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

    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它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即是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它“是什么”、“怎么建”的问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怎样地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附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
    ，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农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能量的吸收、转化与排泄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90%的植物能量（种植又比后来的工业多了一节）；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生产过程少了一节，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应该说是一种更低级与更简单的生产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然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时代，即牧业时代与种植业时代。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所以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标准。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把单一本质决定的一种生产力发展时代强分为前、后两个时代，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是否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二.科技时代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它会不会代替工业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主导生产力，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认为物质决定着意识，意识也能动于物质，实践检验真理，真理也指导实践。同样，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又在认识自然的指导下改造自然，这两者也应该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说明，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把其认识自然的能力排斥在生产力概念之外的观点，就如过去排斥脑力劳动者于劳动者概念之外的观点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如此看来，生产的老概念如今也需要改一改了。一件产品，人脑中有它的设想，但现实中它还不存在，于是人们通过人脑的参与，人手的劳动，在现实中把它照着人脑的设想造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与人脑的共同存在，这属于生产，物质的生产；一条规律，现实中它早已存在，但人脑还不能认识它，于是人们通过人手的参与，人脑的劳动，在人脑里把它从现实中找出来，归纳出来，从而达到人脑与现实的共同存在，这也属于生产，精神的生产。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规律”，人冒捏出来也不可能用以指导生产，人脑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也不可能生造出来为人所用。因此说，生产的概念就应该扩展为：在大自然与人脑这两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将一个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理或设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开发也属于这种过程。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代谢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纳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我们现在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

    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主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须现产现消，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工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技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它还是一种比工业更高级的生产力。

    但有的人还怀疑，在生产力里边面，科学技术有时更象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发展类型。以笔者的看法，从精神活动的角度上讲，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的脑力，而不是发展脑力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在物质上能量上，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使用的工具与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工业与提供能量的农业一样。

    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构成要素，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开发，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地渗透到了其它各个生产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它们的生产面貌，于工业有知识密集型工业，于种植业有科学种植，于牧业则有科学养殖，等等。而其实，改变后进生产领域的生产面貌，使其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正是一种产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主导产业，所固有的属性。如现代工业的发展，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也导致了牧业生产的机械化、饲料化；更早的种植业的发展也使牧业当初的放牧打草变成了家畜喂料；我们又能说工业与种植业也是生产力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吗？

    同时，先进产业的兴起，又往往是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如牧业的兴起始于猎犬的驯化； 种植业的兴起源于畜料的培植； 烧陶以盛放粮食（牧人们现烤现吃，装奶用皮袋），冶铁是为了农耕；当今科学技术的兴起，也正是工业企业为激烈竞争，更新设备，换代产品逼出来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了。

    比工业更高级的科技生产力的兴起，必然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兴起上，很多人可能会有些失落，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不太明白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缘故。历史上，日本在开始推行明治政策的时侯，机器大生产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变革以后仅仅三、四十年（一代人），日本就摆脱了殖民危机，打败满清，击退帝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这主要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强大能动作用。要知道，对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自发形成，人无可奈何，但能否即时地转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则是衡量一个政权先进性的根本。如今中国东部的工业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转而开发西部，东部的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只能靠“战略性结构调整”了，因此，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研究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正是现实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

    三.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活动进而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去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生命进而追求无限的幸福，这两者是辩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当讨论生产力的时候，劳动是其根本，现在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追求幸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在险恶复杂的大自然中，单个的人是难于生存的，因此人们要想生存或者进而生存的更好，他们就必须以某种关系为纽带， 结成由小到大的社会，分工协作，共同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人所能追求与得到的幸福，也就只能是社会幸福了。

    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之间，多劳也不觉得亏，少劳也不以为耻，他们为了生存，分配都是均等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组成逐步庞大，由血亲的家庭，扩展到血缘的氏族，再到姻亲的部落，以至于地域的部落联盟，随着生存之外剩余产品的出现，血缘的疏远，成员之间若要再不分彼此，平均分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阶级社会开始了。

    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不同生产作用的同类人，或者说能实现不同社会价值的同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为了确立、维护或者转变某种社会幸福的分配原则与方式，而结成的社会集团。

    一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的区分标准，是由一定时代的主导生产力决定的。在部落融合的牧业时代，因为人们所能左右的，并不是能产出多少（牲畜的繁殖水平是由“天”定的），而是能否保有自己的生产成果，或者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又由于原始社会血缘纽带的保留，因此，英勇善战，能征服他族的部族就整体地成为服务于生产的部族——掌握社会幸福的贵族，相反被征服而接受贵族保护的部族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贱族；在种植时代，由于耕地对种植的决定性，拥有耕地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地主阶级，没有耕地的人就成了受佣于人的农民；进入工业时代，由于资金投入对工业生产的决定性，拥有财富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资产阶级，没有财富的人就成了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此类推，到了科技时代，由于人，人的知识、 智能对科技生产的决定性，社会人的阶级区别当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知识、智能为标准了——否则怎么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呢？

    随着生产力的逐级跃进，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越来越高级了。在奴隶社会，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的生产中起到一种什么的作用，从而能够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幸福，完全源于“天的安排”，祖宗的传承，因此，社会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基本没有；到了封建主义，贫穷人家勤俭发家已经成为可能，不肖地主的破落也时有发生，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已经存在，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也开始产生动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财富的活性，穷人的短期暴富与资本家的一夜破产，已经不再是稀奇事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则进一步下降。

    可以想见，当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即资产，无形的资产，决定生产的第一资产，不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少爷，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当然会空前地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自然会极大地下降，这种阶级关系，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最高的。

    动物群体是低于人类社会的群体，动物群中的孤崽，虽失去了母兽，其生存仍能得到群体的照顾，仍能学会求生的本领，因此，人类既结成了社会，当然也应当给每一个未成年人，特别是孤穷儿以相当的温饱、教育与医疗保健，给他们一个同起点，而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在一个讲智能的社会，将会是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还是“庸儿”，那就只能靠自己，不能再要求社会夺富济贫了——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公正合理，健康向上的社会。

    在生产力里面，劳动者要素是对其它要素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人所共知，物力上的经济恢复容易，人力上的经济发展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劳动者在阶级社会里，为追求有差别的社会幸福而积极地发展自身促进的。

    毛泽东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但阶级差别则更是集团的榜样，用不着谁去鼓吹，它就无时无刻不作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有知识，有本事，那我们就赶快学本事吧，更得让自家的孩子学”；“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爸爸有本事，而爸爸是不能换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当然，本事的含义，一是通过劳动，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从而得到社会与他人的回报，这是于社会有益的；二是不劳动不服务，平空得到社会与他人的东西，这是于社会无益的，它又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与他人所允许与情愿的，如传承与施舍，二是为他人与社会所不容的，即偷抢拐骗贪贿之类。

    在阶级的社会格局中，阶级之间不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也有相互对立的情绪。在由一种生产力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时代，这种矛盾有时可以激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其结局却必然是失败或者建立代表旧统治阶级的新政权；在两级生产力交接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年代，这种矛盾又往往被新统治阶级所利用，建立代表新统治阶级的革命政权。

    总体来说，随着社会阶级格局的逐级跃进，社会人的自立逐步大于他立，自怨逐步大于他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缓和了。到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在社会人面前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所谓代表知识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贫贱人家子孙后代的应有利益，阶级矛盾也就变成了“狠铁不成钢”的人民内部矛盾。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必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对知识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因此它的生产，仍延用的是工业“投资为本”的原则，这就给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不利。

    首先，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组织，采用的仍是“钱雇佣人”的做法。是钱要人做什么人就做什么”而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汽车厂的人只能研究汽车，想研究飞机找飞机厂去（但或许对飞机的思考倒可以给研究汽车以启发），飞机厂的技术只准用于飞机，汽车厂或许能用也不知道有这项技术，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给用。这就使人的创造力大打了折扣，也使生产的协作与知识的推广打了大扣。 

    同时，“钱雇佣人” 的做法，还不可避免地把钱的集约经营原则带到科技生产中来。 而事实上，知识是不可能在固定流程的支配之下，集约生产的。知识的单位生产者，只能是单个的创新者，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并不能相互得到新启发， 而只能相互受到旧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比如哥得巴赫猜想，一个数一个数地验算，有耐心的人都能做到，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要发明电灯，要找到耐烧而廉价的灯丝，一样材料一样材料地去试验是重复者的笨办法，理性地证明什么样的材料最耐烧才是创新者的事。得到信息的事可以由实验室真实地去做，或者将来由电脑虚拟地去做，但分析信息却必需由创新者以其独特的角度，用其独到的方法，去独立地思考。因此说，知识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位地生产，才能形成产出的高效率。

    其次，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成果——知识，现在也大多成了钱的专利，而其生产的主体——研究者，却被抛到了一边。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不知有幸福的是动物，幸福无可再求的只有“神”，求幸福不单要有名，而且要有利，“无私奉献”是反人性的，因而也是骗人的与行而不远的，人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对幸福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的动力——当然社会上也随时会有人为追名逐利而作恶，但那是你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善，惩恶扬善不到位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幸福本身有毛病。

    但是现在，本应该属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却被钱直接地占成了专利，赚去了高利，而其生产者却只给穿一件白领，花几个工资；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发现，也被钱无偿地随意使用，而其生产者却只能得到一个“科学家”的虚名，实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满足。这种做法，实为一种严重损害知识生产者创新利益与创新积极性的做法。

    同时，把本该属于人的知识产权交给钱，还会遏制知识的正常传播。可以想见，知识如果是属于人的，那么在一个适当的回报原则的主持之下，将是知识传播运用的越广泛，对知识的所有人就越有利，就象作家出版他们的书一样；而现在把知识的产权交给了钱，让钱去赚利，则是这知识越保密，钱可能赚到的利就越多。

    遏制知识的传播，就是遏制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就是对已有知识的逐级创新，相对论不可能产生于牛顿力学之前，跨越式的“新创”并不附合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最新科技知识却被钱占成了“机密”，严加保管，不得外泄，其结果是，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旧人要创新比较容易，而不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新人，依托他们所能掌握的老旧知识，顶多也只能“创旧”，要创新就心然是偶然性的“跨越”，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知识生产的。

    同时，知识创新又是已有知识与一定的新视角、新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而知识生产要想纳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那就必需纳入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并且这“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要想成为“创新新人”，他们又必需即时地了解与掌握现有的最新科技知识。因此说，知识生产要大发展，决离不开知识共享，断不能要知识保密。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技生产中，钱虽则是次要的，但它毕竟也是必要的，请问，如果没有钱的支持，你研究如何开展？

    这就好象农业时代的地主提问：如果没有我的地皮，你工厂怎么开？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并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其原因就在，当时同一块地皮用以投资开工厂已经比种庄稼可得到的产值多得多了。因此，要彻底解决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地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研究设施的使用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台电脑，它可以向无数台电脑，无数个人传递信息，它可以做无数次运算，验证无数条定律。前文也已经说过，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这就是说，代表了钱的研究设施，实验室，它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为研究人员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由于它们并不能分析信息，所以它们的价位也只能是重复性的，服务性的。并且任一套研究设施，任一个实验室，都可以为无数个人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可以为无数个人验证研究成果。

    明白了这一层，问题也就自然容易解决了。

    马克思以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将是按劳分配，不分阶级的社会。但是我以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他们的“所需”也是无可量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变化，以前都以衣食为主，现在则重在精神享受了。而走出实验室，换个新环境，吸入新空气，找到新感觉，这也正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切入点。

    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在历史上，任一级先进产业的兴起，都是它的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而当一级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以后，它的升级换代，又必须由另一级更先进产业的兴起去带动。

    在世界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权，都会宣称自己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呢？国家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力的利益，人民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只有先进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了，更多的人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力才能得到健康与快速的发展，后进生产力也才能跟着升级换代。要知道，富国一般人家的一只狗也比穷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与更饱，现如今中国的乞丐要钱也是元呀角呀的，不象当年社员们挣工分几分几厘的抠。当然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必是不懂阶级观点的人。

    因此说，看一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主要应看社会上在总体是哪一种人更吃得开，更行得通，看当嫁（婚）的女人（男人）更愿意与哪一种男人（女人）结成社会的细胞，即家庭。比如，劳随所愿，分配平均，那叫原始社会；贵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贵族，贱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贱族，各接各的班，那叫奴隶社会；姑娘们宁可给权贵富翁做小老婆，也不愿嫁给一个少钱无势人家的有志青年，那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知识，能创新知识的人占据社会上层经济地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社会——但必须清楚，这里的“所能”，主要指得是智能，如果单指体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按劳分配就变成平均分配了，一平均分配， 各尽所能就又变成了劳随所愿——这种社会，到了科技生产力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的时候，将形成于必然，而在科技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已经开始抬头的时候，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手段，首先是经济手段去确立它。

    任一件产品，它的内涵都有三项，即原料、动力与知识。

    在古代，一把锄头的价值只等于该锄头一倍半重量的铁，即是说锄头的价值主要在铁，内含的动力与知识的价值总共也只占三分之一，若再从中去掉三分之二的动力，所剩的知识也就很少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产品的知识内涵逐步增大，物质则相对下降，但在工业时代，一台机床报费了以后，卖铁也还能拿回几个钱，然而到了科技时代，一张光盘内所含的知识价值，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其原料与动力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这时的产品，就只能叫做知识的载体了。

    同时，在低级生产时代，劳动者赋予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动力， 而知识则占少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对产品的知识赋予逐步增大，动力则相对减少，当机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机器人大量投入使用以后，人的劳动价值，就不再是提供动力，而是创新知识了。

    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把适用于科技时代，有利于知识创新的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体制，首先引入到工业时代，通过促进知识生产的大发展，达到使物质产业的发展走上持续、快速的健康轨道的社会。

    要这么说，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难道就是阻滞知识创新的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选择法。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法，世界决不会如今天的这样丰富多采，生机勃勃；但同时，又由于这种选择法它是自然的，经常不免于迟缓与滞后，因此，在漫长的生命发展史中，又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生态失衡，优劣同灭的残剧。

    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引入到工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历次危机过后，各企业被迫更新设备，换代产品，从而带来了经济复苏的结果中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呢？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这个选择者，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直接代表商品优劣的技术质量，而是由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做的广告宣传，并且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做他们的广告的时候，为了把持其对技术的独知权，又只能吹嘘他的产品“好在哪里”，而并不公开它是“凭什么好的”“怎么好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对商品选择的盲目性——人人都伸出一个大拇指，哪一个是君子，哪一个是骗子，很难分得清——并且经济越发展，品类越复杂，商品越高级，市场的选择能力也就越显得软弱。

    这就如有的法官判案，只公布他的审判结果，而并不公开他是“凭什么判的”，“怎么判的”，于是就造出了许多冤假错案， 结果老百姓也弄不清在法律面前到底该何去何从。

    市场竞争体制既然能造成市场消费取向的盲目性， 那么老而大的企业就满可以凭着它的老面子， 老名声，斗起来又招大力沉，继续为它的过时商品争夺商场，抵制别人的新颖产品；而新而小的企业虽有过人的技术，但因是初涉江湖，又势单力薄，自然连起步都非常的困难——所谓风险投资的“风险” 主要就在这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发展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胜任，优胜劣汰，立竿见影，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往往力不从心，结果是只能对生产力发展的粗放扩张听之任之，造成经济危机。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他在近代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成效显然；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危机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危机就不太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也从“近代”升到了“现代”，更加残重的经济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必需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

    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代谢虽缓，但在本质上它还是要优胜劣汰，是进步的；因此，市场竞争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其经济虽“跌宕起伏”，但在一个长时间以后再算总帐，发展还并不慢。所以说，我们如果为了讨厌资本主义而随意地夸大其危机的缺点，甚至掩盖了它代谢的本质，那就等于是把一个在本质上是进步的东西说成了“腐朽”，如若再从这“腐朽”找对立面，那自然只能得到另一种“进步”。

    自然的既然无效，那我们就只能求助于人为的。历史上封建贵族的专产专卖也是人为的，但他们只讲一己私利，而我们则全凭技术质量；当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也是人为的，但他那是量的平衡，而我们则重在质的代谢；并且这时里的代谢又要比资本主义粗放的市场竞争体制来得更为积级，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构建的这种更进步的经济体制称做技术竞赛体制。

    技术竞赛得以成立的前提，首先要技术公开。因为既叫竞赛，那参赛信息就必须得让裁判、选手与观众都能看得清，这样的竞赛结果才具有权威性，以后要亮黄牌红牌才具有说服力；否则若全凭裁判给一个一个地捏弄，那就很容易造出权力黑幕，不成其为竞赛了。

    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企业的技术都是密码锁着的，广告裹着的，现在突然要他们把宝贝都亮出来，留不得一手，确也有些难于割舍，但在技术竞赛体制之下，技术要参加竞赛就不能保密，要保密就不能参加竞赛，而不参加竞赛的，其产品又决不允许进入市场。

    历史上贵族的专产专卖权是他们的祖先出生入死服务于社会得来的，现代企业的机密技术也是他们先前投资开发得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取消贵族的专产专卖权，与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企业的技术独知权，在性质上是一样的。科技时代的知识共享，就等于物质生产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当然，技术公开并不是要取消生产专利，被公开了的技术，社会应确保其只限于被用作新技术开发的参照，选择与代谢的依据。或者说，技术交给社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提，专利得到保护又是技术交给社会的回报，如果技术不能为社会所知，那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放其产品进入市场并给予专利保护呢？——如果说专利保护是以纳税为前提的，那侵权产品岂不是纳了税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竞赛还有一条法则，那就是不管你以前如何地了不起，单论你现在怎么样，并且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乃是在与他人同起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技术开发的同起点，就在知识共享。

    技术竞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需要淘汰者，并逐次缩小其市场空间，加速淘汰。

    当然，技术竞赛又不可避免地会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优秀者，这也有代做广告（这又是企业将其技术交给社会所应得的回报），鼓动垄断，遏制多样化的弊端，但这个弊端可以用缩短专利保护时间做弥补；同时，技术公开了以后，新技术开发的格局将趋于分散，技术换代的频率也将很大地加快，垄断的形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技术竞赛的意义，首先是可以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化解为社会主义经常性的劣势生产的经济淘汰，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性。

    技术竞赛更为积极的意义还有，它可以把资本主义资金决定的商品生产模式，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技术决定去；从而使社会生产的发展，由“因收益递减而不得不报费旧设备，放弃再生产”，转变到“为递增收益而积积地开发与使用新技术， 立足于高生产”；使社会消费的取向，由“能用就用，磨损报费”，转变为“新颖就用，过时作费”（这也与消费结构中精神比重的上升与产品的知识内涵增大有关系）；最终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把科技时代知识决定的生产原则，引入到工业时代，也可以把人们长期以来投之于财富的主要精力，切实转移到科技与知识上去——这就如工业时代资金决定的生产原则，曾使人们投之于土地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工业与财富上去一样——从而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样，资本主义充满铜臭，赌胆子、斗骗术的社会风气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说起政治，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专制与民主，专制就是少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民主就是多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吗？难道“无人”与“非人”也能做出什么决定吗？

    于是政治的范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局限到了“一人独裁”、“少数人专制”、“多数人代表会议”、“全民公决”这些人决定里面去了，民主也以其参与范围之广而成为一种最高级的国家组织与领导形式。

    自有国家以来，难道政治都是人决定的吗？并非如此。即如牧业时代的贵族国家，它起先是由能征善战的英雄建立起来的，但后来国家已经大定，制服那些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英雄不英雄也就无所谓了，于是嫡亲的王长子就成了当然的王位继续人。一个人“投胎”于谁家，是男是女，是长是幼，自己能决定吗？他人能决定吗？——这纯属“天意”。还有，他们遇着大事小事，自己不敢做主，于是就抓阄、占梦、打卦、问天问祖宗，其结果又是人能左右的吗？——这也是“天意”。因为人与畜的区别是天定的，人的生老病死是天掌握的，牲畜繁殖生长的快与慢，也是人都插不上手，全凭天的安排，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天呢？只有一
    班奴隶，他们或许不相信“这一个天”，但也必定相信“那一个天”，然已不关大局。 这种政治，全凭迷信，并不是一种人决定，我们可以称它为巫师政治。

    后来，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参与和左右生产的能力加强了，自信心随之上升，“天意”的鬼话也相应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名利的驱动下，恃强凌弱的封建政治走上了历史舞台，于此就有了“贤弟”占了“愚兄”位子的，将军大臣篡了皇帝权的，“反贼”夺了朝庭江山的，等等，这种政治，全凭强弱，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强盗政治。

    当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以后，产业的门类增多了，人们的利益也随之分化，大地主有大地主的心思，银行家有银行家的想法，其它如钢铁大王、机器大王、商业大王……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要求，于是封建政治已无力平衡各方势力，民主政治应运而生。这种政治与工业经济的竞争机制一脉相承，工业是企业将产品放入市场以后，纷纷派出说客，到处招摇，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谁能骗得倒最多的消费者，谁就是最大的赢家。竞选则是各党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马上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演说游行，封官许愿，诋毁他人，看谁能拉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是拿到了总统。这叫做骗子政治。

    骗子比强盗窃更说理，更文明，强盗又比巫师光明磊落，这，就是进步。

    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在历史上落后生产者往往占着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多数人的要求往往并不等于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多数人的决定，也往往并不完全附合国家的利益。否则，为什么民主的法国在二战之初，短期内就败给了法西斯德国呢？珍珠港受辱，美国议会与罗斯福总统，谁的责任更大？

    同时，相对进步了的，也并不等于就是最高级的。即如民主政治，它就相当于艺术体育的裁判制度，若干个裁判给出分来以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余的加起来平均，就是该选手的最后得分。但这是客观的吗？真实的吗？——决对有主观与虚假的成份。那么为什么不用尺子量，秒表卡呢？——因为他们是在比艺术，比美，没法子量，也没法子卡，这叫做不得已而为之。当然，那些可以量化的，如赛跑跳高之类，那就不能再打平均分了，否则就成了儿戏，哗天下之大稽了。

    那么，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于一个政治家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的人生价值，其确认与实现，是否也是只论美感与口才，不能量化竞赛的呢？

    谁都知道，它是基本可以量化，完全可以竞赛的，比如，要振兴教育，就可以比一比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有百分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在技术竞赛的大局下，比一比所属经济的增长率，正负均可比；其它如植树造林有绿化率，计划生育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社会治安有破案率，大气污染有空气指数，修路有里程，打井有眼数，挥霍有旧帐，失业有人头……怎能么说不能量化，不能竞赛呢？

    确有暂时不能量化的，还可以请教于数学家，最后剩下几项，实在不能量化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纲举目张，大事一定下来，小事也就自然跟上去了，即所谓，竞赛兴则欺骗衰，科学兴则迷信衰，文化兴则陋俗衰，体育兴则赌搏衰，等等。总之一句话，只要那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东西一竞赛，那些于官于吏有利的，就自然界兴旺不起来了。

    这就是机制，先论机制后论人，因为是机制造成了风气，而不是风气促成了机制。机制不变，不敢于贪的没钱去贿，不舍得贿的没资格贪；多贪多贿的提，少贪少贿的免，只贪不贿的抓；走了张屠户，又上李剔骨；绵绵不绝，蔓延不止……那就是在等死，因为再硬的一个壮汉也吃不消他体内的病折腾。

    科技时代，知识时代的人，其社会价值，人生价值，都是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他人，全凭自己实现与确立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发现，工程师有工程师的创新，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创意，为什么单单政治家就不能有自己的政绩呢？——信的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事实，才是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科技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只能是事实决定，政绩决定的竞赛体制。否则若始终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打圈子，那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名词了。

    这种机制也是由社会主义物质经济的技术竞赛得来的，因此，政务公开也成为竞赛公平的必要前提，它对公有产业的振兴由其有效力，因为企业的成败，不是公与私的问题，大与小的问题，而是责、权、利的问题。

    这样，相邻几个县的县长，竞赛出一个所属市的市长，然后市长再竞赛省长，需要分几级就往上推几级，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分感情，均可以实行，将来体制完善了，国际政治一体化也成为可能，到那时核武器也就可以化为核能源了。 

    七。结尾

    国家大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一定，其它的社会体制，社会风尚，也就自然形成了。

    比如法律体制。

    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个流氓头目骑摩托车，撞了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加油的汽车的后尾，死了，后来经其哥儿们屡屡讹诈，要了许多钱；另一件是有人把三轮车开上人行道，翻了，砸死两个初中女学生，肇事人一贫如洗，跑了，死者两家各自收尸而已。请问，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其个人能力与社会贡献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社会，那么它的法律体制又将如何呢？据美国人说，一个钱学森顶得上五个美国师，五个美国师是多少人？就算七万五千人吧，那岂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只等于钱学森的七万五千分之一，一缕头发？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比如富人杀了穷人，只要穷人家不起诉或者后来又撤了诉，富人就没事，但他们为什么要大事化了呢？ 还不是金钱的本事（孤儿寡母还得钱养活）？反过来若是穷人杀了富人，没有金钱开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万元，就是穷人的一条命，但在富人看来，只是一缕头发。

    这是另一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从文化上讲，现在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实即为工业文化，它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发端，应人类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成长与确立而逐步形成体系的。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极有利于对工业经济的开拓，相反，死抱着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不放的东方人，他们迷信权威，扼杀“异端”，企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结果则顶多也只能仰人鼻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学习，学习，再学习”，在知识换代频率还比较慢的今天， 若是有人肯教的话， 学得好的人还不至于落后太多，但领头羊却是一定没得做了。

    科技时代，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将形成一种比工业文化更为先进的科技文化，它高于工业文化，但又依托工业文化而产生，然而，连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都放不开的人们， 他们是断无可能越级 “新创”出科技文化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就谈到这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两个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去空谈社会主义，那只能是越学越糊涂，越用越别扭。即如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即辨证法）为普遍联系，矛盾运动，永恒发展的基本原理，若是行于社会而变成强化成份，虚拟矛盾，制造斗争，那就在错而特错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第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根据人的本质与本性推出来的社会普遍真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行得通，其人民能劳动，要幸福就行得通；这就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民主竞选机制，西方国家在根本上都是行得这个理，而至于敬皇帝的尊立一个世袭的元首，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那才是无关大局的具体国情之下的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