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学发展的多元性是现代国际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西方各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中，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尤其引人瞩目。本文从研究主体的多元化、研究客体的多元化、研究理论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四大方面对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表征作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战后 美国史学 多元性

The Synthesis on th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of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bstract: Pluralism is the trend and tra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fter WWII is especially outstanding.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is perio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pluralism of research subject（that is historians）,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Keywords: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luralism

历史学发展的多元性是现代国际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特点和趋势变得尤为明显，形成了历史学的多元化格局，史学观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流派的呈现林林总总，色彩斑斓。在西方各国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中，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尤其引人瞩目。国内外研究美国史学的学者多有论述，但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全面分析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原委，首先要对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表征有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本文试在这一方面作一探索，以期呈现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概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做一有力的铺垫。
何谓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呢？史学的多元性发展，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趋势。具体地讲，它是指史学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理论及方法等各个方面日益呈现出的多元化趋势和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显著的多元并存的局势。一般表现为历史学家研究队伍的扩大和历史学家身份的多元化，史学流派林立；历史研究内容、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研究学科的划分更加细化、多元化，各种边缘学科、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频繁更迭或杂糅并存，史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合及应用。
这种史学多元性发展的特点在英、法、美、德等战后西方国家史学发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特征尤其突出。

（一）表征

历史学的研究从来不是一元的、单一的，如历史自身的发展一样。但是在传统史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史学研究的主体、客体、理论和方法都相对比较集中和单一。而现代史学的发展则日益突破这种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0世纪初，美国史学就已经在朝着多元性发展的方向努力了，显露出多元化的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使得这种多元性发展的局势在战后姗姗来迟，却形成了让人咋舌的奇异局面，充分展示出历史学本身隐藏的活力。虽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但是它却昭示着历史学发展的某种必然。

1.研究主体的多元化

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指历史学家、历史作者、史学作家。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公共史学家的兴起、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平民史学家的崛起等各个层面。

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是史学专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就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1]，史学研究的主体多数是业余作家，而且多数是贵族知识分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随着史学的职业化和各种专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只要能够进入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机构、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就可以从事历史研究。这无疑大大有助于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队伍的扩大，而且有助于史学流派的形成。

公共史学家的兴起也是史学职业化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是副产品。史学的职业化使得历史学家或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的数量大增，而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的人员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这就促使许多接受过专门的史学研究训练的人员进入社会服务机构或政府机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而不是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教学的专业人员。由于美国史学中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的传统，公共史学家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蔚为壮观。[1]（p126-137）[2]（p1162）

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则不仅是史学职业化的产物，更是现实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与史学界的民主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摧垮了西方殖民体系，民主、平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美国国内，经过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60年代爆发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声势浩大，不仅冲击了美国社会，而且使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变革。

首先是新老史学家主导地位的逐步交接。经过战后初期平稳而保守的发展，60、70年代的激进形势促使新史学家向老史学家进一步提出挑战，加之年龄上的自然更替，新老史学家在史学界所起的作用逐渐发生了转换。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尽管不能明确地说史学界已出现了特定的一代人或一支队伍，但却不能不说在70年代新老史学家已经换班。就美国历史协会来说，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专业，彼此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在他们中间虽然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士，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3]（p168）

其次是历史学家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多样化、大众化。新史学倡导大众史学，加之高等教育的普及、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民族和年青一代史学家登上史学舞台的前沿。历史学家的身份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手中，而是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由精英人物向来自某些弱势群体人物的转移，包含着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的内涵。虽然这种趋势受到某些保守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却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4]（p660）[5]（p27）

最后是史学流派更迭、林立。战后的美国史学发展，是新史学不断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新史学节节胜利同时遭遇危机、迎接来自传统史学家和新新史学的挑战的进程。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化，一个明显之处就在于史学流派更迭频繁，各种史学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史学流派，或以历史观的差异区分，或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别，或以史学研究的方法来划分；或呈现出一种林立并存的状态，或是前后相继的更迭形式，或是杂糅并存。它们要么标新立异，自成一家；要么因具有某些突出的特征被史学理论家贴上了某某派别的标签。总之，战后美国史学给人的感觉是史学派别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战后美国史学流派如此众多，要想将它们之间的关系逐一梳理清楚并将其置于战后美国史学发展整个进程的合适位置，摆正此者与彼者的关系，着实不易。例如，一致论史学，战后初期的美国史学界是否是青一色的一致论史学流派？新左派与新史学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不能因为都有个“新”字，就轻易划等号。那些以“新”字冠名的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城市史等等诸多流派在战后各个时段上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复杂。

从时间的纵横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呈现这种史学流派更迭、林立的大致印象。从时间纵向上讲，由战后初期的“一致论”史学或新保守派，到新左派，再到新社会史学派，新文化史学派等等，这种纵向上的史学流派主导地位的更迭之频繁是西方其他国家史学发展中所罕见的。从时间横向上讲，虽然表面上看，美国史学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主流派别主导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但是，自从“一致论”史学让位于其他学派，或者说传统史学让位于新史学、一致论被“多元论”代替之后，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即同一时代的美国史学也呈现出各种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各史学流派盎然并存，争奇斗艳。当然，由于这些流派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说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流派林立的局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不过在多元主义日渐盛行的60、70年代其气象更盛。至今这种多元并立的状态仍然可见。

2.研究客体的多元化

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客体，当然是客观历史本身了。历史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重复的，而是多元化的、具有多个层面的。历史学的任务和本质正是研究多种多样的、决不是简单重复的事物在时间之流中的变化。随着时间之流的演进，从现代的望远镜去远观历史，由于现代的变化带给历史学家的不同感触，历史的不同层面也由此浮现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真正客体。另外，随着人们对于历史学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认识的更进，史学研究的客体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研究主体的不断扩大及成分的多元化，也使得历史学家有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多元的考察和研究。这种变化从趋势上讲是从比较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这种多元化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从政治史向整体史的发展，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方向发展，多层次，多元化。与传统史学只重“事实”的描述，而不重概括和解释不同，新史学特别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由于历史与各个领域的多元的现实问题挂起钩来，历史研究客体的多元化得到大大的激发。历史研究再也不是局限于政治、军事这些狭窄的领域了，而是大大得到拓展，家庭史、人口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各种范畴都包括进来，因此生发出许多相关的分支学科。即使是政治史的研究，也采取了计量方法等手段而成为新政治史。

其次，从精英史学向大众史学的发展，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等弱势群体历史的方向发展，平等化，民主化。传统史学主要是以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军事是最为常见的研究内容。战后，随着新史学的倡导日盛，大众文化取向的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整个历史的内容都被包括在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美国史学不再只是盎格鲁－萨克森上层男人唱主角的历史，而是包括一度遭到历史学家忽视的黑人、犹太人等各个族裔的历史，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在政治中、家庭中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历史，同性恋者的生活与遭遇的历史，平民老百姓的历史。[2]

最后，从民族国家史学向跨国家史学、世界史学、全球史学的发展，国际化、全球化。国际化是现代美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一个表征，而且认为这种国际化的特征在实质上趋向于全球化。《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自创刊以来发表的论文及书评等栏目所体现的研究趋向，便可以证实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势。[3]可以简要将这种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表现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重点从以欧美等国家的史学研究为主到增加了对亚非等国家的关注；对本国历史的研究注意放在全球比较的背景下来考察；在史学理论领域，提出了史学“国际化”、“跨国家史学”、建立“世界体系”的口号等等。[4][6]（p1）[7]（p530-542）[8]（p1031）[9]（p1056）[10]（p1068）[11][12]

3.研究理论的多元化

与史学相关的研究理论既包括历史理论，也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历史理论体现的是对于历史进程本身的看法，是历史观。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研究的看法和思想体系。历史理论的变化是史学理论转变的基础。因此，战后美国史学研究中既存在着历史理论的多元化，也存在着史学理论的多元化，而且这两方面有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史学理论也包括历史观、历史理论。

一致史观让位于冲突史观，是战后美国史学家历史观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史学家对本国史的研究中。在战后初期，美国史学家对于美国历史的描述是一种“一致史观”（consensus history）或者说是“和谐史观”的体现。这种史观认为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一派和谐、祥和的气氛。即使有矛盾与冲突，也是次要的，无伤大雅的。持有这种“和谐史观”或者“一致史观”的美国史学家被称为“新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霍夫斯塔特、布尔斯廷等人。这种“和谐史观”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影响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也许看似有些矛盾，但是事实可能就是如此。战争与冷战都需要强化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一致对外的需要要求步调一致的、和谐的历史。而在冷战初期的暴风骤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过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妇女权益的斗争，使得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对照现实，再也不能相信美国无冲突的和谐的历史，“冲突史观”由此而再兴。[5] 由此出发，新史学家们开始探究以往历史学家忽视的各个族裔和群体的遭遇与斗争的历史。

史学理论上的一元论让位于多元论，是新旧史学交替的一个特征。在传统史学那里，史学理论基本上是一元的，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如实地描写历史真相，而且主要是政治、军事事件、重要人物等等。随着史学学科化、科学化的进程不断发展，新史学将历史的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特别强调大众层面的史学研究，使构成历史的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历史逐渐从沉睡中复苏过来。这种多元论的倡导，直到战后60、70年代新史学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家的地位后，才逐渐取代了“一元论”，步入了多元论的时代。在这一元向“多元”的转化中，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转换：政治史观－社会、文化史观；精英史观－大众史观；民族史观－整体史观、跨国家史观、全球史观；科学史观－文学史观；现代史观－后现代史观；客观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

新史学家一反传统史学家重视政治、军事重大事件的潮流，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研究历史包括的所有领域和内容，因此在实践中重视政治史以外的领域，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开拓，在史学理论方面体现为社会、文化史观；传统史学家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新史学家则认为应该关注大众的历史、下层人民的历史，新左派史学家“由下而上”的史学观念最是让人印象深刻；新史学家不仅重视美国史学的研究，而且注重美国以外的世界史的研究、重视美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了整体史学、跨国家史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在本质上趋向于全球史观。

科学史观向文学史观的转化，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化，客观主义史观向相对主义史观的转化。这种转化是趋势上的，表面的，但不是主流。这些转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实质上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之后产生的影响，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从神学在知识领域的统治地位被推倒之后，科学与理性成为学术发展的楷模。史学在学科化过程中也以科学为范本，力图建立一门科学的历史学。这大概就是科学史观的含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想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理想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史学界对于科学的进步性、科学可以创造理想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反科学的思潮。科学似乎不仅可以创造美好的事物，同时也会毁灭美好的事物；不仅可以促使社会的进步，也会带来人性的倒退。而在历史学的建设方面，科学的楷模地位也受到了冲击。历史开始被某些学者恢复到科学化以前的地位，被简单地等同于艺术、文学、修辞、诗学。由此，历史的客观性也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由客观主义滑入了相对主义的危机。这种趋势性的、非主流的、但是却具有重大影响的转变，就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比较复杂。在美国史学方面，后现代史学主要体现为运用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反思历史写作、历史研究，从本质上将历史学归为文学、修辞与艺术。这总起来说，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具体到美国史学，这种后现代史观主要体现在思想史领域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中。[6] [13](p 405) [14] (p 425) [15] (p 581) [16] (p 610) [17] (p 622 )[18] (p 879) [19] (p 908)因为这种趋势是非主流的，所以并没有阻碍战后美国科学史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不断涌现。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作用，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是在战后真正繁荣起来的。在战后美国科学史的研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库恩，他在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论，对学术界影响巨大。美国史学家霍林格早在1973年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系统评价了库恩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受库恩的直接影响，美国科学史家科恩出版了《科学中的革命》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库恩的研究。 [20][21] [22](p 370-392) [23]

4.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史学方法上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叙述让位于概括和解释；二是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理论的结盟。

在传统史学那里，叙述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表述方式，历史不容概括与解释。19世纪末，兰普勒希特等持有新观念的史学家向传统兰克史学提出“新史学”的挑战。[7] 历史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概括和解释的看法，随着兰普勒希特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逐渐在美国新史学家思想中扎根。美国新史学家掀起了洪洪烈烈的新史学运动，其力倡的主张之一就是历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盟，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对照传统史学来看，这一主张的本质改变就是在史学方法上，叙述让位于概括与解释了，由此在史学理论领域逐渐产生了思辩史学和分析史学的分野，分析史学成为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8] 在20世纪80年代末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论战中，新史学家的代表司科特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项阐释性的活动。[24](p 690) [25](p 32)因此，在新史学家的研究中，叙述体的传记相对受到冷落。后来，在新史学遇到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有些新史学家站出来倡导新叙述史，美国的一些后现代史学家则将历史学等同于叙事。[9] [26][27 [28](p 373-390) [29](p391-406)这些主张的提出显然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史学研究离不开史学家的认识和阐释，同时更离不开叙事这种基本的表述形式。事实上，新史学家的研究并不完全排斥叙事的手段和形式，它所排斥的或者不经常采用的是纯叙事的形式。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由于新史学的力倡，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20世纪是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创立和发展的世纪。在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十分微妙，社会科学的地位和身份也与其他某些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历史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在美国曾一度是有争议的事情。正是这种争议使双方互相需要，互相交叉，又相互分离。因此，在西方其他国家，例如，法国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而美国的特征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以对社会学的研究为基础的。[10][30]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使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多元性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历史学应用社会科学常用的一些方法，如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形成相应的门类和派别计量史学、统计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新社会史、人口统计史、日常生活史等等。另一方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某学科的主要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形成跨学科性质的史学研究形式，如历史学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方法和理论，形成心理史学。再者，历史与社会科学的某一学科交叉，形成交叉学科，实现方法和资源的共享，如历史地理学。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这方面主要涉及科学史的研究。在战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科学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在史学理论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于科学史观的认识，尤其是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方法上的意义。科学家转而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本身就带来了他们自己专业研究的方法和优势。在实践中，这是既成事实。

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理论方法的结合，主要是后现代历史学家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方法引入历史学理论的探讨当中，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的共性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历史与记忆、历史与小说、历史与电影的关系也密切起来。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历史界，记忆史学、历史小说、影视史学等等都占有相当的市场。

从史学研究采用的媒介手段来看，战后美国史学体现着现代史学从口述史学到记忆史学、影视史学、信息史学等等线索的演变。口述史学，凭借记忆来进行历史研究，原本是比较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可以运用现代录音技术、录像技术来进行口述史学、记忆史学、影视史学的研究，恢复集体社会的历史。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的信息化，促使历史学家更加关注信息、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可称之为信息史学。信息史学一方面体现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31]（p1）[32]（p69）

（二）原因分析

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可见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一方面，学术方面的因素是直接原因。

1.新史学思想的倡导与实践。现代美国史学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兰克曾被美国历史协会聘为名誉会员。同时，反兰克史学的新史学思想也相继渗入美国史学界。德国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较早地提出了新史学的主张，后来到美国做演讲，反响较大。1909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E.W. 道发表题目为《新史学》的演说。1912年，美国史学家鲁宾逊出版《新史学》。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史学的倡导者同时成为新史学主张的旗手。新史学运动洪洪烈烈，影响深远。新史学家主张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结盟，主张大胆利用各种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新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未占据主流的地位。战后初期，由于冷战对峙，新史学也没有突出的表现。60、70年代新史学与激进运动一起兴起，提倡多元主义。当然，对于新史学的理解，也存在着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史学的发展。新史学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僵化的史学流派或者史学思想。新史学的“新”，其根本就在于推陈出新，不断突破旧的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时段的新史学在具体的表现和代表人物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们所挑战的传统史学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新新史学”的概念，大致也可以划入新史学的范畴。[12]

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要包容一切社会领域，这就使得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政治领域生发开去，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战后美国史学在基本的趋势上存在着从政治史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这样一条研究重点逐渐转移的线索。社会的构成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对照美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情况，美国历史学家更能够体会这种复杂性，并将目光对准变化万千的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各种社会构成的不同的发展历史。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多元性。

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现实问题的变化是复杂的，不同的阶段会提出不同的时代问题。战后美国社会的各种民主化运动要求美国人对于一般民众的历史有所了解，了解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人民及女性、同性恋者、少数族群等等具体的历史状况。无疑这也是形成史学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史学主张历史可以阐释，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进行历史分析。这就使得新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新史学所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盟，在美国史学的具体发展中体现为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意味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各种方法的广泛结合和实践应用。这直接促使了各门跨学科史学的出现。

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法的多元性，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相交叉，形成各种分支奠定了基础。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结合和交叉造成的。史学的分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而是形成了新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或者理论命名的历史学，由于新方法、新理论的应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前面也冠上了一个“新”字，形成了“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因此，从主导地位和变化趋势及在史学界的具体表现来看，新史学的倡导及兴盛，可以说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2.美国史学研究体制方面的多元性因素。美国在现代史学建制方面虽然比德国、法国、英国起步要晚，但是在为国际交流创立条件方面，美国史学界有其独特的优势。继德国、法国、英国之后，美国相继创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历史学家组织和科学的综合性的历史专业期刊。这就是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评论》。[13]虽然美国历史协会与《美国历史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方治史的保守性，但是它们却在组织上、形式上保证了美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保持着组织上交流的畅通，切实促进了美国史学发展走在国际史学发展的前列，创新、出新、多元性发展，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历史协会的人员构成和《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国际性。例如，美国历史协会每年一度聘请的名誉会员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它自身就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从事美国史学研究的会员。《美国历史评论》的文章除了来自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之外，还向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征稿。这些无疑促进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多元性发展。

3.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使得历史学家的队伍复杂化了、多元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传统的史学家以精英人物为理想的历史学家形象的楷模，主张美国史学研究应该围绕着政治、军事、精英人物来展开。战后，持保守态度的史学家仍然持这种保守的立场。他们与战前的某些历史学家一样慨叹历史学家身份的变迁。有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不断进入历史学家的队伍中来，并且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被保守的史学家们称为平民借以向上爬的条件。1989年，新史学家在与传统史学家的论战中指出，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悲叹史学界因非精英人物的进入而黯然失色的问题了。关于下层人士加入史学界而引起的史学标准下降问题的讨论，一直继续到了战后时期。1957年，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皮尔逊（G. Pierson）在写给校长格里斯沃尔德（Grisworld）的信中说，“在历史系的考生中，有专门知识的阶层的弟子太少了。当人们看到下层人士的子弟正在奋发向上，也许会感到高兴。说我们是电梯，也许是一种恭维。不过，即使是最坚固的电梯，如果要它超载也会垮的。”[14] 哈默罗（T. Hamerow）在1989年与新史学家的辩论中谈到二次大战以来历史学所发生的变化时，也指出，“从前，历史是贵族人士的保留领地，他们在政治或宗教事务中常常起重要作用，而现在，历史学变成了那些虽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但出身平民的人向上爬的渠道。”[15]

从传统史学家、保守的史学家的持续不断的慨叹声中，可以分辨出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使得历史学家的视野更加开放，更加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历史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令传统史学家们眼花缭乱的景状。一方面，这反映了美国新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大力拓展；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史学家所把持的固有立场、单一史学观念的一个猛烈冲击。当然，与此同时，并不讳言新史学多元性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即使是最保守的传统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条道路、这种趋势是不可扭转的。[16] 多元性发展是史学发展的趋势，是史学本身固有的属性的一种体现。如果说这些多元性，在以前由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员来自十分有限的狭隘的范围，局限着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那么，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生活的民主化使历史学家的队伍多元化，使历史研究的多元性特征成为事实。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特性方面的原因。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为史学多元性发展态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体系和动力来源，是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多元性发展有所区别的个性化原因。多元性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几乎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来自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等西方国家及亚非拉各地的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原因来到美洲新大陆，使美国成为一个多种族裔、种群混杂的国家。历史学家们一度认为美国各个少数族裔逐渐融入了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族裔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大熔炉”。但是，后来事实却证明，专家们也逐渐倾向于认为，美国各移民群体、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各自的文化习俗和群体特征，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专家们称这种族群关系为“大拼盘”或者“马赛克”。这种“大拼盘”或者“马赛克”的修饰语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和族裔关系的多元性。每一种族裔文化都是美国多元性文化中的一元。[17]

这种多元性本身为史学发展的多元性提供了参照系。现代美国史学作为“文化中之文化”，集中体现了美国文化这种多元性的特征，呈现出繁杂富丽的景象。另外，这种多元性使得美国学术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善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学术前沿思想的影响。在现代美国史学学科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先是受德国的影响。19世纪末在德国留学的一些史学专业的美国留学生，后来成为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干将。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史学又受到法国新史学主要是年鉴学派的影响。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使得美国在人员方面也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为广泛的国际交流创造了条件。美国在二战前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到法西斯侵害或者其他形式的迫害的各国史学家的避难所，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史学与其他西方国家或者亚非拉国家史学研究的交流。美国本土在二战中没有直接受到战争袭击，有些在本国内受到迫害的历史学家到美国避难，丰富了美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流。例如，在希特勒掌权时期，德国许多自由进步史学家在国内受到排挤或迫害，被迫逃往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回到德国。[18]

另外，美国人求新求奇的民族特性和精神，是战后美国史学多样性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熟悉美国人民创业史的人们都了解，美国是在一片新的土地上，由新来的以盎格鲁－萨克森人为主体的各族移民逐渐替代了土著居民开辟的新天地、新事业。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新移民在新的环境中相对自由，自食其力，自我做主，一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否则只有饿死。在新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向西部进军的过程中，尤其如此。正是这种开拓新环境的需要培养了美国人“do yourself”的精神。在这种一切自己摸索、实践的过程中，培养了美国人的求新、求奇、敢于接受新事物、推陈出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美国不断容纳来自各国移民的内在因素，是美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

第三个方面，新技术革命造成的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对美国史学提出了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为这种多元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世纪是新技术革命的世纪，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大发展的世纪。自从启蒙运动推倒了上帝、神在知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以来，科学、理性逐渐成为知识领域、学术王国繁荣、发展的旗帜。技术作为科学成果的体现，为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20世纪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相当专门的学科，并且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

新技术革命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便利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条件。世界的变化也日新月异。历史学是一门综合的社会学科。从广义上讲，它考察的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所包含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历史学不再只是政治方面的内容，还包括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更加广阔的内容。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政治史十分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史方面的资料作为官方资料、档案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系统，易于运用。而新技术革命则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计量方法、方便的计量工具和统计工具——计算机和相应的软件，使过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零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相对简单化了，使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能。虽然这些研究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毕竟在史学方法上、领域上都是丰富、是突破。录音技术则使口述史学成为相对比较科学的、有章法可循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资料库，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多元性。

（三）问题与影响

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是主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观察和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内容，一切可以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具都被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在这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的成绩面前，新史学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带给人们许多疑惑与不解。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

1.“碎化”与“综合”的问题

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伴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碎化”与综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新老史学家都有专门的论述，我国的学者也对此表示忧虑。[19]

“碎化”与“综合”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碎化”（fragmentation）问题，也有学者称为“零碎化”问题，仅仅是翻译的不同。这一问题主要是指由于新史学的大力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都大大的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见细小的微观的专门史、不见包容的通史的问题。“碎化”问题的危害：多样性与“碎化”现象并生，专与通的矛盾，没有出现国际史学大师的问题等等。[20] 这是对于“碎化”问题所产生的危害的简要概括和认识。

针对这种状况，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历史学家大力呼吁历史要进行“综合”，并且提供了几种设计方案：戴格勒提出要围绕“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来进行综合研究；本德建议以“公共文化的形成”为核心来勾画综合叙事史的情节；辛格尔等人则设想以“思想演变”为线索来构建整个美国史，等等。[21]他们都在努力实践自己的设想。

这些设想固然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不过，根据的研究和考察，谈论美国史学的“碎化”和“综合”问题的史学家一般局限于美国史本身，指的是建立新的包容一切专门史的内容在内的美国通史的问题。如何做好这种“综合”，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是，是否要围绕一个中心来构建美国通史；如果要围绕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在传统史学中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以政治问题、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是传统史学家的一般共识。而对于新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则不这么容易解决。新史学家倡导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即是说在史学描述中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各个史学部分之间在史学的表述中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新史学不可能找到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史学表述的中心，比如是以高级白人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黑人的历史为中心；是以男性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女性的历史为中心，等等，新史学的开拓为人们提供了如此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由此，提出一点质疑，史学的综合是否一定要围绕某一个狭隘的中心才可以？这种围绕某一中心来展开历史叙述的史学概念仍然是局限于传统史学家对于历史撰述的认识。是否可以打破这种认识，将历史的多元性以多角度分析的形式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呢？这是一盘色拉，这是一个大拼盘，任何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拼盘的价值。而也许正是这种可以各取所需的多棱镜的呈现正是这个拼盘的价值所在。历史本身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可以是环绕的关系，也可以是平行的关系。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呈现也不应该是只有一种环绕的模式。

至于没有出现史学大师的问题，可以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本着真实记录的原则，从这一点上讲，是不可能出现史学大师的。因为掌握了历史叙述的材料和技能的人，都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并不因为它的平凡而失去其重要的价值。其他所谓大师级的研究都是在这些基础研究的支持下，做出来的。但是无论怎样大师级的人物，都是某种史学社会建制的产物，而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的产物。通俗点说，是环境和体制再加上史学家自身的才华才创造了大师级的人物。而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并非所有研究历史的人，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推举的或者赞同的，只是某些范围内为大家所推崇的，这其中也包括他在该领域的某一权威机构中担任的职务。

再者，从根本上讲，美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多元性发展的趋向本身是一种反权威的运动，是反对大师级的人物出现的，是一种民主化的运动，平等化的运动。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平凡而真实，而不是伟大与权威。新史学的民主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将精英人物作为历史学家的理想形象。因此，在这种运动和背景下，在美国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将美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与那些诞生了所谓的史学大师的国度的史学研究体制相对照，也许读者会看得更真切一些。

最后，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史学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这样的，它不应该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垄断，而是任何对此有兴趣、有权利的人们可以评头论足、积极参与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可以成为协助、承担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任务的主体。历史学家既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也是来自这一主体各组成部分的各种声音的反映者。

2.相对主义的问题

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史学理论在美国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并不显著，或者说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次生品。不过，在战后的美国史学研究中，史学理论方面仍然出现了不少令美国史学家至今仍在关心和争论的理论。例如，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海登·怀特的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史学理论都是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库恩将对客观史学持怀疑态度的“特洛伊木马”，引入了史学研究领域；怀特则将“特洛伊木马”蕴藏的诡计全部施展了出来。如果说，库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领了史学研究的后现代的到来，那么，怀特已经是在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的文学史学理论了。在库恩那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块阵地；而到怀特这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甚至是怀特倡导的后现代史学本身都几乎无路可退了。怀特等后现代史学家利用文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攻击史学家的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否定历史真相被揭示的可能性，认为历史与修辞可以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可以划等号。在这里，后面两个“历史”当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撰述、历史著作。历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历史的真相变得遥不可及。[22]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史学理论方面出现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出现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的危机，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在美国史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而是以它们被理解的形式得到运用。新左派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史学家就明确声明，自己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认为有用的那些部分。[23] 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还要由实践历史学家来进行。

概括起来说，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就是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乃至新新史学的演进与变化，包含着从客观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的因素。但是，正如伊格尔斯所讲的，不管如何争论，如何多元化，如何百家争鸣，如何相对主义盛行，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科学的信念一直没有变。[24] 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而且，后现代史学家对于历史真相的质疑，本身并非质疑客观历史本身，而是质疑历史著作是否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真相。这一问题，这一矛盾是每个历史学家需要一生的经历来探讨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无论如何质疑，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包含着客观历史的因素，问题是这种客观的程度和人们对于这种客观程度的要求。历史的真相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历史学家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就扼杀了历史本身，遏制了历史学本身的活力。客观是历史学家不变的追求，也是客观主义、相对主义争论的起因。没有历史学的客观标准，也就无所谓相对主义的问题。相对主义不只是历史学家一味要避免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它可以启发我们去探索被我们自己的认识所蒙蔽的历史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3.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主要是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概念及其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史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两者的认识耳目一新。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英国古典经济史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众所周知。传统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西方政治史传统的主导地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政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来说，首先，政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史传统中，这一概念延伸为与国家、民族、上层人物有关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宗教等等方面的活动。在新史学家那里，“政治”一方面似乎是被有意规避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内涵。政治扩展为指代某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或者“权力结构”。在这里，“权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含有“以强凌弱”的意思。[25]

习惯上，历史从内涵上讲，可以分为历史I和历史II两个层次。历史I指客观历史本身；历史II指对于客观历史的描述和规律的揭示，可以等同于历史撰述和历史著作。政治史传统及新史学对于政治的新的认识都是体现在历史II中，体现在历史II对于历史I的反映和认识中。关于弗里德曼的名言，新史学家理解，他所概括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是从内容方面而言的。新史学家则扩大了政治的内涵，拓展了对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

新史学家司科特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他解释说自己这一概括与弗里德曼的不同，他的“政治”是说历史本质上是政治的。[26] 也即是说，不管历史描述的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方面的内容，它都是政治的，都体现了某种现实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因此，在新史学家的描述中，政治不只是简单的被规避的内容，也是被扩展的对象，用新方法获得新认识的对象。

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是许多史学家都关注的事实。可是要将这一事实描述清楚，阐明其中原委，则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做此抛砖引玉之作，希望会有更好的见解嘉惠读者。

参考文献：

[1]王渊明. 美国公共史学[J]. 史学理论. 1989(3): 126-137.

[2]W. Andrew Achenbaum. Public History's Past, Present, and Prospects[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2(1987): 1162.

[3]张广智 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4]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1989): 660.

[5]哈默多. 王建华译. 历史研究的官僚化[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0(4):27.

[6]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1989): 1.

[7] 王建华等译. 现代史学的挑战[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8]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1991): 1031

[9] Michael McGerr. 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 (1991): 1056.

[10]Ian Tyrrell. Responds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1991): 1068.

[1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罗荣渠等译.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2]Immannual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M]. Polity Press, 1991.

[13] Russell Jacoby. 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1992): 405.

[14]Dominick Lacapr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ts Ways[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1992): 425. [15]David Har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581.

[16]David A. Hollinger.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ical Knowing[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1989): 610.

[17] David Harlan. Reply to David Hollinger[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1989): 622.

[18]John E. Toews.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1987): 879;

[19]Richard Harvey Brown. Positivism, Relativism, and Narrative in the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1987): 908.

[20]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 Chicago , 1970.

[21]T. S. 库恩著 李宝恒 纪树立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22]David Hollinger. T. S. Kuhn’s Theory of Sc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istory[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1973): 370-392.

[23]科恩 鲁旭东译. 科学中的革命[M]. 商务印书馆, 1998年.

[24]Joan Wallach Scott,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s’ Side of the 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1989): 690.

[25]司科特 王建华译. 历史学处于危机中吗？[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0(5): 32.

[26]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M]. Baltio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1973.

[27]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Form[M].Baltimore, Md. , 1987.

[28]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etry: Reflections on Hayden White's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J]. Rethinking History, 4:3(2000), 373-90.

[29]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sponse to Iggers). [J]Rethinking History, 4:3(2000): 391-406.

[30]李剑鸣. 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J] 美国研究. 1999(1):.

[31]Robert Darnton. 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 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5(2000): 1.

[32]Philip T. Hoffman. Gilles Postel-Vinay, Jean-Laurent Rosenthal,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How the Credit Market in Old Regime Paris Forces Us to Rethink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104(1999): 69.

注释:

[1] 这个过程大概最早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其后逐渐向英法美等国扩散。美国相对较晚，大概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2] 1983年到2000年，《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以“women”为题目的文章共有19篇。不仅论及美国历史上妇女的状况，还涉及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妇女在历史上的活动，例如苏联、澳大利亚；以“feminism（女性主义）”为题目的2篇；以“Jews（犹太人）”为题的2篇；以“black（黑人）”为题目的约3篇。

[3] 对《美国历史评论》自创刊到1983年初发表的论文分战前战后做了统计分析发现：与二战结束前相比，战后《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亚洲、非洲”方面的文章数量有所上升，有关“拉美”地区的文章数量大幅下降；整个来说，战后美国历史学家增加了对于第三世界的关注。

[4] 从1983年到2000年，《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以“international(ism) system)”为“题目”的论文有12篇，其中比较重要的、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是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入江昭在1988年12月发表的主席演说《历史学的国际化》一文。直接以“transnational”为“题目”的为3篇。关于“跨国家”史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1991年笛瑞尔和麦克吉尔的争论，其中涉及对沃勒斯坦等历史学家构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看法。

[5] 20世纪初期，美国进步史学家所主张的也是“冲突史观”，因此这里称为“冲突史观”的“再兴”。

[6] 思想史与后现代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在《美国历史评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次争论中。《历史与理论》(History & Theory)杂志上有关后现代史学的争论更加激烈，特别是关于客观性问题。

[7] 兰普勒希特在这时并没有使用“新史学”这一词语，只是使用“新的”、“旧的”史学这样的区分。

[8] 当然，这种表述不能过于绝对。虽然传统史学倡导描述，但在具体的史学撰述中难免概括和解释的成分。

[9] 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就持这种观点。他先后在代表作《元史学》和《形式的内容》等著作中表述和强调他的这一主张。在2000年与伊格尔斯进行的争论中仍然强调和坚持这种看法。

[10]关于这一区别的由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学者称，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发展已经十分引人瞩目了，但是它并不像法国那样影响巨大，缺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大师。

[11]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The Free Press, 1965. 最早的版本为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1912年。《新史学》中译本，最早的是何炳松译1922年本，又有齐思和1964年译文本。

[12] 参见Ignacio Olábarri,"’New’ New History: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1995, p.1.

[13] 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年创刊。

[14] 转引自Joan Wallach Scott, “History in Crisis? The Others’ Side of the Story”, AHR, 94(1989): 684. 译文参见司科特《历史学处于危机中吗？》（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5期，第30页。

[15] 同上，司科特文，第31页。

[16] 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History, AHR, 94(1989): 660.译文参见哈默多：《历史研究的官僚化》（王建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第4期，第27页。哈默多说：“让我们无论如何承认：历史学的范围在本世纪已经扩大了，它已开始考察基本上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团体和社区了。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加之更加丰富多采（彩）的观点和更加强烈的同情新，完全可以抵得上为文化孤立和学识渊深所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史学家仍能充当预言家、诗人、演说家和教师的、比较单纯的早期时代。”

[17] 有的学者指出，美国文化的“大熔炉”和“大拼盘”的状态和特征是兼而有之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

[18]有些德国史学家在德国纳粹掌权后逃到美国避难，战后就没有再回到德国。参见伊格尔斯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7页。

[19]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国内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以下论文中：罗凤礼：《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第125页。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4-37页。王建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第11-14页，等等。美国学者关于该问题的认识，见：Herbert G. Gutman, "The Missing Synthesis: Whatever Happened to History?", Nation, Nov. 21, 1981, pp.521, 553-54. 卡尔·N·戴格勒，《美国史求索》，《美国历史评论》，1987年第92卷， 第1页。Carl N. Degler, "In Pursuit of an American History", AHR, 92, (1987): 1. （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9-90页。）Theodore S. Hamerow,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History", AHR, 94(1989): 660.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3(1986): 120. 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1994): 123-130. Allan Megill,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iography"， AHR, 96(1991): 675-699.等等。

[20]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4-37页。

[21] 参见王建华：《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第11-14页。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91页。Thomas Bender,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3(1986): 120.

[22] 参见注释14、18；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刘北城、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46-49页。

[23] 新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参见：欧文·昂格尔：《“新左派”与美国历史：当前，美国史学动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第10页；爱德华·萨维斯：《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1980年第2期，第75页。

[24] 参见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16-17页。

[25] 司科特，译文第29页。

[26] 司科特，译文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