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苏关系史上，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是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过渡，内容非常复杂，但反映在史书上也最为薄弱。本文重点评述的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中一系列事件的起因、互动关系以及影响。

关键词：中苏关系 外交争端 军事冲突 战略三角 现代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举世闻名的大论战，内容涉及到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国党将苏共的理论观点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封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的这种修正主义为参照系展开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反修”和“防修”。正因如此，中苏两党理论争执、两国利益冲突并没有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结束，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更是进一步恶化，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严冬”，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 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导致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

一

赫鲁晓夫刚下台时，从苏联角度说，“莫斯科把尽力改善与中共和毛泽东的关系当成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来处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善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另外，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虽然也会像他那样不会对中国的要求让步，但在一些策略上可能发生改变。

从中国角度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政策走向一时还吃不准，估计苏共可能还要坚持搞修正主义，但具体做法上和策略上会有所改变。因此，中共中央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一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用比较热情的口吻向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发去贺电； 另一方面，中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文章，我们自己的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批判赫鲁晓夫也不发表。” 在1964年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经过讨论不仅决定以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名义向苏共发去贺电，而且还派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

可就在11月7日晚上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中苏关系陡然逆转。贺龙在席间与崔可夫等人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 虽然勃列日涅夫事后正式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国党道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极其严重的事件，指示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要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二要利用这一事件向苏共发起攻势，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三要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绝口不谈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所以，在11月9日、11日举行的两次会谈中，中国党政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继续攻击苏共的修正主义、搞老子党和搞颠覆活动等等，而且当面拒绝苏共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早在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就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起草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在1个月后的回信中认为：苏共不是本着协商原则，而是向各国党下命令，所以，“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之后，苏共中央11月下旬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会议，即有26个党参加的协商会议。同时，苏共还让古巴等9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组成代表团来华做说客，劝说中国党参加会议。中国党仍坚持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停止论战。1965年2月上半月，柯西金在去越南访问时和返回的途中都在北京逗留，先后与周恩来和毛泽东进行了会谈。由于中苏两党在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协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仍是尖锐对立，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加快了自己单独行动的步伐，1964年11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集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的通告》。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65年3月1～5日，苏联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会议。中国等7个国家的共产党党拒绝参加。这样一来，世界上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分成了两大派，多数跟着苏联党跑，少数站在中国党一边。总的说来，跟着苏共跑的党是“三和”、“两全”的拥护派，而站在中国党一边的则是反对派。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

莫斯科三月会议召开后，中国党马上就做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月《红旗》杂志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抨击苏共和其他与会者观点的同时，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看法。此后，中国党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除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外，还特别强调指出：“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一直坚持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规定的所谓‘不可动摇的’的总路线，一直坚持执行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进一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且变本加厉地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总之，他们所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正因如此，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还以严厉的口气拒绝了苏共中央的邀请，宣布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基本上中断了。取而代之的，先是越来越多的外交上的争端和边境上的军事冲突。

外交上的争端是由许多具体事情构成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件。

第一件是亚非拉留苏学生在美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并与苏军警发生冲突，时间为1965年3月4日。

为了抗议美国飞机袭击越南北方，两千多名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学生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在高呼口号和向美使馆投石块的过程中，与前来制止的苏联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其中有9名中国学生被打伤。事后的第二天上午，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前往苏联外交部，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并且发表了一项口头抗议声明。 3月12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大使馆，不仅否认苏联军警镇压过游行示威的学生，而且声称是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打了苏联警察。 对于这样一个照会，中国外交部于16日也照会苏联驻华使馆，“断然拒绝”，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坚决抗议苏联政府镇压反美游行、迫害中国学生的可耻行为。中国政府再一次要求苏联政府，向参加示威游行的各国学生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大论战以来的第一个反苏浪潮，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苏联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文章，北京的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反苏的示威游行，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专门到医院慰问被打伤回国治疗的学生。表面上看，这个事件是由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引起的，实际上是中苏两党、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总爆发。也就由此开始，中苏之间的理论争执逐渐向实际冲突过渡。

第二件是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发生在1966年10~11月间。

当时中方的说法是：由于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政府考虑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所以通知各国在华留学生休学一年，那些基本课程学完的留学生，可以提前毕业。苏联的留学生原计划当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中国于1966年9月20日政府通知苏方，提出同他们商定这些学生提前毕业的时间问题。但是，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没有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就于10月7日单独决定召回了自己的留学生，并且以中国单方面决定苏联留学生休学、限期返回为口实，限令中国留苏学生在10月离开苏联。 苏联方面的说法则是：“中国当局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在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外国学生停课一年，并要求苏联学生在十至十五天的期限内回国。苏联学生被迫回到苏联。根据对等原则，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和研究生也停了课。”

在苏联做出反应后，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于10月22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兹杜霍夫并提交了一份照会，“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全部留学生”。全国学联也发表支持外交部抗议照会的声明。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国留苏学生回国前向位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献花过程中，又与苏方发生冲突。《人民日报》报道说：“十月二十六日，被苏联当局无理勒令休学并限期离境的中国留苏学生，在向苏联人民告别的前夕，怀着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无限敬仰的心情，想再次瞻仰列宁的遗容和斯大林墓，竟遭遇到苏联当局设下的重重障碍。苏联当局不守诺言，百般刁难，妄想阻挠中国留学生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最后，中国留学生是在苏联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进入了红场，将花圈放在了列宁陵墓左侧观礼台前，但没有瞻仰成列宁遗容和斯大林墓。2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并且递交了一份苏联外交部的抗议照会。照会称：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其人员遭受到有组织的围攻。11月1日，余湛再一次约见拉兹杜霍夫，面交中国外交部“断然拒绝”苏联外部10月27日照会的复照。

留学生回国后受到热烈的欢迎，被称为“光荣的反修战士”，从当时的气氛看，这又是一个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浪潮，其最高峰在11月5日。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慰问“被勒令回国”的65名留苏学生。也是在这一天，“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一万五千人，今天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盛大集会，最热烈地欢迎被苏联政府无理勒令回国的我全体留苏学生，最强烈地抗议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和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卑劣行径。”

第三个是红场事件及其造成的外交纠纷，发生在1967年1~2月间。

关于它的起因及过程，中苏双方同样有相反的解释。中国外交部在1月26日的声明中说：“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留欧学生六十九人，在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无限崇敬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朗读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表达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但是，这些中国学生却遭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野蛮镇压。在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时，苏联政府出动了预先布置好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二、三百人，围攻毒打他们，打伤三十余人，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肋骨被打断，生命在垂危中。” 按照苏联的说法，事件则是这样的：中国大使馆人员陪同中国留学生排队站在列宁陵墓入口处前面朗读毛泽东语录，而700~800人站在冰天雪地里等待着。当一名警察让他们不要阻挡队伍时，他们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起来，其中一个人朝一位妇女的面部打击。其他人开始殴打旁观者，一个妇女遭到践踏，直到队伍里的人们臂挽臂形成了一堵墙，把中国人推回他们的公共汽车为止。当时在列宁陵墓附近只有二、三名警察，在整个红场不超过十名警察，没有一个中国人受伤。

这一事件将中国的反修斗争浪潮带到了最高峰。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社论，周恩来、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和党中央国务院致电“亲切慰问反修战士”。 这天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 2月1日，69名留学生返回北京后，人民日报发表《热烈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们胜利归来》的社论，全国各地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在2月3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新闻橱窗被砸。 事发当天，周恩来和陈毅就“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我驻苏使馆全体人员表示亲切慰问”。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苏修领导集团组织暴徒闯进中国大使馆，毒打中国外交代表和工作人员，是破坏起码的外交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国关系的最严重的罪行。”

橱窗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2月9日和10日，苏联和中国政府先后宣布取消允许中苏公民互免签证访问对方国家。3月两国开互逐外交人员之先河，1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驻华使馆的两位二秘是不受欢迎的人，18日苏联外交部宣布中国驻苏使馆的一位一秘和一位三秘是不受欢迎的人。由于这样的氛围笼罩着中苏关系，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苏在对方工作的人员或者过境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非礼的待遇甚至人身攻击，各种外交事端接连发生。

对于上述事件的起由及其责任应在哪一方，当时中苏的观点截然相对。由于这些事件发生在非常的时期，所以，中国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苏关系（甚至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也非常薄弱。例如，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第十七章——“‘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只有三页两千多字。苏联的史书对于此却是重笔浓墨，写了许多并且将责任完全推到中方。 今天回过头看，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已经积累得很深了，双方在这些事件上几乎都是小题大做，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千方百计地寻找攻击对方借口。另外，还应看到，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显然是由于中方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这些处理不当的外交纠纷无疑也涉及到了中苏关系。

三

中苏军事冲突就是在两国外交事端不断加强、中国反修斗争日益高涨、苏联反华势

头（特别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猛的攻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边境上，与复杂的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1960年7月在新疆第一次发生中苏边界事件后，中国方面首先于8月22日和9月21日两次向苏联方面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1964年2月25日至8月22日，中苏第一次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谈判中，中方提出：首先应当分清历史是非，必须肯定中国清政府与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中方仍将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而不是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从中国掠夺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而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还给对方。双方可以本着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的这些地方进行必要的修改。 苏联方面也建议在最短的时间内核定两国边界的个别地段，但坚持认为，俄中边界是有历史和法律根据的，不存在侵略问题。相反，中国倒是对苏联有领土要求。

在具体的问题上，中苏分歧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一些岛屿的归属上，尤其是处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黑瞎子岛和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前者是一块东西长50公里，总面积为300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后者是一个面积仅有o．75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中方同意以过去的中俄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同时提出，这两条江都是通航河流，因此，按照国际法准则国界应当是这两条河的主航道的中心线。根据这样的划分，黑瞎子岛和珍宝岛都在中国一侧，属于中国的领土。

苏联不同意以界河主航道划分国界。对于黑瞎子岛，由于“苏联方面考虑黑瞎子距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很近，又是军事要地。因此，尽管从河流的主航道中心线来看它属于中方，苏联方面坚持对它拥有主权。” 对于珍宝岛，苏联认为：根据一幅1861年中俄双方认可的地图，乌苏里江的边界线在中国一侧的江岸上，所以属于苏联。

由于无论在谈判的前提条件还是在具体问题上中苏双方的立场、观点都大相径庭，“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基本上是宣传性质的；苏联则关心对中国做出领土让步会导致沙皇俄国和苏联从其它地区，特别是从东欧得到的领土出现问题。” 这一次边界问题的谈判不久也告破裂。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事件也越来越多。1962年4月，在中苏西段边界，特别是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又发生中国边民大规模越境的事件。《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指出：苏联某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迫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到苏联”。 苏联方面宣称，越境的67000多人是被中国当局实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搞得走投无路”，才逃往苏联的。

中苏东段边界地区也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主要是围绕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中国的渔民在这些岛子上及附近水域的生产活动受到了苏联边防军的强行干预．由于双方都认为这些岛屿是自己的领土，都派边防部队巡逻，所以摩擦和冲突接连地出现，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中国方面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赤裸裸地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它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进行武装挑衅，一再制造流血事件。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到今年三月十五日之前，苏修挑起的边境事件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一九六O到一九六四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苏联方面则声称：“中国频繁地、越来越大规模地破坏中苏边界，这也是北京领导人加紧挑衅活动的一个表现。1967年，侵犯边界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多，达二千多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全面加强反苏歇斯底里的时候，即1~2月间、8~9月间和12月，破坏边界的事件尤其频繁。” 尽管双方对事件性质的说法截然相反，但是，事件之多的事实则是确定无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3月，双方的军队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中苏边界争端达到了顶峰。

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了两次大的冲突，造成双方重大人员伤亡。由于直接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中苏双方无论政治家，学者抑或普通百姓，都以极强的民族情绪来对待这些事件。珍宝岛事件激起了两国的空前敌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激烈的交锋，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抗议声明、照会和攻击性的文章。不过，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双方虽然都加紧备战和在边界上的屯兵，小的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总的说来是“动口不动手”，由此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战争”，即双方史学界各自出版许多书籍和发展大量文章来支持本国政府的观点、攻击对方。

珍宝岛事件是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长期以来边界问题和边界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度将中苏两国带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境地。此后，两党、两国关系虽然都达到了谷底，双方甚至各有百万以上的军队集结在边境地区。但是，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非但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战争，相反迅速地缓和下来，边界谈判也随之重开。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苏双方都能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对方。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在珍宝岛事件中的奋勇反击和事后的强烈反应始料不及， 进而发现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非军事压力所能征服的；另一方面不愿意在东部再树一个强大的敌人，影响自己的欧洲战略，即发展与欧北美的关系，控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等。中国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除了加紧备战、全民皆兵以抗衡苏联之外，也感到与苏联进行军事摊牌不仅无助于边界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进一步恶化自己的国际环境。所以，在军事冲突的“列车”行驶的高速之即，中苏双方都进行了“紧急制动”。

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 中国政府次日以备忘录形式告诉苏方：“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29日，苏联政府在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除了指责中国和重申对珍宝岛的主权之外，还提出两国尽快恢复边界谈判以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 4月1日，林彪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回应说：“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4月1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提出15日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中国政府当时没有答复，直到5月24日才在一份声明中说：“苏联政府在四月十一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四月十五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至少是极不严肃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这样，苏联政府又于6月13日发表声明，建议在3个月之内恢复边界谈判。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苏联主要是从外部环境着眼，想尽快地通过协商或谈判摆脱珍宝岛事件发生的所处的被动局面；而中国主要是从内部着眼，由于反修的调子唱得很高，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很大，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还不急于协商或谈判。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去世。苏联方面提出利用柯西金率团赴河内参加葬礼之机举行两国总理会晤，中方接受了这个建议。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举行了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谈。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虽然在过去的条约是不是“平等的”、两国边界是否存在“有争议的地区”、谁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上有分歧、有争论，但还是在两国之间的原则性争论应当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边界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方式加以解决，采取措施避免军事冲突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会谈后，双方一条简短的消息：“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借从越南返回莫斯科的机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其直接结果一是缓和了边界军事冲突，“以往几个月里中苏边界每天都发生的事件几乎停止了”； 二是中苏边界谈判很快又重新开始。

四

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对中国内政、外交产生了两方

面的重要影响。

对中国内政来说，那就是经济发展进一步军事化，完全纳入到了对苏备战的轨道。

中国经济建设的军事化主要体现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确定和实施上。

50年代后期政策失误和中苏国家关系恶化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经过60年代头两年的

调整有所缓解，但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鉴于这种情况，中央计划8人领导小组在1963年初起草“三五”计划时提出，新的五年计划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目标，并决定再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国家计委1964年4月在一份《汇报提纲》中也按这种精神规定了“三五”计划的任务。 可是，中央的指导思想就因对国际环境恶化的估计而发生了变化。环境恶化的表现除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战火几乎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的军队越来越多，防范或打击目标直接对准中国。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估计得比较严重，特别是毛泽东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很高。在他的力主下，中共中央确立了“三线”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最大特点就是战备性，新建项目以钢铁工业、铁路和军事工业为主，根据靠山、分散和隐蔽的原则部署在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带，东部一、二线地区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也要逐渐地向三线搬迁。东部的一些省份也按这种模式搞起“小三线”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9月国家计委便以立足于战争，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指导思想向中央提交了以加强“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

“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呈现出的备战的对象却是动态性，开始时是对东南西北的美国、国民党、印度、苏联全方位的防范，重点则是美国。但是，随着边境冲突的增多，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大。所以，苏联在中国备战的天秤上的份量越来越重。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更是改变了对苏联社会性质的看法，认为：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已经“总破产”了，“苏修叛徒集团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更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和主要防范对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部纳入军事轨道，全军备战，全民皆兵。在毛泽东“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下，以准备同苏联打大仗为主要目的的大小“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

对中国外交来说，那就是长期处于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

尼克松上台后开始在全球收缩力量，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陷入越战泥潭难以自拔。越战使美国从1965年开始在财政上出现大量赤字，1965~1969年，财政赤字达到361亿美元。同时，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广泛开展起来。所有这些都迫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为敌的政策，而中苏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又使它感到有机可乘，利用中国来抗衡苏联。入主白宫后不久，尼克松就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立即请法国向中国转达美国欲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同年7月，美国又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8月初，尼克松利用出访的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9月5日，副国务卿理查森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对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表示‘深深地关注’。10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中国，它将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

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苏联，在军事实力远不如人的条件下，中国也需要与美国达成和解以抵制来自苏联威胁。另外，中国虽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但已经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纠正外交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偏差，从而使中国外交开始转到较为务实的方向上。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1969年5~9月间，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思，周恩来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对国际形势进行了仔细研究，在书面报告中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联扩张主要是与美帝争夺霸权，中国应该有意识利用美苏矛盾。这样做既可以抗御苏联的威胁，也能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进一步排除美国为阻挠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以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国际交往，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这还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所以，中国领导人以东方特有的含蓄向美国人抻出了橄榄枝，对美国的种种示意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70年9月，中国方面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和夫人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是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得知这个消息后表示：“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不久，周恩来又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在传话给美方，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在北京接待总统的一位特使或总统本人。再往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与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建交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