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大论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苏两党在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而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党从“左”的角度来理解、实施这些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苏共 中共 大论战 修正主义

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无论对中苏两国还是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它的前因后果的研究探讨，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于它的缘起，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之间的冲突。 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道理，可是，除了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就没有别的因素了吗？本文拟通过考察1956~1963年间的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试对中苏大论战的缘起之因做出不同的回答。

一、莫斯科会议的悖论

1957年11月，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增进合作，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利用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14～16日，参加庆祝活动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个能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统一的声明。但是，围绕着声明的内容，中苏两党发生激烈的争论。

第一，以苏联为首问题。

让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是由中国党提出来。“以苏联为首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个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来的。苏共开始不同意。” 中共提法的以苏联为首是什么意思？苏共为什么不同意？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哥穆尔卡等人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中国党提出“以苏联为首”主要考虑的因素在两方面：一是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二是苏联的国力最强，社会主义的资历也最老，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与此同时，这种“以苏联为首”也是有两个基本条件限制，一是各党必须平等，苏共不能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二是“为首”的含义也仅仅负责做一点事务性的工作，如召集会议等等。

苏联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它不想“为首”。事实上，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和苏共实际上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因而也就是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为什么苏共此时不想再为“首”了呢？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党提出的上述那两个前提条件，使本来意义上的“以苏联为首”在价值上大大打了折扣，对赫鲁晓夫和苏共没有什么吸引力；二是东欧的南共、波共和西欧的意共等党坚决反对“以苏联为首”，它们的独立自主倾向最强，但基本上支持“三和”路线和非斯大林化政策，赫鲁晓夫也不想因实质意义并不大的一种说法而得罪它们，所以才反对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写进宣言。

第二，战争与和平问题。

表面上，苏共虽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但更看重战争能够而且也必须避免，强调现之和平共处；中共虽然并不否认战争可以避免以及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但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战争，更看重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由这种斗争所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著名“东风压倒西风”的讲话中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十分恼火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 苏联学者更是攻击道：“在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立场是出于他们对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前途的好心误解，是出于一种哪怕用极端的手段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提前到来的动机。”

第三，和平过渡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和平共处演绎而来的。苏联要与西方国家搞和平共处，除了认为战争并非一定不可避免之外，还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都服务于和平共处的。中国则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对立，因此，除了认为有帝国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战争之外，中共还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中苏两党虽然都承认有和平的和暴力的两种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是，中方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保持它的政权，一直到使用武力。这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武装自卫并夺取政权的问题。” 苏方则主张和平过渡，反对中方的提法。西欧的共产党差不多都支持苏共，所以，后来中苏大论战时，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也是中共批判的对象。

第四，共同规律问题。

东欧许多国家都想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西欧许多共产党也想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从维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说，中苏两党对此都是不赞同的。中共虽然支持东欧国家、西欧共产党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但反对它们摆脱苏联模式；苏共虽然希望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能够跟随苏联进行非斯大林化，但不能容忍它们自行其事。因此，中苏两党都希望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来规范这些国家和这些党。然而，中苏两党又都主要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试图将这种共同规律作为自己的现实需要的载体，所以，在共同规律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方面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许多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都借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注意本民族的特点而持反对态度，既不同意中共的看法，也不同意苏共的观点。“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

由于有上述这些分歧，所以，在毛泽东和中共的眼中，赫鲁晓夫和苏共以及跟着他们走的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人，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搞的是修正主义；在赫鲁晓夫和苏共的眼中，毛泽东和中共以及跟着他们走的人则无视时代的发展变化，完全从本本出发，搞的是教条主义。因此，在最终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中苏两党相互矛盾的主张都被包容了进去，成为后来大论战的主要内容。

二

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南共总书记铁托，都提出批判个人迷信不能限于表面，而要从政治体制上寻找深层次上原因。 事实上也是如此。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模式，只在不同各程度缓和了国内的各种矛盾，缓和苏东矛盾，缓和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质上仍是维护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斯大林模式本质特征方面。所以，当东欧有人要超越雷池摆脱斯大林模式、离开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苏联便拿起“反对修正主义”这个武器。在维护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方面，中国党更甚至于苏共，所以也更加关注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就明确切地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为了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

中苏两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南共代表团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签署《莫斯科宣言》，明确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等提法。不仅如此，1958年2月，南共联盟又公布了新的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基础之上，不仅全面地阐述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而且还阐述了对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等问题的看法。

南共联盟新的纲领草案公布后，一些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开始在报刊上把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苏联的《真理报》4月5日发表法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加罗迪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一文。4月18日，就在南共联盟公布了纲领草案的修改稿的第二天，苏共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署名的批判文章， 拉开了全面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序幕。中国党对看到了南共联盟新的纲领草案以后，中共立即就将其定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性质：“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 5月初，也就是在南共七大通过了这个党纲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态度严厉的社论，首次以现代修正主义为题对南共联盟进行批判。 该社论认为：南共联盟纲领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它与莫斯科会议和《莫斯科宣言》的基本精神相对抗，符合的是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所以，各国共产党必须对它进行“公开的和毫不调和的批判”。6月初，《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更是认为：由于接受了美国和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所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在中苏两党的带领下，一场世界范围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开始了，一起持续到1958年底。从批判的具体内容上说，南共联盟的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和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不承认和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是要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对于前者，批判者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党。南共联盟新纲领反对苏联和苏共的领导作用，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对于后者，批判者又说：“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特别的’道路实质上是否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切国家所共有的主要规律，”这会使人们“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这次批判南斯拉夫的实质上是不同意各党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精神，维护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的苏联模式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不过，中苏两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苏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一方面注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仍保持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就前一方面来说，费多谢耶夫等人的文章虽然揭开了批判的序幕，但它不仅承认南共纲领中“包括了一系列马列主义的共同原则，有不少正确的总结”，而且还提出“党的同志式的批评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障碍”。就后一方面说，赫鲁晓夫公开提出：“在国家这一方面，我们将努力发展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扩大贸易和文化联系。” 与苏共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从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两家之间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中国随之将驻南大使伍修权召回，不久南斯拉夫也将驻华大使召回，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对于苏共在批判南斯拉夫态度上的逐渐软化，中国党是十分不满的，比如，中共多次批判南共纲领是为了“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就是针对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这样一来，苏南两党之间的根本矛盾虽然没有消除，但在“三和”方面的一致性成为主要的。所以，中共对南共联盟修正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变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主要是针对着苏共的。在中苏大论战公开爆发之前，中国党对苏联党的批评和苏联党对中国党的批评都是间接的，即中国党主要是通过批评南共和西欧的意共、法共等来反对苏共，苏共党则主要是通过批评阿尔巴尼亚党来反对中共。所以，等到中苏大论战公开爆发后，南斯拉夫问题也就成为焦点之一了。

三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全面“左”转。造成这种“左”转不只是中共党内的因素，还有一些外部因素。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波匈事件和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实际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左”转的催化剂，由于在中共的眼中苏共和苏联都在“右”转、搞修正主义。

“左”转的第一个标志是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

经过建国后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宣布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进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努力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可到了1957年，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这个转变，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与毛泽东担心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有关。 在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确有西方敌对势力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和苏联大党、大国主义造成的恶果，其主流就是反对这种模式和这两种“主义”。中国1957年夏天所发生的一切，虽然不排除个别人言辞过激、别有用心，但总的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斯大林模式。 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国知识分子与大鸣大放三者之间就有了共同之处，即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修正主义，纳吉和匈牙利事件搞的是反革命活动，大鸣大放则搞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这些又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反映。

于是，毛泽东在1957年夏天写的指示和文章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 所以，“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明确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左”转的第二个标志就是搞大跃进运动。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宣布：“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有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那就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接着赫鲁晓夫的话题大谈社会主义阵营所具有的优势，也说：“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了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这种“赶英超美”的主张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

表面上，中苏两党的赶超似乎一致，但在这种一致的背后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是超越的前提不同。苏联式超越的国际环境是“三和”，特别是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中建成的； 中国式超越的国际环境是斗争，特别是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甚至是在核大战中消灭帝国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建成的。 其次是超越的速度的不同。在实践中，中国“超越”的时间又变得越来越短。一本专著作写道：“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6年赶上美国的口号；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这样一来，中国要超越的不仅仅是英国、美国，而且也跑到了苏联的前面，因而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在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是赞成毛主席这个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的，后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又反对了。他说，什么东风，东风从哪里来？东风是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我苏联的风。”

“左”转的第三个标志是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中苏两国还都在加速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建设具有很强的乌托邦性。其中，中国的共产主义建设尤其如此，即不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而是以营造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为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快速过渡的途径而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先是在1950～1953年春实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其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此基础之上，中共中央决定“趁热打铁”，在农村开始的合作化运动，以便实现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合作化运动本着农民自愿和互利原则进行得还算比较稳健。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自愿性和互利性也越来越差。因此，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就曾多次谈到大社的优越性问题，提出了‘社以大为好’的思想。他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在社的意见》。同年8月，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里，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句话后来简化成“人民公社好”，成为这场运动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到9月底全国就有72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26425万个人民公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2%。

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剌激了苏联。这表面在两方面：一是中国在共产主义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二是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的方式要与苏联不同。对于前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毛泽东1958年11月曾多次提醒说：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3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无光，对我们也不利。 对于后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到是想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进行有创造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急于求成，中国党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反而“创造性”地将苏联20～30年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错误进一步发挥了。结果在中国，苏联模式非但没有被摆脱，相反被大大地强化了。

上面讲的三点是中国社会发展“左”转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全部。政治思想战线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也属此列。总的看来，1958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面“左”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共二十大的一种反叛，因而对当时的和后来的中苏关系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

考察中苏大论战缘起之因，还不应忽视60年代初中苏两国面临各自面临的主要难题。这些难题不仅深化的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而且为它们相互攻击提供了口实。

中国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内部的，即正处于建国以来经济因难的时期。尽管以“大跃进”和“建设共产主义”为旗帜，1958～1962年却是最差的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发展速度－2%，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财政收入每年增长0.2%，财政支出平均每年增长0.1%，财政收支差额—172亿元。” 对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正统观点，即内因主要是3年自然灾害，而外因主要是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将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便有了这样一种经典的说法，即赫鲁晓夫利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乘机卡中国人的脖子。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的做法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是，出现这种大的经济滑坡，归根到底还是“左”的指导思想在1956年以后急剧发展的必然成果。

政治上，毛泽东在党的权威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的学者提出：“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作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上，由于是主要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代表中央提交书面报告的刘少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等人都提出：造成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除了缺乏经验之外，还在于近些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彭真“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

更有甚者，“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个工作中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事求是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在农村主张‘包产到户’，在外交上主张搞缓和，在党内主张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 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中心是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于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理由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他又有‘国际背景’，但实际上所谓‘反党集团’是无中生有的，说他有国外某种势力的支持，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样就不可能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另外，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之会，自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唯一正确代表的他，开始有一种恐惧，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而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都被他纳入到警惕的视野之内，担心他们有变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危险。”

与中国相反，苏联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外交上的。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和1961年如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巩固了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完全肯定了二十大以来内政外交的方针和政策。虽然也高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旗帜，虽然工农业生产也不尽人意，虽然按生产原则将苏共改组成领导工业的党委和领导农业的党委的体制改革也不顺利，可总的说来，60年代的苏联国内相对来说倒是相安无事。然而，苏联和赫鲁晓夫的麻烦主要在对外关系上。

尽管从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把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喊得很响，苏联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冲突事件仍时有发生。1960年5月发生的两件事实际上标志着苏美之间关系缓和“蜜月”的结束，一是上旬苏联防空部队将美国王牌的U-2高空侦察飞机击落，二是中旬苏、美、法、英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在这两个事件中，赫鲁晓夫出尽了风头。可是，在接下来发生的加勒比海危机中，赫鲁晓夫却可谓是败走麦城，搞得焦头烂额。

1962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称苏联正在大海环绕的古岛上部署性攻性的导弹系统，对美国和其它西半球国家构成巨大威胁，美国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他命令美军进入临战状态，24小时之后又签署了《第三千五百零四号文件》，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封锁，任何开往到古巴的船只都必须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否则就要被击沉。美国的大型海军编队集结在加勒比海，一半以上的战略轰炸机已经起飞，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也进入了阵地。23日，苏联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实行海上封锁是“史无前例的海盗行为”，是“朝着热核战争走去。苏联还表示：“如果侵略者发动战争，那么，苏联将进行最猛烈的回击”，“对此，苏联有必要有一切”。在接下来的一周时美苏几乎展开了全方位的对峙。两国的战舰在加勒比海上怒目而视，两国的代表在联合国中唇枪舌战。与此同时，两国首脑在交换的信件中互相指责和攻击。 不过，尽管美苏在外交上、口头上声严色厉、互相攻讦，但在行动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并没有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比谁都明白，发生核战争对古巴、美国、苏联乃至全世界意味着什么。因此，彼此恐吓了一阵以后，双方开始寻求退路。最终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斡旋下，苏联政府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和飞机，并允许联合国到古巴进行“核实”。

本来加勒比海危机是美苏之间的事，与中国并无干系。但是，第一，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作交易时，也打出了中国牌，既打算美国那里换取更多的让步，也想获得中国对他的支持。比如，在10月30日致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要求肯尼迪采取正确的对华政策，促进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但是，这些只是赫鲁晓夫一厢情愿的事。在与中国敌对的时候，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做的。第二，中国党在“三和”问题上（特别是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与苏联党的看法大相径庭，反对苏美之间的缓和。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同美国妥协后，中国更加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政策”的破产，因而非但没有支持赫鲁晓夫，相反更坚定批判同苏共论战的决心。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导致中国大论战的主要原因是中苏双方在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矛盾与分歧，而矛盾与分歧的产生又主要是由于中国党从“左”的角度来理解、实施这些理论与实践。在总结大论战的教训时，批判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忽视中国党自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后者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中国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角度说，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