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对应于立法工作，首先就要统筹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在我们过去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存在着"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现象"，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03]。这种现象在立法领域同样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立法始终是国家立法工作的重点，而社会立法则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据统计[04]，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37件，其中经济立法22件，社会立法1件。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62件，其中经济立法21件，社会立法5件。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18件，其中经济立法35件，社会立法6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24件，其中经济立法29件，社会立法4件。2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总计立法341件，其中经济立法107件，占36.5%；社会立法16件，仅占4.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30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经济法律。"[05]
    在2003年公布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本届人大任期内将审议的法律草案59件，其中经济法类法律草案14件[06]，社会法类法律草案6件[07]；研究起草、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17件，其中经济立法6件，社会立法无。
    　 在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团和联名代表共提出991件议案，其中行政法类316件，经济法类237件，社会法类只有128件，远远少于经济法类议案。
    在地方立法中，重视经济立法、轻视社会立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江苏省人大常委会1993年至1997年共制定和批准了76件经济法规，占立法总数的55%；安徽省九届人大制定、修改、批准经济类法规70件，占立法总数的54.7%。
    造成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一手硬、一手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立法角度看，可能有以下主要原因：第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存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保障的立法观念。第二，经济立法在总体上可以直接保障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立法投入少而产出多，执法成本低而经济效益高。且经济立法可以产生GDP，可以出政绩，决策者、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等容易对经济立法产生积极性。第三，社会立法在总体上需要政府付出经济、服务、管理等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政府全心全意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立法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经济资源，政府行为缺乏相应的动力和积极性。第四，客观上，需要经济立法调整的经济关系、规范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等在总量上繁多复杂，因此对经济立法的需求量较大，而需要由社会立法调整、规范和保障的社会关系在总量上相对要少，加之某些社会法特征不太明显社会性立法，在统计时可能被归入了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因此我们看到社会立法的统计数字要明显少于经济立法。
    无论怎么解释，过去我国社会立法与经济立法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年来这种状况虽有一定改变，但还存在相当差距。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立法状况，统筹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的全面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