制机制表现在上图中，其中BR表示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的利率，TR是央行控制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标，SCR是央行付给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的利率，D1和D2分别是纸币和电子货币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需求曲线，D1比D2平坦是因为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电子货币条件下的基础货币需求比纸币条件下大为减少了。BR利率上的水平直线表明央行按既定利率满足所有的借款需求。SCR利率上的水平线表示对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付息的轨迹。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表现在曲线的垂直部分，也就是在横轴的M上，央行决定的基础货币供给相对于市场日交易量较小，并且基本保持不变。
在这个利率决定的机制中，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既定利率提供任意数量的基础货币，这个既定利率（BR）高于央行控制的隔夜拆借利率（TR），央行对准备金存款支付的利息（SCR）则低于隔夜拆借利率。新西兰央行贷款利率高于市场拆借利率25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满足流动性需求后，将多余的资金按存款利率（SCR）存在央行账户上，SCR低于隔夜拆借利率也是25个百分点。因为，隔夜拆借利率位于贷款利率与借款利率的中间，这就没有银行愿意以高于央行贷款的利率，从拆借市场上拆入资金，也没有银行愿意以低于央行存款的利率，将资金拆借出到拆借市场，它们势必在这个利率范围内，互相拆借资金，而不是把多余资金存入央行。“因为商业银行的交易规模很大，央行就没有必要再亲自参与交易”（Brookes and Hampton 2000）。这就是说，央行不必变动货币供给量，只要调节存贷款利率，就能将隔夜拆借利率提高在期望的水平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的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一点上。
古特瑞（Guthrie）和赖特（Wright）在2000年提出了拆借利率的均衡模型，他们认为，虽然银行无法确知其每日所需流动性准备，但是，均衡拆借利率可以由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决定。当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余额为正值时，由于TR与SCR的利差，将其存入央行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出去，所得收益就会有损失；而如果准备金余额短缺，不期的流动性需求会迫使商业银行向央行借贷，又由于TR与BR的利差，这样相对于在市场上拆借就会增加成本。所以每家规避风险的银行都要将其交易规模确定在这样一点上，就是存款的边际损失与贷款的边际成本恰好相等。所以每家银行期望的日拆入额取决于央行的目标利率（TR）相对于贷款利率（BR）和存款利率（SCR）的位置，而与其绝对值无关。该目标利率越接近存款利率，商业银行持有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越小。一旦拆借利率（TR）降至与央行存款利率（SCR）相等，此时持有超额结算资金的机会成本为零。
简而言之，尽管电子货币对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都很显著，但是，它还无法改变这样的利率控制机制，这就是说，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中，央行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发挥稳定币值和稳定经济的作用。当然，这个论断的前提是，电子货币发展不能危及金融机构对央行结算服务和最后贷款人作用的需求。

四、有关电子货币的观点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电子货币发展显示出非常强劲的势头，这表明我国很快会遇到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情况，尽管在短期中，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在长期中，我们货币供给调控还是要尽快转移到利率调控上去，否则电子货币也会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一般来说，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通过货币乘数影响总需求和实际产出，电子货币的发展首先导致货币乘数的扩大。根据以下的货币乘数公式，
其中 rr 、re和k分别是法定准备、超额准备和现金漏损率。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得公众少用现金，对商业银行来说，也就是现金漏损率的下降。同时，商业银行也将其超额准备降到最低限度，因为电脑化可以使他们精确地计算每日所需的准备头寸。如果央行再取消法定准备金制度，则此三变量都大为缩小，货币乘数将相应扩大。此时，基础货币供给小有变动，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大为增加，货币政策效果不是被削弱，而是因为“四两拨千斤”，而大为扩大了。
一旦这三个变量都变成了零，则货币乘数就趋于无穷大。这一方面表明，只要央行稍微增加一点基础货币，则整个货币供给就会不断地增加下去；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根本就不需要央行的基础货币、日常提取、办理结算等，货币政策的效果势必大为削弱。发达国家的担心正在于，他们的电子货币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区域。可以肯定，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早晚也会趋于这个区域，届时我们再坚持货币供给量的调控，则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将无可避免，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尽快完成由货币供给量调控向利率调控的转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对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利息，以及管理层对市场利率的直接决定等，都比美国更为有利地应对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Electronic Money for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reduces the public demand for base money, which will weaken the effect of the existing monetary policy, even make it inefficient, because the aim of this monetary policy is to control base money. Monetary policy should continue to be effective, if central bank adjusts its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in our country will increase the effe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short run, because the decrease of cash-deposit rate and excess reserve rate will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monetary multiplier. The effect of quantity target control will be eliminated in the long run, as a result, we should adjust the operating target to interest rate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Electronic Money Monetary Policy Base Money

主要参考文献：
[1] Benjamin M. Friedman, Decoupling at the Margin: The Threat to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in Ban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Oct.2000
[2] Michael Woodford, Monetary Policy in a World Without Money, NBER Working Paper No.7853, Aug.2000
[3] Benjamin M. Friedman, The Futur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Central Bank as an Army with a Signal Corps? NBER Working Paper No.7420, Nov.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