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泽东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 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 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系拿裰骼┱沟缴缁峋�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蒋介石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它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议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它「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毛泽东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它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主义，但也认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它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响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苏东剧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苏东剧变」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党在「苏东剧变」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民主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　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苏东剧变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锲降取⑸缁峁�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它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 释 
    1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 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 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 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 <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 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 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 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14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 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参阅Lyman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s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ger B. Jeans (ed), Road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339-345. 
    16 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 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 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 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 <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 在国际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 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 O.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 No 1 & 2, 1936-1937; H. D. Dickinson,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27 代表性著作有W.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A.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1989; R. Blackburn,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91; J. A. Yunker,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London: Praeger, 1992; C. Pierson,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28 J.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9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6. 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主义专制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 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 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 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 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 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 Willy Wo-Lap Lam, 'Appealing to the Modern Comra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November 2000. 
    38 <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 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 第28-38页。 
    40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articularly 'Part V The Last Man'. 
    41 Z.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d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89;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42 F.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han Paul, 1944; F. Hayek, 'The Uses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5. 
    43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高级讲师，南开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