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官的主体与方略

　　明确了治国重在治官，更重要的还必须解决谁来治、如何治的问题，即治官的主体和方略问题。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人治下的吏治，即皇帝治官的方略是以官治官，毛泽东同志的治官方略是人治与群治结合，即：在人治下，通过群众运动来治官。

　　这种直接把群众作为治国的主体的“群治”观，表面看来是民主的或是“大民主”，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摆脱人治的遗绪。群众运动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阶级斗争激烈时期，用来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扫清反动的残渣余孽，确有风卷残云、立竿见影的功效。在政治运动中，群众也比较听话，领导者个人运筹帷幄，一呼百应，一言安邦。领导人特别是在群众中有极高威望的领袖个人可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这给人以错觉，仿佛个人意志可以扭转乾坤，群众运动可以包医百病。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治国治吏，都可照此办理。殊不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群众运动往往变成运动群众，离开了法治的“群治”，实际上是“人治”的变种。

　　这种一人之治与群众之治、个人专断与大民主结合，成为建国以来到“文革”终了的中国治国治官的“特色”。考其得失，应当说收效甚微，负面作用为主，官未治好，发展到最后导致国已不国，造成了极大灾难，教训是深刻的。

　　历史经验与教训表明，治官的方略主要还是靠民主，靠法治。民主，也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法治的主体，也是治国治官的主体。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依法治国的主体界定为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应该作出正确的诠释。这里讲的“人民群众”应主要界定为作为整体的人民，人民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去制定治国治官的法律，并依法行使治国治官的权力。在我国，作为“群众”或公民个人，是不享有直接治国、治官的国家权力的（在外国有人民公决权），只有宪法规定的某些公民基本权利。“群众”可以运用选举权和罢免权去选择人民代表与官员，运用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控告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等权利，去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和但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如人大的监督权、立法权、政府的行政权、司法权等）。我们不能误解为群众可以直接去治国治官。现在也发生群众为索债而自行扣押、拘禁人质的事件，这是违法的。

　　当然，这不是说治国治吏不要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官员，也应当说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与优点。人民群众运用宪法权利，通过群众性的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和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即各种社会权力，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压力，监督与督促政府官员奉公守法，克尽职守，为人民谋福利的。但这一切，都必须以“依法”为前提，而且仍须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而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群众”直接“夺权”，批斗、拘 禁、惩罚干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群众是“依法监官”；而人民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则是通过立法与监督权力，“以法治官”。

　　四、治官要靠法治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人治底下的吏治和现代毛泽东的人治加群治，都不是治国治官的良方，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行法治，才是上策。

　　（一）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官

　　1.以宪法治官

　　人们常说“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固然不错，但往往被理解为宪法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治国工具，宪法主体被误为执政党与政 府。这是一种片面的观念。其实，现代宪法首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保

障书”，并“规定一个受制约的政府”。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政府权力不可逾越、侵犯的边界。这是宪法以权利制约权力。所谓“无分权则无宪法”，其要旨也在通过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或分工来制衡权力，这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总之，都是要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者腐败与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