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多以前，姜伯勤老师告诉我，他正在把近年来对石濂大汕与清初岭南禅史的研究写成一部专著，将由学林出版社收入地域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嘱我写一短文，谈谈对区域史研究的一些意见。我顿时惶惧起来。这些年来，虽然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可以算是一种区域研究，但毕竟是在学步而已，战战兢兢地向前迈出每一步时，专注的只是尽量少摔些跤，还谈不上有什么心得。转眼间，老师数十万字书稿已杀青在即，我再不交卷，实在无颜以对， 唯有写下一点感想，作为交给老师的一份功课。
最近一些年来，我幸运地经常有机会聆听姜伯勤老师谈论他对石大汕和岭南禅史研究的进展，分享他的研究心得，老师近年来在这一课题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我也拜读过多篇，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因此，当我知道老师正在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书稿的时候，总有一种兴奋。回想我第一次读到老师在这个课题上的作品，是1993年初写成的《明清之际岭南禅学与南方文化——岭南禅学史之一考察》一文，记得当时读着这篇文章的时候，莫名地有一种激动不已的感觉。初时我不甚明白那样一种激动由何而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际”学术研讨会上，听着姜老师报告这个题目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地在心中翻腾，终于明白了一点我为何会激动的原因。当时，我有一种直觉，似乎看到一幅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将会在自己面前展开。果然，随后的几年间，姜伯勤老师陆续写出了多篇论文，这幅画卷的更多细节在我们面前渐次展现。现在的这部书稿，终于令我们看到了这一幅画卷的完整轮廓。画面上的场景是明清之际的岭南，主角是活跃在岭南的禅僧，展现出来的，则是—个绚丽多姿的历史时代和惊心动魄的文化气象。姜老师通过精细的研究而描绘出来的这幅画卷的轮廓，虽以一时一地乃至一人为主题，表达的却是一种超出时间地域之关怀。读者从中所识所感所悟，亦必能超越时间和地域之限制，从理性的事实中，找到历史认识的智慧，满足对自身文化的“好奇心”，并在审美的层面上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共鸣。从姜老师的岭南禅史研究中，我们感受到一种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史研究的魅力，而这种魅力，乃出自—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追求，由此启发我们对所谓地域史研究的学术取向作一些新的审视。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兴趣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家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历史．而以一个较小的地区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显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其社会表现，因而更容易体现历史家对所谓“总体历史”的追求。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 “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更期望能从地方研究中发展起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的话语，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
然而，中国历史学有自己深厚的学术传统，无论人们如何追求和宣称要“与国际接轨”，也不可能切断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与既有传统的联系。中国历史学中舆地方志学的传统，对现代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取向不能不有深刻的影响。基于天下一统和文化一体的观念，中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地方历史的主题，总是被理解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上的展开，是在天下—统的历史框架下的地方“向化”过程。基于这种历史观念，加上在近代科学方法关于“特 殊—一般”、“局部—整体”、“个性—共性”的归纳式思维习惯支配下，人们一般相信，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义要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按照这种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历史，只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细致地展现的过程，而地方史研究，只是作为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研究策略。虽然地方史研究也被期待着不仅可以揭示更多的“地方特色”， 丰富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在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只被定位在提供特殊性认识的意义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具有初级性和从属性的研究层次。

由于地方历史是放在国家历史的话语系统中去理解，被视为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局部”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界定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之中展开，“区域”的界线划分和认定，也就总是基于某种地域性的认同，并往往以国家行政体系下的政治边界为依据。当研究者刻意地使用“区域”、“地方”、“国家”这样的范畴作为历史过程的单位时，以一定的地理界域为对象的历史叙述，常常成为营造地方意识、建构地方认同的资源，表达着人们对“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种体认。由地方历史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也可能是一种地方主义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地方历史叙述都会着重在以发现和抽象出所谓的地方特性为目的。于是，在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方的疆界就总是倾向于明确化和凝固化。
地方史研究的这种倾向，亦为近代科学方法中的分类观念所支持。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地方”和“区域”一类范畴，常常被看成是一些固定的、僵化的、非历史的分类概念，所谓的“地方特性”被抽象成为一种超历史的事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支配着研究者的认知和叙事过程，从而使关于地方历史特性的表述成为一些非历史的概念。在一些有关区域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中，经常被讨论到并且被认为是开展地方史研究前提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去划分区域，根据什么标准去划分区域，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并被视为开展区域研究的前提，反映出研究者不言而喻地把区域理解为一种有固定界线的历史单位，至于其界线如何划定，则是根据研究者自己对“区域”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实际上仍然是出自国家话语霸权下的历史观念。但是，如果地方历史以及在地方历史中呈现出来的所谓“地方性”，仍然是用国家历史话语去表达和诠释，那么，地方历史与国家和王朝历史其实就没有根本的差别，地方历史的独特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变对全国范围的所谓“共性”的了解亦令人怀疑。
如果说常见的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大多不是出于国家主义就是出于地方主义的关怀的话，姜伯勤老师以石濂大汕等一批清初禅僧的活动为中心的岭南禅史研究则表现出不同的旨趣，其最显著的特色，是超越了“国家—地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本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追求一种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验。这种研究旨趣，与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师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史学传统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这种史学传统对地方历史的研究取向，典型地体现在清末以来取得显著成就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实践中，无论是在史家所揭示的客观事实层面上，还是在史家的历史认识层次上，都打通了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的界限，表现出与过去的舆地方志学传统不同的旨趣。姜老师在这部著作中，通过石濂大汕等清初活跃在岭南地区的禅僧的活动，描绘出清初岭南的社会图景和文化气象。这种图景和气象，固然呈现出当时“岭南”地域社会的文化面貌，但这里所呈现的社会面相和精神世界， 是由一大批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的历史活动创造出来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不由他们的地域归属去界定，他们的活动空间和文化网络也没有地域界线的限制。这一幅历史图景的展示，在认识上也就有着超越了地域性的价值，历史家透过这些历史事实建构起来的历史认识，就不只有地方性的意义，而更多地表达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体验。这部著作所叙述的不独大汕一人，所审视的也不只清初一时，所探讨的更不限于岭南一地，我们要读懂这一段历史，要透过这段历史去理解当时的时代和精神，就需要跟随着大汕的足迹，优游涵泳于无疆无界之历史时空．打破和打通一切俗世的界限，透过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探求他们的世界。在这里，历史的主体是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而所谓的地方历史，只有通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才成为可以理解的事实。

特定的区域，与其被视为历史过程的单位，不如理解为人们历史活动的空间，这种历史空间，一方面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和限制，但同时也是人们自己的历史创造，是一种历史时间展开过程的表现。无论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不只是历史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线，历史学家的睿智是将这种流动性呈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研究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通过人的历史活动去把握历史时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历史时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后，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种人本主义取向的地方史研究中，不但区域的界线是流动的，国家和地方的区分亦只是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只有在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事实的时候才有意义，这些概念之间的所有对立以及僵化的理解，都可以通过人们生动的历史活动来打通。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地方社会有很强的渗透，地方社会与国家不但是彼此互动的范畴．也没有绝对的分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行为本来就是地方社会及其历史过程的一个基本的要素，而地方历史也必然是国家建构过程的基本动力。因此，我们在这种地方历史研究中，能够读出的，不是国家与地方的对立，所期望去了解的，也不会满足在所谓的地方特性的层面，而是希望追寻在一个时代和一定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面相和人文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姜伯勤老师对石濂大汕和岭南禅史的研究看成是一种地方史研究的话，那么，这种地方史研究不仅在历史观和历史方法上表现出与一般地方史研究不同的取向，更把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带进一种新的意境。当我们进入到这种意境的时候，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疆界都在历史中流动起来，所谓的地方史研究与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之间的畛域随之消释。历史家的终极追求，难道不正是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文主义关怀吗!我们也许可以问，在史家的精神世界里，是否真的有“地方史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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