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单马散山谷，草枯水尽一时迁。
……
这是北宋苏辙出使辽国时所作的《出山》诗，映入这位诗人眼帘的是一幅多么偏僻而又荒凉的景象!的确，极目辽代疆域，“地多山林，屋无瓦覆”，“时见畜牧，牛马橐施，尤多青盐、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麋粥、粆糒”。这样的生态环境，其物质产品水平可想而知，从辽国给宋朝进贡的礼品单中，便可略见一斑：
法渍法曲面麹酒二十壶，密晒山果十束棂碗，蜜渍山果十束棂匣，烈士梨、柿梨四束棂，罐棒栗、松子、郁李、黑郁李、曲枣、椤梨、棠梨三十箱，面粳糜梨抄十碗，芜萸白盐十碗，青盐十碗，牛、羊、野猪、鱼、鹿腊二十二箱。
从以上物品不难看出辽国的饮食生活状况了。
难怪程大昌《演繁露》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辽主在冬春之际渔猎的情况：在正月方冻之时，辽主先使人在达鲁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使它们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鱼集中到设在冰上的辽主与其母的帐篷前。因为在辽主下榻处预先开凿了四个名为“冰眼”的冰窍，中眼透水，其余三个“冰眼”不透水，只是透明的、薄薄的。之所以凿成这样，是因为鱼虽然是水中之物，若是久憋冰中，一旦遇到出水处，它必然要伸首吐气，所以透水的一眼便可以钓到鱼，而薄的不透水的冰眼只是为了窥看鱼是否到来。鱼快要来时，在薄冰眼旁观察者便报告辽主，辽主便将绳钩掷入凿透的冰眼中，瞬间，便可钩中，一旦钩中，便将绳子放松，让它随着鱼去，过一会儿，鱼便疲倦了，再拽绳将鱼带出“冰眼”，这就是得“头鱼”。头鱼得到，辽主便步出冰帐，到别的帐篷张宴作乐，名之为“头鱼宴”。
辽人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打猎。叶隆礼《契丹国志》记：有时，辽主亲率骑士，奔向湖泊边敲打扁鼓边围绕湖泊转，使栖息于此的野鸭、野鹅惊飞而起，再射它们。待将野鸭、野鹅射杀后，便拔下羽毛插在身上，然后以鼓为座，开怀纵饮。有时又用铜或石为槌去击兔子。秋天则穿着褐裘，呼鹿射之。在辽人心目中，这是最大的快乐。
辽人渔猎，史不绝书。他们常常野猎于山，获兽数千，以充军食。有时六百余里且行且猎，以鲜肉为每日食物。他们有时钩鱼于河，有时捕鹅于湖，通宵达旦，野宴无度。为了实现擒获鹜的目的，辽人选择鹜之所聚地，在春天种稗子，用稗子来引诱鹜，倘发现肥鹜，就将它捕来。有的辽主不管风雨暴至，驱人下湖捕鹅，顷刻舟覆，溺死者达六十余人，这真是为了吃到鹅肉而毫不顾忌。辽穆宗就是因为畋猎无厌，使部下不堪忍受，于获鹅水畔被随侍的庖人辛古等杀死。
可是，渔猎并不因此而中断，对辽人来说“弯弓射猎本天性”。“头鱼宴”、“头鹅宴”作为“虏中盛礼”传沿下来，并给金人以影响。辽国天祚皇帝到混同江钓鱼，千里之内的“女直酋长”都纷纷赶来朝拜，在“头鱼宴”酒酣耳热之时起舞助兴。
金人和辽人一样，四时渔猎，已成习俗。究其原因，如清代李有棠所说：自过滨、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的禽兽当饭。尤其在冬天，金主狩猎的地方，都是随驾亲军密布四周，名之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场”中央时，金主先射箭，或者放出鹰隼去追击，追出“围场”的狐兔猪鹿，才允许其他人捕获。这种打猎，一出就是满月，流动性大，宿处无定，饮食也就随处而进了。这真是：
春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
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
虽然这是苏辙对辽国饮食生活习俗的描写，但它何尝不是金人饮食生活习俗的写照?沙漠野地，山林湖河，决定了辽金人民饮食生活所能够达到的程度。但是，不能因此说他们的饮食生活一无所取，辽金人民借大自然之灵秀，仍然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饮食生活习俗。《大金国志》记：金代遍地生长白芍药花，好事之家将它采来，用面煎好，作为款待宾客的素菜。因为这种白芍药味道脆美，而且可以久贮，金人十分珍惜，把它作为“异品”，只有在贵重的友朋到来之际，才切上“数丝”放入碟中，平常是不随便摆设的。
这就如同刘绩《霏雪录》所说的“黄鼠”一样，“怪为玉食之献，置官守其处，人不得擅取也”。其实，北方的大漠广野，是宜于黄鼠这类穴居动物繁衍生息的，它“畜豆谷于其地以为食用”，形类大鼠，肉极肥厢，味道像小猪仔，但又比小猪仔肉脆。而它之所以成为馈赠贵宾或向宋朝进贡的“珍味”，在某种程度上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是和辽金人民将黄鼠捉到，“常以羊乳饲之”有关。
但从一个民族的整体饮食水准观察，辽金的饮食水准还是粗劣的。就以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肉食而言，“炙股烹莆，以余肉和綦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即使给有身份的人吃的肉粥，也是“以肉并米合煮之”，“皆肉糜”。平日里所吃的半生米饭，竟要“渍以生狗血及蒜”。在通常认为的“以雁粉为贵”的盛馔之席上，也“多以生葱蒜韭之属置于上”。正因如此，在为宋君王上寿时，各国使节诸卿面前都“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独辽国使节面前加“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这显然是宋朝出于对辽民族饮食生活习俗的尊重。
辽国在对待宋朝使节上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朱或《萍州可谈》说辽人对宋朝使节每天供给一碗乳粥，因为乳粥在辽国是非常珍贵的食品。但是辽人在乳粥中却“沃以生油”，这使宋使无法下咽。宋使节便向他们提出“去油”的意见，辽人也置之不理，直到宋使提出用别的器皿贮生油，以便自己喝乳粥时自用，辽人才点头应允。在辽人看来，生油是最佳的大补之物，甚至辽皇后生小孩时还要让她“服调酥杏油半盏”。
可见辽民族认为好的食品，宋朝人不一定能接受。徽、钦二帝被囚于金国时，恰逢金帝生日，金人将金帝所赐酒食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完，全部呕吐干净。过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蜜渍羊肠”，即掺着马肠子煮熟的一种食物，是一般囚禁者吃不到的，乃是金国的“珍味”。可这样的食品和中原地区所流行的炒爆熘蒸、炖蚱卤炙等烹调风味相去甚远，更和那高雅清淡、新奇滋补等色香味形器俱佳的宫廷食膳有霄壤之别，这怎么不会引起宋人“腥膻酸薄不可食”的感慨?
辽金也意识到了自己饮食方式落后这一点，他们竭力向中原饮食文化学习。如辽金在度过岁时节令时，就带有很大的汉化痕迹，但在饮食习俗上却依然固我，自成一体。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汉俗在这一天里往往是登高宴聚，喝菊花酒，或以糕搭在儿童头上，以求“百事皆高”。辽人亦步亦趋，他们也是在高处设立帐篷，饮菊花酒，可前提条件却是举行“打围斗射虎”，以打得少的为负——输“重九一筵席”。
而筵席之物无非是拿出兔子的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辽人倒不是不希望吃到比这更好吃的肉，而是缺少好吃的，他们特别羡慕中原的猪肉，所以辽朝使者每年必向宋朝索要猪肉，或者“胃脏之屑”。据韩元吉《桐阴旧话》，甚至宋朝境内的驿司驰骑，都为此而拼命征集，无日不加“棰楚”。
如果说这是辽人出于满足口腹欲，不如说这是辽人仰慕中原饮食文化的一个具体例证。辽民族中的钓鱼之所以成为“盛礼”，其本意不也是模仿中原皇帝常常举行的赏花钓鱼设宴群臣的饮食习俗吗?陆游《家世旧闻》记先祖陆甸在出使辽国时，因见服侍他的一个小仆役执事甚谨，便将吃不了的石榴送给了他，而这小仆役却舍不得吃，要留着带给父母吃。
中原的一个小小的石榴，也会使辽人奉之若佳品，那茶叶，则更是求之若渴了。张舜民《画墁录》说宋朝有一贵公子出使辽国，带了许多“团茶”，因为在辽国，用两个“团茶”就可以换来二匹“番罗”。“解渴不须调乳酪，冰瓯刚进小团茶”，清人陆长春对辽代饮茶生活的吟咏绝非空穴来风，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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