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五）跨学科整合（文学与社会科学）
      
文学与科技结合的研究，从早期的意识型态的对立，到役使计算机软件成为文学处理或是文学计算的工具，到现今以网络为数据的来源或是以网络当成研究的主题，俨然将文学研究带入与其它学科接触的场景中。在网络时代及文化研究中，更是如此。社会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甚至于程序撰写的架构都可以是网络文化或是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研究的主题性在哪？亦或是主体性的省思，反而限制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或者一开始便没有文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种学科整合研究。其实这种学科整合是非常古典的，从希腊开始，学问的分类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化、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经济，都是和在一起讨论的。我们阅读Matthew Arnold的散文，也要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纳入考量，读Jane Austen的小说，对于当时的婚姻与财产法，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讨论。文学与其它学门的分割应该是在二十世纪大学设立科系开始，各学科的研究者占据其学科领域，开始划地为王。

网络时代的来临，其实看到文学研究回归古典操作的契机。文学研究是多重研究的一环，应该与各项学科建立互动的关系，或是整合成其主要的焦点。下一波的文学研究将一方面导入世界文学的面向，纳入不同媒体的运作，也将发觉文学研究的位移(dislocation)，就诚如我们今天在这场文学与信息科技会议中所见的多元面貌。
 
 
四、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沈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
       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引用书目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