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关键词：晚明；福建；江浙；区域贸易





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晚明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但以往对闽浙贸易的研究一向是详于清代而略于明代，其原因在于明代的史料较缺。近年笔者从晚明的笔记小说、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搜集了一些稀见史料，在此试图较深入地探讨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品贸易。

一、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与商人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晚明福建通往江浙有两条陆上通道，其一，从崇安分水关通往江西，然后从赣东北的玉山进入浙江的常山，再顺着钱塘江上游通往杭州；其二，从浦城的仙霞岭通往浙江的江山县，从而接通钱塘江上游的河流。关于明代这两条商道的详细情况，可看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此书作于隆庆年间，记载了分布于全国的主要商道，以下摘录有关闽浙商道的记录：

从浙江衢州经江西玉山到福州。 “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十五里，草平驿．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怀玉驿，玉山县；九十里广信府上饶县葛阳马驿；八十里鹅湖驿．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兴田驿，并属崇安；五十里建溪驿，建阳县；七十里叶坊驿，属于瓯宁县；五十里建宁府(瓯宁县、建安县)城西驿，属瓯宁；四十里太平驿。属建安；四十里大横驿．属南平；四十里延平府南平县剑浦驿，西北去邵武府；东六十里茶阳驿，属南平；九十里黄田驿。五十里水口驿，并属古田；四十里小箬驿；八十五里白沙驿，并属侯官。六十五里芋源驿，属怀安县；二十里至福建布司福州府三山驿。……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崇安至福州府水路滩洪缓急"[1]。

若将以上驿道所经城市罗列，就可较为简明地看出浙江通往福建的商道走向：衢州、常山(以上屆浙江)、上饶、玉山、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瓯宁、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怀安、福州(以上属福建)。由此可知，这一条商道主要是通过铅山与崇安之间的分水关而进入福建。除了隶属于福建的城市外。外地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是铅山县河口镇。该镇是赣东北的交通咽喉与商业中心， 由这里发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从而联通长江流域诸地；从鄱阳湖也可进入江西省的赣江水系，赣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广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铅山还可以翻越玉山进入浙江，在常山县上船，进入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铅山河口镇，是东南区域运输的枢纽之一，对福建省来说。只要进入了河口镇，就可进入陆上的东南区域商业网络，由于这一原因，由崇安经分水关到铅山的商道，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实际上，由这条道路通往江浙，要比仙霞岭路稍远一些，但因这条商路的重要地位，仍然成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明人称这条商道为分水关大路，有时也简称为“大关”。

入闽的第二条商道是从衢州府的江山县经仙霞岭到建宁府浦城县，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也有记载：

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十里鱼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舡；八十里水吉，巡司；七十里叶坊驿，五十里建宁府”[2]。

这条道路虽然中途没有河口镇之类的大镇，但它也因此不要绕道江西，“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3]。不过，其间道路也十分艰险。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4]。“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尽管山道修得较好，但因山道陡峭，“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5]。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到仙霞岭，“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6]。明代仙霞岭没有设驿道，所以，人们有时称之为仙霞岭小关。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关”与“小关”之名。

由于仙霞岭山道既险且长，屡有意外事件发生，运输不够安全。因此，在这一条商道上有商品运输保险制度实行。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县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7]。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行主，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空手过山，到清湖领货。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工价钱十分便宜，从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货物的运费仅值银两一钱；此外还看到一条从福州城西驿运到南平建溪水口运费价钱：“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下减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8]如此低廉的运费，是闽浙之间商品运输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当时的商道主要沿着河流走。闽浙之间，钱塘江与闽江两条大江自然成为联络两省的主要商道。而两江上游之间的商道，则由崇山之间的山路构成。福建通往浙江的山路主要有两条，其一绕道江西铅山河口镇，是为当时主要的出闽大路；其二翻越仙霞岭，从浦城到浙江的江山县。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海路交通。福建与江浙二地面临东海，拥有众多的港口，较为著名的大港有今属江苏的上海、乍浦，今属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属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东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过， 明代由于倭寇入侵东南海疆，闽浙二省都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沿海运输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嘉靖年间闽浙巡抚朱纨即规定了当时的海运船不可太大：“其福州等处原编民间卖谷船只，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为率，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惟不许假借乡官名目，亦不许官与编号。如丈尺过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内报官，一体免罪．估价官买，充战哨公用。俱要编立字号．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那换”[9]。后来，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一书也说：“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人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lO]。可见．官府虽然允许闽浙沿海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对船只的大小有相当的限制，船只过小，不能进远海，只能在沿海港口贸易。于是，官府可以通过控制港口来限制海上贸易：

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五 月六月，正发船通番之候，有违禁越界之船，即将其船入官，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闽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汇，岂一苇之可航?而华夷之路绝矣[11]。

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闽浙边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按照官方的规定，闽浙之间的货物贸易，都应通过这一港口交换，分别由各省的货船将其运回。应当说，在嘉靖年间倭寇频频入侵的时代，闽浙官方仍能批准这一条例，对保护当时的沿海运输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倭寇大举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府对海运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众从官方获得船引是较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8]。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8]。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 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 “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L1”。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LSJ。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LSJ。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 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以服装原料为例，过去闽人冬夏不过一件苎布衣裳，而到了晚明，闽人在夏天穿丝绸与苎布，冬天穿棉布衣服，并用丝绵及棉絮做夹袄，这都造成丝绸与棉布、棉花消费的增加。福建本土生产的生丝不如江南的质量好，而多雨的气候不适宜广泛种植棉花，因此，闽人对丝绸、棉类商品的消费，导致了江南丝绸与棉布的输入。以下分述江南丝绸、棉布对福建的输出。

丝绸。明代中叶的<八闽通志)说：“此地蚕桑差薄．所产者多颣，民间所须织纱帛，皆资于吴航所至”[23]。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兴化府志》：“本地蚕叶差薄，丝多颣，民间所织纱帛，皆资于吴中”[24]。又如安海志所说：“俗尚游商，富家挟财本置绵葛等布，胡椒、木香、牙、明珠、翡翠等货，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发卖。仍置其地所出如丝绵、锦绮、羶布、靴袜等物”[Z5]。可见，当时的福建输出各种海外商品及土产，进口江南的丝绸。明代福建向海外输出大量的丝绸，其中江南绸缎获取的利润尤大。在利润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织江南丝绸，如漳州：

漳纱，旧为海内所推，今俱学吴中机杼织成者，工巧足，复相当，且更耐久。绮罗，漳制亦学步吴中，第不如纱为精。

光素缎绢，漳绢与他处不同，亦有最佳者[26]。

泉州丝织业的原料都来自江南：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出郡城；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线纱，出郡城；

丝布，用湖丝，今织者少．出郡城；

罗，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27]。

漳泉等城市丝织业的发达，更促进了湖州生丝向福建的出口。《闽大记》云：“帛，蚕丝所经纬，有土绢、改机、丝布、线绢、草缎、帽缎之属，皆出于会城。漳绢、莆绢间有之。欲如吴纨、蜀锦之美好，无有也。以丝出湖蜀．此地所产，尽不佳矣”[28]。据其所载，明代福建出产多种丝织品，不过，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与四川二地。《闽部疏》论福建：“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19]。这也说明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29]。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

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王应山《闽大记》说：“此中多麻杗，罕种木绵……若绵布，悉自外至”[28]。明代前期，闽人大多以苎布为衣，自产自用，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奢华．棉布消费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满足当地人的消费需要，便要从外地输入各种纺织品。如位置较为偏僻的龙岩县：“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杂物次之，磁器又次之"[30]。王胜时说：“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31]。这话当然讲得过于绝对，实际上，福建省内也有一些地方有棉纺织业与丝织业，不过，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地方形成自给自足似的纺织品消费，如泉州“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32]。大致说来，明代福建诸府，福州、福宁、汀州等府都要从江浙输入棉布，而另一些地区则是进口棉花纺织，安海商人“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州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闲，则人安溪、永春、德化贩卖”，[25]。这些棉花主要供各地妇女纺纱织布，“端淑买绵，昼夜纺衙中，逮归，积纱一损”[33]。泉州沿海逐渐成为主要棉布产地之一，“棉布为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经斜纬，织文方斗”。织成的商品每每输出海外，“安海商人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25]。

闽南棉布加工业的发展造成棉类商品大量输入福建。据史料的记载，福建东南沿海与江南的棉花贸易极盛。褚华的《木棉谱》云：“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34]。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35]。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粮食对福建的输出。福建山多地少，是国内著名的缺粮区：“全闽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满，诸海邦食地浅，人溢于土，虽大穰，仅足当他省下岁”[36]。因此．在一般情况之下，福建都要从邻省输入粮食。

海路北道米人闽。据<福宁州志)载，明代成化年间，福宁州大饥，“斗米百钱．民艰食”，未见有当地人从浙江运人粮食的记载。迄至嘉靖六年，福宁州又一次发生灾荒，“谷价翔踊，民艰食，富者贸赀产转籴温州米以济，贫者掘蕨根充饥”[37]。福安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嘉靖六年、十四年，并以四月谷贵，中户鬻产转籴温州米得活”[38]。浙江的温州在明代是一个粮产区，它与福建省比邻而居，与福建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王士性写道：“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39]。“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在北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40]。以上几条史料都说福建从浙江输入之米取之温州，实际上，来自台州的也不少，明末董应举在“米禁”一文中将温州与台州并列，并说福建之米，“北仰温台"[41]。

运来福建的北道米有两个来源，除了浙江外，又一路来自江南，万历三十六年，福州大饥，巡抚徐学聚组织商人去江南运米，福州人说：“江、淮、苏、松之米浮海人闽，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赐大矣"[42]。除了福州之外，万历年间的泉州：“稻、米、菽、麦，……由来皆仰资吴、浙”[32]。何乔远的《闽书》亦云：“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43]。这都说明泉州也从江浙购人大量的粮食。

以上统计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

三、由福建运往江浙的主要商品

明代的福建在与江南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不过，白银流出过多，闽人也要考虑以输出商品来平衡江南贸易。于是，许多商人将福建各种土产运人江南销售，如<闽大记)的作者王应山说：“即有土利，轻赍贸易，尽入江浙要津"[28]。除此之外，外地商人人闽，如果只带白银回去，他们只能获得商业买卖中一趟的利润，倘若在福建采购各种商品，他们便能获得二趟的利润，因此，入闽商人多愿采购各种土产，这也造成福建商品的北流。如前述商罗四维，在松江买梭布一百两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崇安发夫．直到水口陈四店写船”[8]。在这一背景下，福建输出江南的商品日益增多。

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

水果。福建输出的水果以荔枝、龙眼最为著名，其时，有不少外地商人人闽购荔枝，“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人赀，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树主与樸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日：某树得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一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樸家嘱少"[44]。明代的安海，“乡人以荔枝、龙眼焙作干，谓之桂林、桂元，运往温、台、苏、杭、南京等处发卖牟利”[25]。

龙眼生吃的口感虽不如荔枝，将其炮制之后，其价值远胜于荔枝，释如一说：“福清处处有之，广州所出，核大而肉烂，不及吾闽，商贩流布，以此别之。或生食，或浸蜜食，或曝干煎炀食，健脾、益智、延寿"[45]。自明代开始，龙眼干已是福建出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何乔远所说：泉州“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143]。在荔枝、龙眼二果中，焙干行销的主要是龙眼。在中国人看来，龙眼干是温补的食品，冬天食用龙眼干，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福建龙眼干在国内销路极好。它也是福建销往江南的主要商品之一。

柑桔的输出量也不少，清代初年的王胜时说：“柑桔一类，俗以黄者为柑，丹者为桔，闽产为天下最，清漳尤称佳。先朝盛时，闽桔之美，达于京师。岁时传柑，非此不乐"t31J。这都反映了漳州乳柑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安海志》说：柑桔“耐搬动、可久藏，乡人远商苏杭、临清、两京，或异域番国，必置此为货，多获厚利”[25]。而福州的红桔，因“福桔(吉)”之名，成为江南人家迎春节必备的食品，畅销江南。

明代福建是国内主要的糖产区之一，宋应星说：“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U40J。这说明了闽粤制糖业在中国的地位。王应山说：“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满山谷”[28]蔗榨制的白糖与红糖，是福建主要输出商品之一，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L47J。明代漳泉一带缺粮，即与农民以稻田种蔗有关。由此可知，闽南的甘蔗种植相当广泛。

福建的木材也向邻省输出。明代人说，“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48J。文中提到的洪塘与南台，是福建省会福州临江的市镇，它也是闽江上游商人与外省商人交易的地方，江面上停满了来自上游的小船、木排及沿海来的海船。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兴化商人经常驾驶大海船走江南与福建之间的港口，许多木材商人便租赁他们的海船将木材运到浙江的宁波出售。浙江人说：“商船惟闽有之……间有载木之船，亦不甚高大”[49]。浙江海禁时，常提到闽船，“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14]。又如，王在晋的<越镌)记载：浙江人“先往福建收买杉木．在定海交卸”[11]。可见，江南一带不产杉木，所需建材多从福建输入。

以上的木材输出主要走海路，其时，福建木材还有从陆路输入外省的。李世熊说：“吾土杉植最盛。……此材为栋梁、棺椁、舟车、百器之需，利用最博。先时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南京附近)．其价不赀[SOJ。据此，闽西的杉木翻山越岭，被运至江西河流，然后顺流而下，转运江南的瓜州等地。福建木材输出之多，可以想见。杉木是古代中国主要建筑材料，使用量很大，江浙所用建材，一向来自福建，木材因而成为福建重要输出商品之一。

蓝靛。明代江南纺织业盛行，而其染料主要是来自福建的靛青。王世懋认为“泉之蓝”，是福建主要输出品之一”[19]同安人林希元说：“靛．此货甚于吾同(安)，转贩人浙者获大利，永春只自给”[51]。叶梦珠记载：他的家乡上海一带消费的青靛，“初出闽中”，后来因战争隔断了航路，有人因市场上缺乏福建靛青，便在江南试种，一度获利。不过，当福建青再度出现于江南市场上时，江南土靛失利，“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所以，最终当地人不种靛青．还是从福建进口[52]。

纸张。福建造纸业历来闻名东南。胡应麟说：“凡印书，永丰(江西)绵纸为上，常山(浙江)柬纸次之，顺昌(福建)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按，当时人造的纸主要有楮纸与竹纸二种，楮纸质量好，但价格贵；竹纸质量较次，但价格便宜，因此，藏书家多赞美楮纸而批评福建竹纸。“顺昌(纸)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胡应麟不知顺昌纸也是福建产品，所以将它另人一类。应当说，竹纸在制造之初，其质量比不上楮皮纸是正常的。从其以“价廉取胜”这一点而言．它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纸，因而，它的市场十分广阔。到了万历年间，福建各地的竹纸制造技术普遍提高．胡应轔说：“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53]。从“海内利之”这句话中我们知道，当时福建竹纸的销售十分广泛。再如王应山《闽大记》云：“楮，有竹纸数色，白出顺昌，黑出建邵诸邑，……其用普于四方”[28]。何乔远《闽书》沦顺昌：“煮竹为纸，纸曰界首、曰牌，行天下。”这些材料都说明顺昌之纸在国内市场上非常畅销[43]。

江南是纸张的主要消费市场。晚明福建纸在江南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节节上升，叶梦珠说：“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54]。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土纸生产日益兴盛。邵武的方志记载：“纸……俱出邵武县，四方商贾多结贩往湖广、南直隶诸处变卖。本郡诸货，惟此颇为得利”[35]。这里所说的“南直隶”就是江南区域。

在江南市场上福建纸商随处可见，“施守训，福建大安(即崇安)人。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馀篓，价值八百馀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纸五百馀篓等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账者，复候半年”lsj。这一段文字是说一个崇安商人在苏州受牙人欺骗的故事。但从故事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位崇安商人的经营颇有规模，他先后运了1500余篓纸张到苏州出卖，约价值1200两银子。

明代的福建是国内主要铁器产地之一，“铁产上府尤溪为盛，贡课之外，转市他省，以利器用。甚伙-[281。明代福建铁器是相当有名的，卢若腾<岛居随录)记录了明代福建铁器的制造：“冬月收取地溲。以柔铁烧赤投之二三次，刚可切玉。”徐渤的<笔精)说：“吾闽产铜铁，铸刀剑甲天下”[56]。许多外地商人到福建购铁。“游天生，黴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

夏布。明代福建的夏布是相当有名的，尤溪县的苎布“最佳者价值两余”[57]，外来商人往往购买福建夏布运到北方。“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入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馀两，复往长埂买布”[8]。福建商人也将夏布运销外地，如前述宁城人李英，即以采购夏布为主。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58]。不过，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43]。北镇布之外，永春县“白苎之布，比弱吴纨”[43]。王应山<闽大记)述及福建夏布的生产时说：“长乐、建阳、邵武、将乐俱细”。说明这些地方的夏布生产是较好的[28]。

四、晚明福建与江浙经济的互动及其意义

从闽浙贸易的结构来看，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对江浙方面来说，与福建的贸易的意义在于：其一，福建是江浙商品输出海外的中转站。晚明江浙二地实行海禁政策，江浙的港口没有对外贸易的权利，整个东南沿海，只有福建的月港在隆庆年间获得了对外贸易的合法权力。在这一背景下，江浙输出的商品只有经过福建商人之手才能运销海外，因此，对江浙而言，福建是江浙沟通海外的重要桥梁之一。其二，福建是江浙白银的主要来源地。福建本地所产白银数量有限，但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由于福建商人在这一时代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福建因而成为海外白银流人中国的主要渠道，江浙对福建的贸易可以为其换得大量的白银；其三，福建是江浙商品的重要市场之一。晚明白银的大量注入，使福建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对江浙商品的消费欲望也大为增长。来自江浙的丝绸、棉布、稻米，在福建获得广泛的市场。江浙也从这些商品的输出中。换取大量的白银；其四，福建是江浙的原料来源地之一。从福建输出江浙的商品结构来看，最大量的是木材、蓝靛等原料。江浙的房子多为土木结构，对木材的使用量很大，东南诸省中，唯有福建能够输出大量的杉木，倘若没有来自福建的木材，江浙只有依赖来自四川等省的建材，因此，福建木材对江浙的建筑业是有重要意义的。蓝靛是江浙染布业的主要原料。在染布业内，有“金染缸”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匹白坯布经染色以后，其价格可以增加一倍至几倍!古代的中国人大多是着白布衣服，但在明代，白衣已被看作是丧服，民众平日所着衣服，多为经过染色的蓝布。这一习惯使江浙一带生产的蓝布畅销天下。仅从这一点来看，福建以蓝靛为主的染料生产，对江浙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福建生产的竹纸，也是重要印刷原料。其五，与福建的贸易繁荣了江南的城市。江浙与北方的城市一向将杂货店称之为“南货店”，这是因为：江南与北方的杂货主要来自闽粤，如浙江的“普陀一无所产，……自闽广来者皆杂货，恰勾岁用"L59J。杂货店的开设，显然是江浙城市繁荣的一个原因。其次，福建富商云集江南城市，是江南城市繁华的一个原因，江南名城苏州最繁华之地是阊门外的一段街道，而此地恰为是闽粤商人聚集之地；再如：浙江的宁波港有来自闽粤的大商，“闽广之地，富商远贾，帆檣如栉，物货浩繁”[60]。可见，福建的商船使当地经济日益兴盛。

对福建而言，与江浙贸易也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江浙是福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福建是一个多山的省份，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这一自然条件制约了福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事实上，自南宋以来，福建就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沿海区域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外地。明末福建粮食主要有二个来源：南路的广东米与北路江浙米。刮南风的季节，是广东米来福建的日子，而刮北风的季节，只有江浙米可以到福建。对福建而言，不论是江浙米还是广东米，都是不可缺的。明末的福建灾荒频频，在大多数年份，福建都是靠外省之米度过饥荒的岁月，可以说，明末的江浙航线已经成为福建沿海民众的生命线；其二，江浙成为福建重要的原料来源地之一。明末福建沿海的丝织业与织布业都很发达，它所生产的商品主要用于输出海外的美洲、欧洲、日本等地，福建自身消费的棉布也很可观。为了保证丝织业及棉布业的原料供应，福建商人每年都要从江浙运来大量的生丝与棉花。没有来自江浙的生丝与棉花，福建不可能有较大规模的丝织业与棉织业；其三．江浙也是福建商品的重要市场；如上所述，福建生产的木材、纸张、蓝靛、糖品都以江浙为最大市场。明代的江南，由于长江及运河航道的畅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心市场，福建的商品只要进入江南城市，便可以通过江南进入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络。尤其是福建与北方市场的联系，由于明代的海禁，福建商船不可能直接航行到北方港口，因此，福建商品的北运，大都要经过江南市场的中转，然后通过运河运向北方。可见，江南与浙江市场对福建的意义非同凡响。其四．江浙还是福建对外贸易中主要商品的来源地之一。明末是中国商品畅销世界的时代，最畅销的商品有三类：江浙的丝绸、江西的陶瓷、福建的红白糖，其中尤以江浙的丝绸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润。福建虽有丝织业，但所产生丝质量比不上杭嘉湖区域的湖丝，所以，闽人外贸的丝绸。或是以湖丝为原料，或是直接购取江浙丝织品出售，又或直接向海外市场出售湖丝，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因此，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对江浙的贸易，换句话说，没有对江浙的贸易，福建商人将失去大半利润；其五，对福建来说，江南还是销售海外商品的主要市场。明代的中国主要从海外输入香料、胡椒、犀角、象牙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远非福建的富人所能消费。闽商要将这些商品全部出售，只能依赖于江南市场及与其联系的全国各地市场。闽商若能将外贸商品出售，就能回笼银子，从而采购大量江南商品，获得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

由此可见，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闽浙之间的贸易促进了双方的繁荣，换句话说。明末江浙与福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的贸易。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事实上，我们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近代化的整个大趋势的潮流中去考察，尽管中国近代化的趋势要比西方国家发展缓慢，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化趋势的发生也比西方迟，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双方经济的发展都依赖于对方区域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1[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2—3．

[2]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8[M]．254．

[3]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2。送浦城陈大尹考满复任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

[4]周亮工．闽小纪：卷3，仙霞岭[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2．

[5]姚旅．露书：卷7，杂篇[M]．济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5．663．

[6]华廷献．闽游月记：卷1[M]． 台北：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第239种．3。

[7]延陵处士．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下卷[M]．潭邑余文台梓行本．21—22．

[8]张应俞．骗经[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341，336，422，472，362，456，362，382，387，382，351，362，361。382．

[9]朱纨．阅视海防事：没官海船[A]．明经世文编：卷206，朱中丞甓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2166．

[10]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9．

[11王在晋．越镌：卷21，通番[M]．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4册．495、496．

[12]沈鈇．上南抚台暨巡海公祖请建彭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A]．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北京：中华书局，四部丛刊三编．

[13]黄克缵．数马集：卷25，巡抚福建副都御史袁公生祠碑[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168．

[14]王在晋．越镌：卷20，禁通番议[M]．483、486．

[15]张延登．请申海禁疏[A]．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3—104．

[16]何乔远．镜山全集：卷52，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M]．安海志修编小组：新编安海志[Z]．1983．136．

[17]王慎中．王遵岩集：卷12，处士易直王翁墓志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7．

[18]杜士晋．康熙连城县志，卷7，人物志，谢超传[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166．

[19]王世懋．闽部疏[M]．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12．

[20]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卷1，风俗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3．

[21]韩国藩，等．万历邵武府志：卷10，风俗[M]．明万历四十七刊本胶卷．4．

[22]袁业泗，等．万历漳州府志：卷26，风土志[M]．明万历四十一刊本胶卷．3．

[23]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25，食货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512．

[24]吕一静，等．万历兴化府志：卷1，物产[M]．明万历三年刊本胶卷．77．

[25]安海志修志小组．新编安海志：卷11[M]．自刊：1983．115，114，104，105．

[26]袁业泗．万历漳州府志：卷27，风土下，物产[M]．明刊本胶卷．2．

[27]阳思谦等．万历泉州府志：卷3．物产[M]．泉州市编纂委员会，1985．43．

[28]王应山．闽大记：卷11，食货考[M]．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1，2，5。6．

[29]唐甄．潜书：下篇，教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7．

[30]汤相，等．嘉靖龙岩县志：卷上[M]. 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胶卷，66．

[31]王胜时．漫游纪略：卷l，闽游[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本．17，5．6．

[32]黄任，等．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引明万历志[M]．4。

[33]洪朝选．芳洲先生文集：上卷，亡室宜人端淑蔡氏圹志[M]．香港：华星出版社，2002．172．

[34]褚华．木棉谱[A]．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10．

[35]吴梅村．木棉吟[A]．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51．

[36]曾异．纺授堂文集：卷1，为三司贺闽督抚都御史萧公报政序[M]．明崇祯刻本．44．

[37]林子燮，等．万历福宁州志：卷10，杂纪志，祥异[M]．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页码不明．

[38]陆以载，等．万历福安县志，卷9杂纪，岁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215．．

[39]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M]．北京，中华书局，1981．74—75．

[40]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10，台湾府[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17682．

[41]董应举．崇相集：议，米禁[M]． 民国十七年重刊本．46．

[42]林烃，等．万历福州府志：卷75[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742—743．

[43]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M]．942、944、943．

[44]周亮工．闽小纪：卷1[M]．16．

[45]释如一．福清县志续略：卷2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215．

[4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第四[M]．成都：巴蜀书社．1989．278—279．

[47]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M]．丛书集成初编第3161册。7．

[48]张延登．请申海禁疏[A]．计六奇． 明季北略：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3．

[49]王在晋．越镌：卷18，防海八议[M]．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04册．459．

[50]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卷2，土产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19．

[51]林希元．嘉靖永春县志：卷1，物产[M]．明刊本胶卷．页码不明．

[52]叶梦珠．阅世编：卷7，种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6—167．

[5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3．

[54]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六[M]．160．

[55]韩国藩，等．万历邵武府志：卷9，物产，货之属[M]．31．

[56]徐渤．笔精：卷8，鲛鱼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25．

[57]邓一鼒．崇祯尤溪县志：卷4，物产志[M]．明崇祯九年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595．

[58]张岳，等．嘉靖惠安县志：卷5，物产[M]．21．

[59]朱国桢．涌幢小品：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59．628．

[60]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A]．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47，张文定甬川集[M]．1465．

On the Regional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the Two Provinces

Jiangsu & Zhejiang in Late Ming Dynasty


Subject: The regional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the two provinc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was quite developed in the Ming Dynasty.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exported some items of goods toFujian, such as raw silk, silks and satins, cotton, cotton cloth, grain. Meanwhile, Fujian exported litchi,longan, mandarin orange, timber, grass cloth, paper and the silver got in the overseas trade to Jiangsu andZhejiang Provi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both sides, depends on the other side's market,raw materials and capital. And its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each other is not only deep but also essential.From the observ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ujian and and the two provinc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 wealready can see some clues of China's modern times.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Fujian; Jiangsu & Zhejiang; Regional Trade