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列宁全集》第35卷，245页。
[56] 《列宁全集》第37卷，73页。
[57] 同前引[55]，486页。
[58]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1页。
[60] 《列宁全集》第28卷，19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11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197-19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7页。
[64] 《列宁全集》第29卷，132页。
[65] 《列宁全集》第31卷，33页，85页。
[66]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55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2卷，146页。
[6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 人民出版社，1982，11页。
[69] 同前引[67]，254页。
[70]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64-78页。
[71] 莫纪宏：《现代宪法学的逻辑基础》 法律出版社，2001，455页。
[72]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293-302页。
[73] 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74]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43页。
*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叶海波，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硕士研究生
[1] 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61页。
[3] 郑强：《法律移植与法制变迁》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
[4] 朱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自序。
[5] 王世杰 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 ，223-224、273页。
[7] 杜承铭：《论宪政的人性基础》载《法学》2000年第4期。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238页。
[9] 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页。
[10] 高健生：《政治文明：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思考》 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2期。
[11] 徐久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四题》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2] 郭广迪：《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13] 杨小凯：《资本主义≠经济成功》 载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B14版。
[1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再版序言，3页。
[15] 黄炎培：《延安归来》 载于《八十年来》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149页。
[16] 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1页。
[17] 同上引[16]，3-18页。
[18] 高鸿钧认为形式法治具有七项特征：依法统治、法律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维护个人自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以及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法律的稳定性。（8页）形式法治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有利于反对专制特权，促进自由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实体权利。（9-10页）其主要存在的理论局限在于，将法律的权威诉诸于国家，甚至将法律等同于“主权者的命令”，具有潜在的危险；排斥了诉诸于任何其它外在标准对法律本身的检讨，对实体价值采取放逐的态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是人人在实质上的巨大鸿沟；只注重消极自由的保护，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只有利于资本家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并赋予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力量来剥削他人的机会。（10-12页）在实践上，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贫富两极分化，危及着社会稳定。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政府对“守夜人”角色的抛弃和民主的深入发展，形式法治受到四个方面的挑战：福利立法的剧增、公域和私域界限的日益模糊、基本权利和自由处于显性地位、行政立法、司法的膨胀。（12-17页） 参见高鸿钧：《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